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介绍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著作，1844年，魏源编成《海国图志》，1845年姚莹写成《康輶纪行》，1848年徐继畲编成《瀛寰志略》，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梁廷枏写成《海国四说》。这些著作，有些是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的，有的是关于中外关系的。这一时期中国人所看到的还仅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且主要是坚船利地，因此最初表现出来的学习西方的意向也主要是仿造船炮。
——据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等整理
材料二 19世纪末，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而资产阶级的成长及其知识分子代表意识形态的转换，促使维新派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痛陈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对制度层面进行全面革新，使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诸领域。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40年代国内出现介绍西方的著作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人向西方学习内容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华”和“夏”是两个字，在上古时期便已开始连用，合称“华夏”。周朝时，凡是遵周礼、守礼乐的诸侯，都称“诸夏”。由于这些与周王室亲近的诸侯国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区，所以当时的诸夏就是指中原地区。中原周边的地区，因文化上的异质性很强，不合于华夏礼俗，就被称为“夷狄”。到了汉代，董仲舒把“大一统”思想与华夷之辨相衔接，提出“王者爱及四夷”，即王者是天下共主，承天命教化万民，而万民也包括夷狄。
材料二 近代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东方“天朝大国”的割地赔款，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中国究竟怎样才能救亡图存？是否应当像日本那样效仿西方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最先采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提出“东方民族”之说。
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论及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05年，他叉写出《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通过对中国民族多元性和混合性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完成了“中华民族”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左鹏《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从先秦到汉代“华夷之辨”观念的变化及呈现出的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完成“中华民族”概念的革命性创造的背景。
材料一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科学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而且为国内绝大多数历史学者所公认。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和中国的封建社会日趋没落、封建统治日益腐朽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就开始丧失了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由此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摘编自李侃、李时岳等著《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到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变法思潮在早期维新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到了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广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积极著书立说，并形成了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启蒙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列强发动的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战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末维新变法思潮高涨的背景及积极作用。
材料一 梁启超自幼读经，进入万木草堂后，他紧跟康有为推求孔子微言大义而 阐发的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推行仁政的教主，六经是改订制度以教万世之书，是万世不易的公法，是孔教的真教旨。孔子以后的儒学逐渐变质走样， 孔子已失真。这种变质走样始于荀子，再变于刘歆，三变于宋儒，儒者不以教主对待 孔子……这些思想观点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种认识出发，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急需进行一场重新“发明孔子之真教旨”的“宗教革命”。
材料二 1902年春，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同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更是对孔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称孔子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长，则虽加刀于我颈，我固不得为古人讳也。”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落后，实从儒学定于一尊开始。
——以上均摘编自胡洋、程舒伟《试论梁启超的孔子和儒学观》
(1)据材料一，概括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基本观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2)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初的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新看法，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氏认识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15、16世纪以来，整个世界逐渐融为一体，海洋实力的提升、海洋利益的争夺和海洋秩序的塑造也日渐成为西方强国的主要战略指向。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洋战略实质都是以开辟新航路和新土地为先导，通过对海外资源和财富进行暴力掠夺以及对海外领土实施殖民统治，实现了其成为世界性海洋强国的远景规划。英国作为一个纯粹的海洋国家，将海权视为国家兴衰的核心，在战略上既合理地发挥了其环境的优势，又充分与自身的国内基础相契合，从而在海洋时代成为世界体系的霸主。同时，作为陆地文明居于主导的国家，法国与俄国也将海洋崛起视作国家战略的关键目标，并长期拥有着强大的地区影响力。
