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和破坏，北宋初期地方官学长期不振，士子求学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朝廷崇尚儒术推行文治政策，不断扩大科举考试的规模，但国家无力创办大量的官学。书院的兴起，缓解了朝廷崇尚文治而又教力不足的矛盾，既为政府培养了大批文治人才，也把教育扩散到了基层。另外，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应用，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从而为书院的藏书、读书以及教学活动提供了便利。

——摘编自丛迪《宋代书院教学管理制度研究》

材料二   在启蒙运动中，法国先后出现了一批勇敢的思想家，他们猛烈抨击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并设计了新的教育制度，为法国的教育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他们对宗教道德的虚伪深恶痛绝，主张从人的善良天性出发，培养博爱的道德和对劳动的尊敬，在民主制度下对青年进行公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学校由国家管理、为国家育人，教育与宗教分离。在启蒙运动以前，法国初等学校数量少，教学质量低，学校只是少数特权阶级及富贵子弟出入的场所。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日益关注这一问题，国家颁布了许多的教育法令来推进普及教育的实施。启蒙思想家们主张增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促使学校为现实服务、教育与生活联系、理论与实际结合。

——摘编自刘晓兰《启蒙运动与法国教育》

材料一   儒家认为人先天具有善性，之所以向恶，那是因为有情与欲的侵扰，而产生情欲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身的存在。所以人身所蕴含的自然情欲需要道德修养来节制，道德修养是达到身心和谐的必然路径。儒家认为每个人都先天具有“良知”“良能”，固人人可得而教之。因此儒家强调对个体的教化与人治，而不提倡惩戒和法治的作用，甚至蔑视法治，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人性善的终极理想是成为“内圣外王”的圣人。“内圣外王”是指圣人既有厚德载物的美德，也有博施于民的抱负，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两者融会贯通。圣人是儒家至高境界“内圣外王”的化身，是“止于至善”的楷模，是“修齐治平”的典范。

——摘编自靳浩辉《儒家人性本善与基督教人性本罪之比较》

材料二   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人无法超越自身的“原罪”。为了遏制人性恶的泛滥，必须依靠外在法律的规训。启蒙运动以来，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康德、黑格尔，虽然他们关于人性的阐释有诸多不同，但从根本上都同样包含着某种人性恶的预设，即出于自然本性而趋利避害有可能滥用自然权利。英国阿克顿勋爵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就宣称：“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正是基于对人性恶的深切体察，所以不能任人的权力欲如脱缰野马，必须加以控制。从人性的罪与恶出发，西方建立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念。“分权和制衡”的理念得以贯彻，法律成为预防权力洪水肆虐的堤坝。

——摘编自胡伟希《从人性论的差异看中西政治哲学理念的分殊》

材料一 14世纪初,教皇被因阿维农,意大利全境解除了教皇的控制,形成米兰、成尼斯、西西教皇国、佛罗伦萨五种政治势力并存的局面。城市商业活动在十字军运动刺激下日益繁荣昌盛;经济的发展又激励了文化的发展。当时意大利人可以说是欧洲最有文化和教养的民族。同时,政治上的严重分裂和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给大量有才干的人提供了舞台。由信仰、幻想和幼稚偏见编织的,笼罩在人们意识上的中世纪面纱被意大利人首先摆脱

——摘编自张世颖《马丁・路德和人文主义》

材料二 一般来说,人文主义者对经院哲学中的教义神学毫不关心,认为经院神学枯燥无味的繁苹分新和抽象思排,无助于改良教会道德状况和培养人的品德,并将《圣经》与古希腊罗马典籍等而视之,对其内部的救赎信息也不抱以太多的关注。路德则认为经院神学固然在理智上取得了후越功绩,但很可能遮蔽了基督信仰的本质,使信仰逻辑化,无助于宗教实践;重要的是要回到《圣经》中,认为《圣经》乃上帝之道启示的场所,超越了一切人类的文献和文化

——摘编自张世颖《马丁・路德和人文主义》

材料三 人文主义重视人本性的再现,他们排斥上帝,削弱了上帝的作用,他们和启蒙思想家们坚定着同样的信念:如果每个人的能量得到解放,他们的成就是无可限量的。新教徒们坚持禁欲主义,他们认为劳作是人生的目的,是上帝的圣训;他们鼓励财富的合法获取和积累,禁止享乐主义的奢侈消费。

——摘编自杨春苑、李春荣《论西方人文主义》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并非“天下之法”，而“天下之法”应“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天下之人完全可据“天下之法”而评论天下大事，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更是义不容辞。黄宗羲一边大声疾呼“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一边又郑重地提出天子、郡县官等都要定期到学校，“入弟子列”恭听由学校所代表的“民意”。在一定意义上，将各级政府置于某种范围的“民间”舆论监督之下。由此，黄宗羲进而申言“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政府应鼓励“四方上书言利弊”。这样，言路广开，“民意”上达，自由评议受到重视，国事民情统为一体，政通人和就相辅相成了。“公其非是于学校”，为进步思潮之勃兴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摘编自罗华庆《略谈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

材料二   孟德斯鸠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才可以制定法律，封建君主言出即法“是一种恶劣的立法方法”。立法权由人民集体享有，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他同时认为人民是根本不适合于讨论事情的，人民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议会－立法机关，立法工作才能完成。孟德斯鸠认为不应该广泛地从全体人民中选举立法机关的成员，而应在每一个主要地域由居民选举代表一人。“人民对自己城市的需要比对其他城市的需要了解得更清楚；对邻居的才能比对其他同胞的才能判断起来要正确得多。”孟德斯鸠认识到，已接受选民一般意志的代表在立法期间不必每件事情都要再接受其选民的特别指示。若事事征求选民的意见要以无限的拖延为代价，结果得不偿失。

——摘编自李建华、周建民《法的精神与法的规则－孟德斯鸠立法思想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