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否定了君主立宪制度 | B．明确了分权制衡思想 |
| C．阐述了人民主权理论 | D．宣扬了人要自律理念 |
材料一：汉代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了法家、阴阳家、黄老等各家思想，发展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其提出：“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的建议城汉武帝采纳，当汉武帝意识到儒学经典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意义之后，儒学成为统治思想，更强化了两汉历任皇帝“好儒尊经”的政学之风，并开始了儒学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制度化之路。汉代博士制度、官学制度、选官及考核制度便奠定了儒学核心价值树观的主导地位。“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统治者修订了侧重道德的官吏考核和奖励制度，维护了君主专制的封建中央集权。
———摘编自杨汉民《汉代官制与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材料二：从18世纪后期起，伏尔泰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他特别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对孔子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房间里常年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反对君主专制，希望有一位开明君主，因此，儒家的“民为贵，君为轻”被他当作武器来攻击封建君主专制。伏尔泰推崇孔子的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孔子是用道德的说服力而不是用宗教的狂热和个人崇拜求影响别人。……伏尔泰是从中国古老文化中为法国启蒙精神汲取营养。
——《儒家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期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的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摘自《李大钊全集》第1、2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儒学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并分析这一时期儒学成为正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伏尔泰推崇儒家思想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分析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
| 代表性思想主张 | 出处 |
| 为了我们这些悲惨而又能思维的动物的共同利益，必须承认有一位赏罚严明的上帝，他可以同时作为我们的约束者和安慰者 | 《哲学词典》 |
| 你们（教会势力）曾经利用过无知、迷信、疯狂的时代来剥夺我们的地产，把我们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 |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 |
这表明伏尔泰
| A．坚决维护宗教传统权威 | B．期望以理性精神代替宗教 |
| C．坚持对人民主权的追求 | D．以理性原则审视宗教价值 |
| A．促进对中国文化的全面了解 | B．为各自的思想寻找依据和佐证 |
| C．为建立民主共和制营造舆论 | D．探寻推翻法国君主统治的对策 |
| A．启蒙思想家阶级立场的差异性 | B．启蒙思想家之间存在巨大的思想分歧 |
| C．反对专制是启蒙思想家的一致主张 | D．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误解 |
| A．君主专制、教会禁锢 | B．崇尚伦理道德 |
| C．分权制衡、人民主权 | D．积极殖民扩张 |
| A．君主立宪 | B．权利转让 | C．民主共和 | D．人民主权 |
| A．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的私有 |
| B．法国资本主义已经没有发展可能 |
| C．西欧封建专制制度的强大和典型 |
| D．按照理性建立的社会制度是空想 |
材料一 至于神，我们既然无法真切地感受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普罗泰格拉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
材料三 灵魂得救只须靠个人虔诚的信仰，根本不需要教会的繁琐仪式。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给人的礼物，只有上帝才能赦免罪人。信徒得救不靠行为，全凭信仰。要得救上天堂，不靠教会或行善，更不靠赎罪券。
——《路德选集》
材料四 如果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有压迫者的力量。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概括普罗泰格拉的主要观点。
(2)材料二、三所反映的思想有何相似之处？指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关系，并简要说明。
(3)依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启蒙运动是如何进一步发展人文主义思想的。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并非“天下之法”，而“天下之法”应“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天下之人完全可据“天下之法”而评论天下大事，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更是义不容辞。黄宗羲一边大声疾呼“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一边又郑重地提出天子、郡县官等都要定期到学校，“入弟子列”恭听由学校所代表的“民意”。在一定意义上，将各级政府置于某种范围的“民间”舆论监督之下。由此，黄宗羲进而申言“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政府应鼓励“四方上书言利弊”。这样，言路广开，“民意”上达，自由评议受到重视，国事民情统为一体，政通人和就相辅相成了。“公其非是于学校”，为进步思潮之勃兴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摘编自罗华庆《略谈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
材料二 孟德斯鸠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才可以制定法律，封建君主言出即法“是一种恶劣的立法方法”。立法权由人民集体享有，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他同时认为人民是根本不适合于讨论事情的，人民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议会－立法机关，立法工作才能完成。孟德斯鸠认为不应该广泛地从全体人民中选举立法机关的成员，而应在每一个主要地域由居民选举代表一人。“人民对自己城市的需要比对其他城市的需要了解得更清楚；对邻居的才能比对其他同胞的才能判断起来要正确得多。”孟德斯鸠认识到，已接受选民一般意志的代表在立法期间不必每件事情都要再接受其选民的特别指示。若事事征求选民的意见要以无限的拖延为代价，结果得不偿失。
——摘编自李建华、周建民《法的精神与法的规则－孟德斯鸠立法思想初探》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18~19世纪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在中国和西方的遭遇，并分析造成黄宗羲相关思想这一遭遇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