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介绍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著作，1844年，魏源编成《海国图志》，1845年姚莹写成《康輶纪行》，1848年徐继畲编成《瀛寰志略》，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梁廷枏写成《海国四说》。这些著作，有些是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的，有的是关于中外关系的。这一时期中国人所看到的还仅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并且主要是坚船利地，因此最初表现出来的学习西方的意向也主要是仿造船炮。
——据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等整理
材料二 19世纪末，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而资产阶级的成长及其知识分子代表意识形态的转换，促使维新派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痛陈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对制度层面进行全面革新，使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诸领域。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40年代国内出现介绍西方的著作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人向西方学习内容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林则徐，福建候官人。他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他还主张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一位民族英雄。
——摘编自【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19世纪中后期，英国伦敦杜莎夫人像馆展出林则徐像时曾派发宣传单张。其主图为穿着清朝服饰的一男一女相对而立的晶像，背景是当年在欧洲流行的中国风庭院景色，单张上以大字印着“钦差大臣林则徐与他钟爱的配偶”。再仔细读那些较小的文字，赫然发现这样的字句；“对华战争的始作俑者”，“250万英镑英国财产的销毁者，他和他的小脚老婆是唯一在我国被展示的这类人物”。其中所谓“英国财产”是指被林则徐销毁的鸦片。
——摘编自【英】何伯英《旧日影像》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二，概述两位作者对林则评价的差异。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前述评价呈现差异性的原因。
材料一 从康有为的思想发展来看，1888年在他第一次向清帝上书以前，他主张古文经学。他著《何氏纠谬》，从古文经学的立场，批判了今文公羊学大师——何休。康有为对孔子的评价也不高，认为“孔子虽圣”，只是搜集遗文，退而讲学。不过，他和一般汉学家不同，他尊事周公，酷好《周礼》，其目的是想从古文经籍中寻找可资经世的东西，学周公“定新制以宜民”。1890年，受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影响，康有为开始从今文经学中寻找变法依据，并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
——摘编自姜林祥《中国儒学史：近代卷》
材料二 《新青年》反孔批儒，（新文化运动）乃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之一、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陈独秀是新文化反孔教运动的领袖。他对孔教的判断，诸如孔教与现代生活不合、与共和“绝对两不相容”、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由此而生之忠孝节“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等，长期以来，构成了新文化话语体系对孔教的论述要点，也形塑了至今为止大部分国人对儒教的基本观感和认知。
——摘编自彭春凌《〈新青年〉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思想论争的历史重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对经学和孔子态度的变化及其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陈独秀对儒学的态度及其背景。
材料一 “华”和“夏”是两个字，在上古时期便已开始连用，合称“华夏”。周朝时，凡是遵周礼、守礼乐的诸侯，都称“诸夏”。由于这些与周王室亲近的诸侯国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区，所以当时的诸夏就是指中原地区。中原周边的地区，因文化上的异质性很强，不合于华夏礼俗，就被称为“夷狄”。到了汉代，董仲舒把“大一统”思想与华夷之辨相衔接，提出“王者爱及四夷”，即王者是天下共主，承天命教化万民，而万民也包括夷狄。
材料二 近代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东方“天朝大国”的割地赔款，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中国究竟怎样才能救亡图存？是否应当像日本那样效仿西方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最先采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提出“东方民族”之说。
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论及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05年，他叉写出《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通过对中国民族多元性和混合性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完成了“中华民族”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左鹏《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从先秦到汉代“华夷之辨”观念的变化及呈现出的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完成“中华民族”概念的革命性创造的背景。
材料 1895年3月，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三民”说，明确指出国民素质的优劣决定国家的盛衰。“三民”说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详而言之，鼓民力就是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此乃国家富强之基础。开民智，就是要养成和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实践能力，此乃“富强之原”。新民德也就是更新和培养国民的公共道德素质，使树立讲究“言行信果”“各私中国”（即爱国）的道德观念，此乃救国图强的必由之道。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说，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的现代化的内容体系，并抓住了它的主体部分，这就是要使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严复等人论及人的现代化的学说，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启动了中国人的现代化工程。
——摘编自虞和平《论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严复提出“三民”说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严复“三民”说的意义。
材料一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科学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而且为国内绝大多数历史学者所公认。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和中国的封建社会日趋没落、封建统治日益腐朽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就开始丧失了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由此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摘编自李侃、李时岳等著《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到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变法思潮在早期维新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到了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广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积极著书立说，并形成了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启蒙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列强发动的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战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末维新变法思潮高涨的背景及积极作用。
| A．在东西方文化冲突背景下的理性认知 |
| B．开启了向西方学习之先河 |
| C．践行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理念 |
| D．从西方视角否定封建制度 |
材料一：关于《周易》的作者，司马迁的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作传之说在唐初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前几成定论，然此说在疑经盛行的两宋时期饱受质疑和挑战。他们还改动经传文字，对《周易》经、传的篇章次第进行了再审视，并编订了很多所谓的“古本《易》”。在疑古大潮之中，部分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文字讹误、脱衍、训话及典章制度制度的考辨、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考证等予以独特关注。宋代学者对佛家经典的新观察不是为了损害儒经的权威，而是为了强化经典与“圣人之道”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重建对经典、对儒学的信仰。
——据王长红《宋代文人笔记中的疑经思潮》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来，学者们既要推倒经学的统治地位，又希望”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他们“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主要是圣贤教训、制度风俗、行为信仰，看它们到底”是与不是”“好与不好”“适与不适”。至此，经学使由定于一尊，不得非议的地位，跌落到被识别、评判和取舍的普通位置。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也就变成了根本的转向。这一转向以抨击礼教始，整理国故、文学革命终，把经学导入了纯学术的道路。
——据天祥《儒家文化的变异与转向-近代经学述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疑经思潮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疑经思潮的不同，并予以简要评价，
| A．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 | B．推动了近代民族工业的诞生 |
| C．促使政府放弃传统的宗藩体系 | D．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
材料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人们倾向于对达尔文的学说断章取义，其中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竞争关系。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在其《物理与政治：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之思考》中大谈“斗争”在人类史中的作用，以社会冲突作为文明进步的基础。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外部力量（如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尤其排斥对弱者即“不适者”的同情和慈善行为。约翰·D.洛克菲勒则宣称：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萨姆纳更为直白地写道：“栖息在贫民窟的酒鬼适得其所，大自然把他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搬掉，正如大自然定下了消亡的过程，把任何失败者都扫除一样。”
——摘编自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
材料二 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指出只有“物竞”“天择”的术语，并没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说法.其中提出了通过天演之学可以认识西方各国的进步。1900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来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孙中山不仅强调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认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也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以使中国“凌驾全球”，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在《建国方略》中，他还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摘编自陈绍西《进化论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倾向》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异同，并分析中西社会进化论思想各自流行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进化论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