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材料一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作为一个自然神论者，他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作为其自然神论的思想基础，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他同样也受到中国文化以及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并高度赞同朱子理学自党的理性精神。伏尔泰主张不应该继续盲目速信基督教，应学习中国的儒家思想，用历史的眼光来判断基督教。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儒教是人类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在欧洲陷于迷信腐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实行最有道德的纯粹宗教了”。

——摘编自那上仪《中国儒家思想对17、18世纪法国的影响》

材料二   下列是中国出版的与研究启蒙运动有关的部分著作：

材料一   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儿童教育理念，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在他看来，传统的学塾成为儿童的牢笼，儿童则把夫子视为敌人，易形成儿童的反抗心理。他将儿童比喻成草木，提出顺应儿童性情，肯定了儿童喜爱游戏的天性，并以“习礼”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王守仁说：“凡授书，不在途多，但贵精熟。”儿童读书贵精，当量力而为。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居官文人，将儿童教育作为统治者实现“下学上达”目标的便捷途径，广泛宣传治.国安邦之道，使社会成员从小就自觉接受建立在理学基础上的伦理道德教化。

——摘编自殷文洁《王守仁蒙童教育思想对当代小学教育的启示》

材料二   18世纪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快速发展，但人的自然属性却在社会变迁中遭到破坏，机器大工业的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的异化，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原有的和谐被破坏。因此，卢梭对人的自然本性加以探讨，发现了儿童这个独立特殊的个体，秉持“儿童本位’的教育观，开创西方儿童教育研究的先河。他说：“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儿童是天性善良的、自由的和感性的存在。教育者要遵从儿童作为人的本性和儿童的本性，使其顺其自然的发展，同时儿童是具有尊严和权利的独立个体，所以成人不能剥夺大自然赋予儿童的天性，从而使儿童的童年价值得到充分的保证王。

——摘编自李舒静《马克思与卢梭的儿童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材料一   18世纪法国崛起的一代启蒙思想大师，也接受孔子思想熏陶，高举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帜，将其发展到最高度、阐发到最强度，为法国启蒙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和重农学派代表魁奈，都表现出对孔子学说及其价值的虔诚与敬服，伏尔泰所倡导的“开明君主”就是中国儒家理想中的德君。狄德罗借助中国文化的材料，利用作为百科全书主编的特殊地位，开展对法国现实的无情批判。魁奈认为《论语》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于希腊七贤之语。启蒙思想家们通过研究孔子，进而把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写入1789年的《人权宣言》。

——摘编自陈奉林《孔子在欧洲》

材料二   20世纪的中国历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清人“天朝上国”的美梦破碎，“睡狮”惊醒。社会从渐进式的演变，骤然发生了急剧性的变迁，这种脱离循序渐进的发展方式，把中国带入了西方式发展的轨道。随之，文化思想领域“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孔子儒学遭遇空前的危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诸贤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和吴虞等知识分子，称孔子为中国历史的祸根，并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热潮，孔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往日神圣的光环，一时间尊严扫地，甚至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孔子长期的圣人尊号也被许多人改为“孔氏、孔老二、盗丘”等。

——摘编自傅丽丽《陈独秀孔子观研究》等

材料一   宗教改革前的西欧社会是一个宗教普世主义下的二元政治体制社会，传统的阶层制国家只有边陲而无国界，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有限，因而君主一直处于与教权和地方贵族分权的政治斗争中。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宗教改革破除了基督教神学大一统的局面，将宗教事务变为民族事务，创建了民族教会，推广民族语言，从历史、文化、语言、心态上推动了英格兰的民族认同，催化了民族意识，构建了整合性的英格兰民族。伴随宗教改革的到来，英王亨利八世及其后继者不断健全国家机器以及法律实践，在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建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这种新型政治共同体。

——摘编自周曼斯《英国宗教改革与16世纪英格兰民族国家的构建》

材料二   在长期的思想启蒙运动风云变化之中，从意大利到法兰西，从德意志到俄罗斯，倡导民族话语，复兴民间文化，注重现实生活，鼓励科学技术等新文化运动事件此起彼伏。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标志着旧文化观念的衰落以及新文化观念的形成，这也是各民族身份认同的有力见证。例如。意大利学者维柯的《新科学》，法国学者伏尔泰的《风俗论》，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的诗歌，德意志诗人歌德的《浮士德》等都是在欧洲启蒙时代出现的民族文化语言经典之作，对于建构各民族文化认同有重大作用。没有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民族语言创作，西方诸民族国家就无法突破古代文化遗产和教会文化霸权的历史局限，西方各国的现代民族文化谱系也就无法建构起来，而各国政治和经济的重大变革也难以持久。

——摘编自江宁康（启蒙运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起源》

材料一   《治要孝经广要道章》引孔子的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善于礼。”在孔子看来，礼乐是治国的基本方式之一。从个体来看，通晓礼乐，以礼残行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君子好礼、学礼并非仅仅自立；从治国来看，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君子好礼、行礼，就不单单是个人之“修身”，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途径。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的社会治理办法，即以六经中的思想作为判常的依据，犯罪者的动机是否合“礼”，对审判结果会造成直接的重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礼”“法”合流，是以“礼”入”法”而成，即是汉廷尉陈宪疏中所说的现象：“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摘编自王乐《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礼治》

材料二 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建立在推崇个人权利至上的基础上，把私有制、私人占有、自我所有权看作天经地义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亚当·斯密将“看不见的手”“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守夜人”等经典隐喻缘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诺齐克提出“最小国家”体现了自由至上的理念；哈耶克坚持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个人自主。

——摘编自张国清、何怡《西方社会的治理危机》

材料一   面对发展了千年之久并深深扎根于人心的基督教，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心情是极端矛盾而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抨击教会，无情嘲讽僧侣，反对禁铟人性的基督教教义，要求以人本替代神本，提倡理性与信仰相分离；另一方面，他们始终坚信“上帝至上”的思想，并怀着深厚的宗教情结，与教会进行了广泛的合作，表现出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与执着。

——摘编自冯英《论析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宗教思想的历史地位》

材料二   启蒙思想家们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他们丢弃了前人所披的种种外衣公开向宗教神学和封建君主专制开火。他们用信仰自由和宗教容忍对抗宗教迫害，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

——摘编自尹虹《略论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