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韩非认为，只是靠君主和臣下的能干来治国，国家的稳定和富强只是暂时的，能干的君臣一死，昔日的富强就会衰落；只有定下稳定的法制，才能使国家的前途不至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他还认为，治理国家就要顺应人的自私自利性，“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明确主张治国“不务德而务法”，反复强调“治强生于法”“明法者强，慢法者弱”。
——据施觉怀《韩非评传》等
材料二 把治权寄托于少数贤良，毋宁交给多数平民；法律的统治才是最好的统治。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人尽管聪明睿智，然而他有感情，因之即会产生不公道，不平等，而使政治腐化。用法律来统治则可以免却上述流弊，因为在这里，治者和被治者都是自由民，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他们都享受法律上的权利；有了法律可以遵循，即使统治者也不敢胡作非为，破坏法纪。
——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韩非关于“法”的认识，并分析其认识产生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非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法”的认识的不同之处。
①反映了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器重
②对亚里士多德应该进行正确引导
③柏拉图充分肯定亚里士多德的求知精神
④柏拉图认为应为亚里士多德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平台与环境
| A．①②③④ |
| B．①②③ |
| C．②③④ |
| D．①③④ |
| A．着力培养公民的独立人格 |
| B．将教育与哲学理想结合起来 |
| C．具有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 |
| D．试图挽救日渐衰败的民主制 |
材料一 韩非的法治是针对原始儒家的“礼治”“德治”提出的。他反对在宗法社会中实施礼治、德治，推崇法治。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除了君主外，所有臣民一旦触犯法律都必须受到惩处。这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等级制度的彻底否定。韩非说：“圣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宪法”，“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宁”。他认为立法、执法的主体是“圣王”，法律是君主利益和意志的体现。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是针对柏拉图的“人治”而提出的。他认为“法律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只和理智的体现”。基于此，他得出“法治应当优于人治”的结论。亚里士多德说，“正义是某些事物‘平等’的观念”，也就是指礼法是由正义衍生而来的，而正义意味着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们是平等的，没有谁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时亚里士多德主张让全体公民参与政事，从而认为立法、执法的主体应是全体公民或统治阶层的整体……作为“轴心时代”东西方法治理论界交相辉映的两颗巨星，韩非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和法治理念对中西方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自杨军、赵海涛《韩非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比较韩非和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韩非和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形成的原因。
| A．对自然界本身的探讨和解释 |
| B．以人为本，洞察宇宙，探索人生 |
| C．否定神或命运等超自然的力量对社会人生的作用 |
| D．放弃对自然的探讨而去研究人自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