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卢梭认为使公民国家共同体经久长存，必须确立“美德”的统治，确保每个公民真正成为祖国的公民，永不堕落为祖国的敌人；专制王朝国家，人民缺乏爱国美德。所谓“美德”，是指每个人的个别意志与公共意志的协调，在“公共性”的要求下，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美德的核心和本质即为公民的爱国思想，这种爱国思想本质上体现为对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及法律的热爱。通过儿童时代开始的公民和爱国者教育，把自己和祖国视为一体，把对祖国的热爱与热爱民主共和紧密联系起来。创立公民宗教，通过宗教的神圣性增进公民的爱国美德——神圣而崇高，使祖国成为公民崇拜的对象。
——摘编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材料二 1900年，梁启超著《少年中国说》，指出：“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1902年，梁启超撰《论公德》，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基本精神即“牺牲个人之私利，以保持团体之公益”。“今吾中国所以日即衰弱者，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为官者既然“受一群之委托而治事”，他就必须承担本身对于社会的义务，同时又要履行对于委托者的义务。号召进行“道德革命”，以爱群、爱国作为判别是非、善恶的最高道德准则，努力建设自由、平等、独立、利群为主要价值内容的“新道德”，铸造“新民”，挽救危亡，振兴中华。
——摘编自史义银《浅论梁启超的道德观》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卢梭美德观和梁启超公德观内容上的异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卢梭美德观和梁启超公德观出现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上述两种观念有何共同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则更加伦理化，连上天都被中国圣哲赋予人格意志。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身体力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老把发挥孔孟之道的宋代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
——摘编自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
材料二 《论法的精神》是一部政治哲学的著作，而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法律书。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部经典，它在当时思想所能及的范围内，细致地讨论了自由、民主，平等的问题。孟德斯鸠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其对政府架构的思考。在《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延续英国先贤洛克的观念，归纳出“三权分立”的治理格局。其理论特点在于，治理国家的三个权力部门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似乎能够支撑起一个稳定的平面；立法、司法、行政之间恰似“石头、剪子、布”一样相生相克，分权制衡，应该能够很好地治理一个社会（国家，或者国家之下的行政单位）。
——摘编自何志鹏《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程、朱熹构建的国家哲学的内涵并分析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孟德斯鸠构建的政治哲学与程朱构建的国家哲学主要差异并分析原因。
| 西高穴曹操（155～220年）墓 | 海昏侯刘贺（前92～前59年）墓 | |
| 墓葬位置 | 只符合部分文献记载（注：文献中关于曹操墓位置有多种记载） | 与文献记载一致 |
| 墓葬形制和结构 | 与当时王侯级墓类似 | 符合汉代列侯墓的规制 |
| 出土器物 | 具有汉代特征 | 具有典型的汉代风格 |
| 出土器物上的文字 | “魏武王”（注：包括曹操在内，这一历史时期曾有三位“魏武王”） | “刘贺”“海昏侯臣贺” |
目前学术界基本上一致认为海昏侯墓的墓主就是刘贺，但在西高穴墓的墓主是否为曹操这一问题上还存在争议。
（1）阅读上表，对比刘贺墓资料，说明西高穴墓墓主身份存在争议的原因。
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2016年4月至6月，第十一届“中法文化之春”在中国举行，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被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广为宣传。《论法的精神》和《社会契约论》也被译成汉语出版。
（2）概括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思想，并分析其思想在近代中国广为传播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