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2   “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

——伏尔泰《哲学辞典》《礼俗论》

材料一   伏尔泰十分赞赏中国通过科举和所谓根据个人品德才干遴选官员的制度。他在《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都有所谓举贤授能的论评,他认为中国皇帝是能洞察下情、任人唯贤的,因此不乏溢美之辞,称颂中国皇帝是:“以善良仁慈、行高德远而驰名遐迩的君主。”总之，“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人民”,这是伏尔泰从东方世界所看到的中国,确切地说是他从神秘而遥远的东方所“构想”出来的中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摘编自钱林森《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1901年8月,清廷颁布上谕,承认科举“流弊日深,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明确科举考试，引导士子、官吏重视政治与实事,以求真务实。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905年8月,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引起中国舆论的.极大关注,立即废除科举制的呼声大涨。由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得到清廷的批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宣告结束。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维多利诺、伊拉斯谟、蒙田等成为儿童教育的主要提倡者，他们认为在培养儿童的过程中要注重人的个性发展，强调发展人的智慧，并提出了发展儿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要求。维多利诺创办了“快乐之家”，他认为要培养“和谐发展”的人，一定要重视环境的陶冶作用：学生只有在优美的环境和愉悦的气氛中学习，身心才能和谐发展。伊拉斯谟反对宗教的“原罪说”，认为儿童不是生而为一个完整的人，必须经过教养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是理性使其成为人。蒙田要求在对儿童施行教育时，首先应该重视体育，此外，他还强调儿童要在父母的关爱下愉快、自由的成长。

材料二   卢梭在《爱弥儿》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儿童教育思想：教育要顺应儿童的自然本性；尊重儿童的天性，启发诱导儿童的发展；学习实用知识；培养儿童的兴趣；重视劳动，强调手脑并用；锻炼身体，训练感官。卢梭的幼儿教育思想是新旧教育理念的分水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教育推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充分提高了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其儿童本位论的提出，使人们开始重视儿童的教育。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潘祺蓉、陶志琼《西方和谐儿童教育观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拔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热”一度在欧洲流行。不少思想家在其著述中论及中国历史文化，伏尔泰还根据中国历史故事，编写了剧本《中国孤儿》。

材料一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则更加伦理化，连上天都被中国圣哲赋予人格意志。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身体力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老把发挥孔孟之道的宋代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

——摘编自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

材料二   《论法的精神》是一部政治哲学的著作，而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法律书。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部经典，它在当时思想所能及的范围内，细致地讨论了自由、民主，平等的问题。孟德斯鸠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其对政府架构的思考。在《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延续英国先贤洛克的观念，归纳出“三权分立”的治理格局。其理论特点在于，治理国家的三个权力部门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似乎能够支撑起一个稳定的平面；立法、司法、行政之间恰似“石头、剪子、布”一样相生相克，分权制衡，应该能够很好地治理一个社会（国家，或者国家之下的行政单位）。

——摘编自何志鹏《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

材料一   编纂《四库全书》是继修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举动。这部大型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诏有计划地征求当时国内所有存书起，共花费了十三年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它主要是对重要文献的分类编排与汇辑，它的主要用途是仕途举子学习和参考之用。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却没能收录其中。作为一部丛书，延续了自晋、隋以来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共编辑了从古到当时的3457种著作，计有79070卷。编纂这部大丛书，出力最大的是纪昀，而所动用的抄写人员有一千五百余人。《四库全书》前后共抄写七部，另外还有副本一部。编纂《四库全书》，收书3503种，同时也销毁和删改旧书图书3100多种。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1751年至1772年，狄德罗编写的《百科全书》汇集了伏尔泰、卢梭、霍尔巴赫等160余位作者的智慧结晶。这部书采用了百科全书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的一切科学成就，宣传了科学和理性，起到了批评迷信和反对专制的作用。下表为《百科全书派》主要作者及其编纂条目表：

——摘编林硕《从<百科全书>与<四库全书>比较透视十八世纪中法文化差异》

9 . 材料一   伏尔泰：“一个受人尊敬而富裕的国王，有无限的权利做好事，却无力为非作歹，当了一个自由、强盛、擅长经商、有很开明的国家首领。一边是贵族忠臣，一边是城市代表，与国君公分立法之权。”

材料二   孟德斯鸠：“暴君之所以有权力，正在于他剥夺别人的生命。”“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材料一   孟德斯鸠（1689—1755）曾任波尔多市法院院长，后遍游欧洲，考察各国制度，潜心著述。他认为，专制就是君王集一切权力于一身，“完全按照自己一个人一时的与反复无常的意志行事”“法律等于零”。专制君王依靠唯上是从的官吏做爪牙，借助庞大军队和严峻刑罚进行统治，可任意征收重税、没收个人财产。在此制度下，“人的命运与牲畜别无二致，只有本能、服从与惩罚”。

                                                       ——摘编自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

材料二   严复（1854—1921）曾到英国留学，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意欲培养人才建设强大海军。但官场腐朽，使他认识到办理海军教育无法施展政治抱负。1895年前后，严复深为民族前途担忧，陆续发表文章，翻译西方著作，评论史事与时政，鼓吹学习西方民主。

严复尖锐批判中国专制政体：“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不独国主君上之权为无限也，乃至寻常一守宰，于其所治，实皆兼三权（行、宪、政）而领之”，故无公正可言。他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设议院于京师，而今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他认为“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他主张通过鼓民力、新民德、开民智，逐步使国家走上民主法制之路。

                                               ——摘编自王栻主编《严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