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希腊打败波斯后，集最优秀的建筑师和雕刻师，兴建了雅典卫城。其以神庙为中心集合大量公共活动场所，是古希腊最具代表的建筑群。古希腊柱式在卫城中广泛应用，柱式具有人体的隐喻，其形态比例来源于完美的人体。多立克柱式仿男体，古朴、庄重、雄厚；爱奥尼柱式仿女体，秀美华丽。卫城中的神庙、剧场、运动场等公共建筑满足了民众举行大型活动的需要，丰富了日常生活，体现了城邦政治的开放性与民主性。

——据高祥生《西方的古典建筑》等

材料二   佛罗伦萨大教堂建造完成被视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开端，其采用了天主教所不能容忍的穹顶。设计师布鲁内莱斯留学罗马又走访东方后设计了此穹顶，并发展了罗马的拱券技术、哥特的骨架结构、伊斯兰的叠涩，创新的脚手架施工技术等，集中展示了当时建筑的结构技术和施工方法。文艺复兴鼎盛时期，设计师们往往利用狭长的走道或者柱廊，或者是破坏均衡等方法来设计图纸，从而使建筑物有一种感动人心的效果。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设计者越来越从人的角度对建筑与环境、人与世界进行思考与定位。文艺复兴晚期，世俗建筑变得更多，建筑风格更加倾向于对称构图和华丽，喜好富丽装饰和雕刻。

——据黎汇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特点的演变探索》等

材料一   新思潮中的重新评判传统，并不仅仅是批判孔教。在胡适、梁启超等学者的努力下，出现了“整理国故”运动，以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与西方争胜。胡适最先运用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逻辑思想，注重古代哲学家著作的真实性。胡适还呼吁扩大研究的范围，打破一切门户之见，庙堂的与草野的文学均应该研究。他对墨家学说和古代白话小说都有卓越的研究成果。从1919年起，梁启超开始着手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在中国史学、墨学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等领域都有建树。梁启超、胡适、汤用彤、梁漱溟批判性地考察了中国佛教的历史。冯友兰关于道家和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成为传世经典。中国学者的某些杰出研究成果甚至获得了外国权威机构的肯定。大体上，从事国故整理工作的重要学者，他们所做的工作要比早期那些攻击传统的人更具有建设性，也可能更具有远见卓识。

——据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文物古迹的毁损问题严重，引起了保存古迹运动。历代教皇收集异教的雕刻品和零散的建筑物，并运抵教廷与罗马的博物馆存藏。许多古典的雕刻品被藏于王宫和花园。马佐拉与贝蒂尼经过4年的功夫，尽力模制罗马遗迹上的雕文，然后发表了《罗马城的古隽语》。1515年，教皇利奥任命拉斐尔整理古物，他和同伴一起设想了一个颇为不凡的考古计划并加以实施。遗迹古物的寻获，影响了整个艺术界和思想界。米开朗基罗的《布鲁塔斯》，其拟古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境地。文学将基督教的神学转化为异教的神话，并以奥林匹斯取代天堂。绘画方面，古典的影响表现于异教的主题画。古典的夸耀很明显地表现于新建的圣彼得大教堂，建筑费高达100万金币，“实为空前伟大的建筑物”。

——据【美】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

材料一     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文人画获得了突出发展，几乎占了画坛的绝对统治地位，又对今天的“中国画”产生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中国诗、书、画、印的关系，有外在的，还有内在的。文人画强调抒发主观情绪，不趋附大众审美要求，借绘画以示高雅，表现闲情逸趣，强调人品画品统一。文人画要求画家要有诗的修养，书法的修养，还要有篆刻的修养。中国画之所以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绘画不同，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文人画的出现，可以说在中国绘画史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起了质的变化，它不仅仅有“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还起到陶冶人性情的作用，审美的范围也扩展了。

