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欧洲失望的启蒙思想家们依靠16世纪以来在华传教士带回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了解、关注中国。伏尔泰便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首屈一指，实行的完全是一种理想的开明政治制度，皇帝不可能专断，也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伏尔泰景仰孔子，认为孔子教人如何做人、如何治国，并以成吉思汗折服于汉族官员的高尚情操诠释孔子的道德。此外，启蒙思想家魁奈等人也对中国大加赞赏。

——摘编自陈晓华《中西互动视角下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等

材料二   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思想家将中国形象极端化。例如，孟德斯鸠猛烈批判中国„他在与定居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的交谈中了解到：中国人把法比作一张网，百姓比作网中的鱼，鱼儿虽还能游动，却无自由可言。他将中国政体归入到专制主义行列并加以批判。他指出中国没有“法”的精神，中国历朝除开国初的几任君主，其后继者都腐化、奢侈、息惰，狄德芡也从政体、人口、社会、科学技术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了尖锐批评。

——摘编自董玉洁、钱乘旦、杨宁一《圆明园：意象中的崩塌》等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公民应具有“四主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具有智慧之德的人担任统治者，负责治理国家；具有勇敢之德的人担当卫国者；具有节制之德的人从事生产。智慧是最高的德性,节制是最低的德性,勇敢居中。这三种人各具其德、各守其责，国家就具备了正义的德性。亚里士多德则强调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公民有修身、修政的道德责任。

欧洲中世纪，“君权神授”的国王享有世俗权利，臣民对国王是依附和从属关系。基督教神学的奠基者圣·奥古斯丁在四主德的基础上,提出爱上帝是一切美德之源。基督教还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爱一切人”，并通过一系列戒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将忏悔、祈祷、诵经等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手段。

18世纪，孟德斯鸠提出：品德“不是道德上的品德，也不是基督教上的品德，而是政治上的品德”，这种政治品德就是爱祖国、爱平等、爱法律，这种爱是民主国家特有的，只有民主国家，政府才由每个公民负责。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道德学的唯一目标是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物质生产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促进公民的自由、平等与幸福。他强调人的本性是自由活动，坚信公民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将会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