材料二在欧洲列强步入海外殖民阶段时，中国也开始重视海洋。魏源提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原则，改漕运为海运以发展海商，并通过建立新式海军而掌握海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在大力发展海防和海军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家海洋机制的构建，仿照西方列强的“海部成例”，专设海军衙门；而后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吸收了西方“海权学说”的观点，阐明了控制海洋对于提升国家实力的意义和商贸方面的战略价值。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构想，即对内收回海关主权，对外争夺太平洋海权，重视陆海统筹。孙中山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海洋政策主要针对航运贸易和海军建设展开，如积极建造港口、疏通航道，整顿招商局，同时创办航海专科学校，培养中国船长人才，仿照美欧国家的建制，成立海军部等，国民政府这些举动旨在重建中华民国海军，力图发展海权。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笑阳《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以来西方大国重视建设海洋强国的原因及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海洋发展之路与西方的不同之处。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今天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认识。
| 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沈川具和 | 维新派“既缺从政经验，又少显官，仅有张荫桓、徐致靖等数人，从正面进行公然改革，势单力薄，障碍颇多，难以成事”；以康有为等为首的变法派对于外国情况“目不识丁”，在行政改革上无法参照欧美制度且孤独无援，“唯可所恃者乃皇帝之信任” |
| 日本内阁首相伊藤博文 | 中国必须改革，但戊戌变法的顺序与方法不可取，中国作为大国要对延续数千年的文物制度进行有效改革，绝非在短期内能卓有成效 |
| A．辨证分析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 B．说明日本对维新变法持反对态度 |
| C．指出维新派施政方针的内在缺陷 | D．反映出维新派改革策略的全面性 |
材料一 秦始皇曾以政治手段强制推行思想文化上的统一，这种做法客观上对建构新的国族意识起到了不自觉的作用，但毕竟这种粗暴的做法无法长久。汉承秦制，在秦朝统一六国族属的基础上尽力开拓边疆，域内所需整合的对象更多。然殷鉴不远，自然不能重蹈覆辙，于是把关注点放在了文化的层面之上。要建立文化上的认同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鉴周朝的礼乐制度。孔子以及儒家学者接续了历史文化传统，六经典籍作为三代损益的历史文化精神和信念的代表，是合理秩序和价值、信仰的源泉，天下大一统以及合理政治操作的理据亦源于此。以儒家为核心进行整合、建构新的国族意识理所当然。
——张宏斌《秦汉国家形态建构中的儒教因素》
材料二 作为宗教，佛、道两教虽然具有使人们排遣精神苦闷、消弭死亡恐惧的作用，但是在遇到如何规范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和处理具体社会问题时，则又不能与儒学抗衡了。儒学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有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其德治教化学说更是君主政治的修饰和补充。……儒学重入世，强调治国安邦、建功立业，倡导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佛、道两种宗教文化所不具备的。随着社会的不断稳定和统一趋势的形成，这种精神日益显得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儒学虽然式微，但仍能够生生不息，并在十六国北朝时学术地位不断上升。
——曹文柱《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
材料三 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则自由与不自由异耳。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严复《论世变之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时期儒学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在秦汉国家形态建构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文化格局呈现的新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指出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并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传统文化发展价值的认识。
| A．培植国民意识以挽救民族危机 | B．否定传统史学的价值 |
| C．反思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原因 | D．用近世史学改造社会 |
材料一：梁启超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他反对照搬，认为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与思想，应根据本国的情况，有鉴别地吸收。“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或“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梁启超认为，中国不仅要引进西方的法律学说，而且要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制定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国内法，应加强研究和发展国际法。
——摘编自刘新《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材料二：2018年，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和司法，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功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与人民的美好生活交相辉映，成为中国之治最靓丽的风景线。
——摘编自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代“良法善治”的特点和意义。
材料一 作为说服、论辩的技巧，早在荷马时代就萌芽的演说术，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得以进一步发展并走向繁荣。演说渗透到城邦各个角落，几乎无处不在。无论在公民大会、陪审法庭上，还是在市政广场、剧院等场所，到处都能听到演说者的精彩演说。在“智者”传授演说技能的影响下，雅典出现了一大批演说家，演说术由此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并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
——摘编自蒋保《试析雅典城邦演说繁荣的原因》
材料二 20世纪初的晚清中国被称为“演说造成的时代”。1902年《大公报》刊载的《论演说》指出，“今夫吾国士无智愚贤不肖，莫不以开沦民智为最亟之务矣”，“乃今欲奋其自力而为开沦之事，则三物尚焉：日译书、日刊报、日演说”。1904年，河北官绅谷钟秀等人援引日本通俗演说之例，奉准直隶学务处，设立茶话所，以推广通俗教育。随着各地练习演说会的涌现，苏州的演说会以“昌明政治之原理或敷陈列国之现势”为宗旨；演说地点多以戏园和茶馆等公共场合为主；演说涉及劝戒鸦片与缠足、列强欺凌、鼓励蚕桑与实业等方面。由此，一套拥有健强的体魄、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感与强烈的国家意识等新国民观念慢慢开始在人们心中滋长。
——摘编自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古代雅典相比，近代中国演说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雅典演说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国“演说造成的时代”出现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