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人们倾向于对达尔文的学说断章取义，其中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竞争关系。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在其《物理与政治：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之思考》中大谈“斗争”在人类史中的作用，以社会冲突作为文明进步的基础。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外部力量（如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尤其排斥对弱者即“不适者”的同情和慈善行为。约翰·D.洛克菲勒则宣称：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萨姆纳更为直白地写道：“栖息在贫民窟的酒鬼适得其所，大自然把他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搬掉，正如大自然定下了消亡的过程，把任何失败者都扫除一样。”

——摘编自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

材料二   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指出只有“物竞”“天择”的术语，并没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说法.其中提出了通过天演之学可以认识西方各国的进步。1900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来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孙中山不仅强调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认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也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以使中国“凌驾全球”，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在《建国方略》中，他还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摘编自陈绍西《进化论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倾向》

材料   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1809-1882）出版了生物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斗争中最适者生存》（简称《物种起源》）。新书问世的第一天，初版1250本就被抢购一空。同时，社会上围绕着进化论问题闹得沸沸扬扬，论战此起彼伏。达尔文本人不理会那些争论，但他有一批忠实的信徒在公开场合捍卫进化思想，他们中最为著名的有赫胥黎（1825-1895）、斯宾塞（1820-1903）。赫胥黎是英国的一位生物学家，在1860年的不列颠学会年会上，赫胥黎把反进化论的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说得哑口无言，迫使其当时就退出了会场。斯宾塞是英国的一位社会学家，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社会哲学认为，人类社会也像自然界一样，存在着生存竞争。在竞争中，强者生存了下来，而弱者则被淘汰。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进步。斯宾塞的推广使“进化”一词家喻户晓，使进化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对进化论的深入人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吴国盛《科学的历程》

材料一   教会当局始终信心笃定，认为《创世纪》提供了身为基督徒所需有的一切古生物学知识。这个说法似乎相当概括，足以涵盖及至15世纪之末欧洲人所能认识的所有生命类型——各式动物、植物、人类。之后却只见第一位航行到印度的葡萄牙探险家达·迦马和哥伦布先后把全新的世界带至他们眼前。新世界的独特，令基督教的宇宙起源说整个出了问题，直接冲撞欧洲人的认识领域。

——摘编自[美]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

材料二   到了1858年，达尔文等在分类学会上宣读论文，提出了现代的进化理论。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中写道，“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和死亡里”“高级动物的产生，直接随之而至”。进化论一举粉碎了多次创造的概念，同时也动摇了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很大一部分根基。

——据[美]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