——据林木著《明清文人画》等

材料二所谓文艺复兴，就是“重加革新”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笼罩在中世纪阴郁沉滞的气氛中的社会，重新呈现出面目一新的景象。所谓商人是具有自由精神的人。王公贵族和骑士注重规律、节制和服从，而商人市民则注重自由竞争。他们富有进取精神，是活跃的，而且喜欢变化。在中世纪，不论宗教、道德，还是艺术，都是保守、严格、贫乏的。到十四世纪以后，一种明朗欢快的气氛来到了。绘画也一样，在商人们的自由主义中产生的新艺术，构图富于变化，色彩明朗，线条生动活泼，只有这样，才能受到市民的欢迎。画家们只要是画了非常出色的画，就可以压倒别的画家，而且遵循自己个性的人作起画来更能得心应手。他们有意无意地开始注重个性和独创，因为自由竞争，画家也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绘画朝着商品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据(日)相良德二著《西洋绘画史话》

材料一   晚明至清中期，江南一地女性识字习文日渐普遍，出现大量能作诗撰词、吟诗唱和的才女。才女凭借诗文才艺展开交往活动。大家族的才女借助家庭、家人或亲戚的纽带展开与她（他）人的交往。才女的普遍交往促生了更为成熟的交往方式即社团集会。江南才女突破深闺中的女性形象，在人际交往与女教规范之间寻求平衡，以师、徒、友人、塾师等角色展开与士人、僧尼等的交往。明末家国巨变，礼教崩坏，才女作为一个“社会人士”表达了强烈的家国情怀。至清代，礼教纲常逐渐修复，性情思潮复兴与理教相矛盾，引发出对才女才情、女德的争议，但未能阻止才女数量的日益增多。随着才女创作意识的加深，对外交往的频繁，女性诗集大量出版，女性自身对“才女”身份更加认同，社会逐渐接纳“才女”这一群体。

——摘编自朱莉敏《晚明至清中期江南才女研究》

材料二   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一，因此，妇女参与文化生活的情况自然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学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该时期的知识女性（女诗人、女作家、女人文主义者等）身上。马格丽特·金发现，许多女性的求知生涯婚后就停止了。她们一方面受到大多数女同胞的误解甚至敌视，另一方面，大多数男子根据“女人有才便无德”的传统观念把她们视为不男不女的怪物。在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女人文主义者被迫或放弃学术，或进入修女院，或孤身独居。李萨·佳尔丁认为，女人文主义者即使在学术领域达到相当造诣，也无法凭此获得体面的职业，她们所接受的人文主义教育及其在人文主义学术上的成就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高雅的装饰。

——摘编自刘耀春《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史研究》

材料一   当鼠疫（黑死病）爆发把濒临死亡的恐惧植入整个社会时，日常规范及习俗制约随之崩溃。……成群的自挞者蔑视教会权威……与鼠疫的严酷现实相适应的，只可能是那些能给反复无常的灾难留有余地的世界观；也只可能是享乐主义和各种异教哲学的复兴，尽管这类文化反映的仅限于少数。更为深入人心的是神秘主义的泛滥，其追求旨在以纯粹个人的方式，达到与神不期而遇的境界。

——摘编自【美】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材料   二十九世纪的霍乱是波及全球的大瘟疫，自1817年起，共有七次世界范围的大流行，死亡极其惨重。仅在霍乱的故乡印度，历次大流行中死亡总数有人估计在3800万。1852年—1860年，第三次霍乱大爆发，传到俄罗斯，导致百万人死亡，其中包括音乐巨匠柴可夫斯基。

——摘编自《中西医大对决之霍乱篇》

材料三   公元1918年春季时，德国还拼尽全力向巴黎发起最后的猛攻，差点就攻陷了这座城市……1918年10月，协约国军队经过吸苦的战斗……惨败临头的德国便向协约国发出求和的呼声。然而，协约国为了从根本上削弱德国，拒绝了德国的求和，决心给德军以更大的打击。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灾难——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从而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据【英】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欧洲简史》《流感加速了一战的结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