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艺复兴对于整个中世纪神权……的精神统治，都是一次强力反动。文艺复兴对世界文明最伟大的贡献，还是它通过自己各方面的重大成就，昭示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伦理观……只有解决了个人主义的合法性（或正当性）问题，一切阻碍个性自由发展的传统束缚……才有可能统统被冲破，以往一直受到严重抑制的个人创造潜能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才有可能开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进程。

——摘编自马克壵《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路德的思想和教会成了自由的旗帜，因为路德的原则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牧师，他将直接与上帝沟通。这种开放的、可以按照自己心愿与神对话的信仰方式，使基督教徒获得了自由，特别容易在德国和欧洲流行开来。更为重要的是，新教置宗教和教会于政府行政和国家法律的掌管之下，从而消除了教会对于世俗权威的威胁，社会又恢复了它的秩序。

——摘编自马克壵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15—16世纪是一个公认的历史分水岭，它标志着中世纪与现代之间的分界。但有学者却认为这一时期理性精神仍然受到压抑，西欧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西欧社会真正的变化是从17世纪才开始的，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一个全新意义上的现代西方社会才真正产生。因此，西方中世纪和现代的真正分水岭，严格来说不应该放在15—16世纪，而应该放在17—18世纪。

——摘编自赵林《赵林谈文明冲突和文化演进》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自私”“自利”是“有生之初”人的本性，指责君主以个人的“大私”“大利”侵吞“天下之人”的“自私”“自利”。他反对“臣唯君命是从”，主张臣者“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强调“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

卢梭认为专制制度带给人民的是一种灾难。他指出“人们共同的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每个人都必须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摘编自赵子平《＜明夷待访录＞与＜社会契约论＞》

材料二   西方封建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权力，教权是精神权力。还有，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而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既是君，又是圣，君神合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做“君者，法之原也”……中国明清时期进步思潮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

——摘编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处处提倡人性和人权，重新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的情感和思想要摆脱神学的禁锢，尽可能走上一条自由发展之路。人文主义者指出天堂不在来世，而在现世。他们公开申明，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符合人性的要求。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二 路德的思想和教会成了自由的旗帜，因为路德的原则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牧师，他将直接与上帝沟通。这种开放的、可以按照自己心愿与神对话的信仰方式，使基督教徒获得了自由，特别容易在德国和欧洲流行开来。更为重要的是，新教置宗教和教会于政府行政和国家法律的掌管之下，从而消除了教会对于世俗权威的威胁，社会又恢复了它的秩序。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在卢梭看来，权利绝不是建立在暴力和强权之上，而只能建立在自由的契约之上。因此，社会契约是一切政治自由与权利的来源。康德则认为自由的个体具备自己决定自己的性质，在理性世界中，自己的意志成为主人。自由既要求不受别人约束，同时又不去约束别人，自由需要服从于理性的“法则”和“要求”。

——摘编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