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摘编自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材料 科学革命逐步将人从自然的物质约束与神的道德约束中解放出来，新的历史观随之登上舞台。新的历史观有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对普遍规律的追求、历史哲学之父维柯（1668~1744年）的《新科学》,是要创建一种人类社会的科学,希望在“民族世界”这个主题上,做到伽利略和牛顿等人在"自然世界”所取得的成就。法国大革命的“擎炬人”孔多塞（1743~1794年）提出,道德科学应当具有同实验科学一样的确定性。二是对普遍价值的追求。正是得益于科学理性现念的影响,人们对于普遍人性的探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由此形成了新价值观或者说道德观，即卢梭、伏尔泰等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观念。历史规律信念、新道德观念与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物质财富的增长一道，孕育出影响深选的历史进步观。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人类精神自由的展开，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三个阶段。国家是绝对精神的外在体现。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中不断摆脱奴役，逐步走向解放的过程。黑格尔强化了国家主义意识，马克思推动了世界主义理想。这些观念激励着人们为理想而奋斗，进而转化成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摘编自张文涛《西方历史观念的未来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