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宋代的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建立了包括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学科。职业教育一般由职官负责，如工场手工业方面的人才培养，由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实科人才的培养，国子监的律学、武学、书学、算学、医学。官学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由国家统一颁定并施行，一般设置公共课、专业课和必修课。如医学确立了三科各习七书：《黄帝素问》《千金方》《脉经》《伤寒论》等，并由国家规定统一按“法式进行教学”，“法式”就是行业的技术规范，将作监“庀其工徒而授以法式”、军器监“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
——整理自岳德虎《论宋代的职业教育》
材料二 中国近代的职业教育兴起于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规定：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前学堂聘请法国教授法文、算术、物理、化学以及有关制造的学问，以培养学生打样制造的能力。后学堂教授英文、地理、算术、管轮、驾驶等课程，目的在培养管轮及驾驶的人才。要求学生依照泰西之例，习驾驶者在校肆业数年，于有关知识初具根底之后，再派入教练舰，周涉海洋，演试炮弹。在法学堂学习制造的学生，培训的最后几年，每天要求安排一定的时间去船厂见习、实习，使他们熟悉工厂每一部门的活动。实业学堂的建立及近代科学技术课程的开设，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与工、农实业的进步，在客观上起了推动作用。
——摘自唐群《近代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进步性及特色分析》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代职业教育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四洲志》是近代第一部国人所译的外国史地学著作。编译时，林则徐有意地调换了原书中介绍国家的顺序，按照亚洲一非洲一欧洲一美洲的顺序进行叙述，遵从了中国人以“天朝上国”为世界中心的习惯。他将选编的重点放在各国的兵制、统治情况，以及历史中对外交战的情况。从《四洲志》可以看出林则徐倡导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和器物，而缺乏对于自身政体缺陷的反思。这样“开眼看世界”的后果只能是空想出一个自己认知框架内的西方世界，而完全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西方人的政治体制乃至于思维方式。通过林则徐在鸦片版争中的表现，也能看到这种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摘编自李昊洋《从〈四洲志〉看林则徐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影响》
材料二 1874年冲正修编纂出版《支那地志略》，开创了近代日本编纂中国地志之始。该书吸收西方人有关中国的记录和研究成果，诸如经纬度的利用，新式地理词汇的使用等。该书作为当时日本人的学习教材，成为他们认识中国的读本。此后，日本人通过收集情报，来华实地踏查，翻译中国和西方人著作，编纂地志研究和认识中国。1880年高田义甫编纂有《清国地理小志》，1882年岸田吟香编有《清国地志》，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利用在华调查资料编有《支那地志》，1893年安东不二雄编有《支那帝国地志》，至1894年前，日本编纂中国地志达到一个高峰，也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到达一个小高潮。
——摘编自郭墨寒《冲正修编纂〈支那地志略〉研究》
(1)据材料一，归纳林则徐编译《四洲志》的特点，并说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局限性。
(2)据材料二，概括1894年前日本编纂中国地志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材料 近代中国的维新思想，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王朝专制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产生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之前的闭关政策，中国成了隔绝世界的孤岛，戊戌变法可以说是闭关以后，中国文化突然落伍，受刺激的优秀民族必然奋起的抗争。另外，坚船炮利政策之失败，列强之集中环攻等，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就想来一番彻底的改革和维新。维新运动的代表首推康有为。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手法是仿洋改制，即提倡仿效外国变法，通过论述外国变法改制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康有为还运用了托古改制，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同时也吸引了一批要求革新的知识分子，成为他宣传变法的得力助手和推进维新的骨干分子。康有为本想利用托古改制减少变法阻力，提高自己的成望，吸引广大士大夫。但却事与愿违，他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仅不能为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所接受，反而招致士大夫阶层群起而攻之。
——摘编自江银曼《论戊戌维新的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维新思潮出现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 A．维护了中国的政治制度 | B．破坏了中国的文化精髓 |
| C．突破了陈旧思想的窠臼 | D．主张全盘肯定西方文化 |
材料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人们倾向于对达尔文的学说断章取义，其中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竞争关系。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在其《物理与政治：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之思考》中大谈“斗争”在人类史中的作用，以社会冲突作为文明进步的基础。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外部力量（如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尤其排斥对弱者即“不适者”的同情和慈善行为。约翰·D.洛克菲勒则宣称：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萨姆纳更为直白地写道：“栖息在贫民窟的酒鬼适得其所，大自然把他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搬掉，正如大自然定下了消亡的过程，把任何失败者都扫除一样。”
——摘编自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
材料二 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指出只有“物竞”“天择”的术语，并没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说法.其中提出了通过天演之学可以认识西方各国的进步。1900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来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孙中山不仅强调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认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也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以使中国“凌驾全球”，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在《建国方略》中，他还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摘编自陈绍西《进化论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倾向》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异同，并分析中西社会进化论思想各自流行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进化论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梁启超自幼读经，进入万木草堂后，他紧跟康有为推求孔子微言大义而 阐发的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推行仁政的教主，六经是改订制度以教万世之书，是万世不易的公法，是孔教的真教旨。孔子以后的儒学逐渐变质走样， 孔子已失真。这种变质走样始于荀子，再变于刘歆，三变于宋儒，儒者不以教主对待 孔子……这些思想观点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种认识出发，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急需进行一场重新“发明孔子之真教旨”的“宗教革命”。
材料二 1902年春，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同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更是对孔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称孔子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长，则虽加刀于我颈，我固不得为古人讳也。”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落后，实从儒学定于一尊开始。
——以上均摘编自胡洋、程舒伟《试论梁启超的孔子和儒学观》
(1)据材料一，概括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基本观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
(2)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初的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新看法，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氏认识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一直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国置于个人和天下间的位置，在国之上还有天下。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王朝接连一个王朝的延续，虽然随着一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没有覆灭，而是一直传承下来，以致于后来的我们一直喜欢向别的国家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喜欢以“天朝大国”的形象自居。传统中国没有用法律来规定自己的领土范围，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界定，与臣服于自己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伦理似的关系。
——摘编自田庆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后，林则徐等把视野从“皇朝”拓展至“海国”，通过编纂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的传入，无形中构成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不仅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也使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程中不仅提出“国地”“国权”“国民”的理念，还发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的呐喊。20世纪初，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构想，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李华兴 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演变历程及其影响。
材料一 秦始皇曾以政治手段强制推行思想文化上的统一，这种做法客观上对建构新的国族意识起到了不自觉的作用，但毕竟这种粗暴的做法无法长久。汉承秦制，在秦朝统一六国族属的基础上尽力开拓边疆，域内所需整合的对象更多。然殷鉴不远，自然不能重蹈覆辙，于是把关注点放在了文化的层面之上。要建立文化上的认同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鉴周朝的礼乐制度。孔子以及儒家学者接续了历史文化传统，六经典籍作为三代损益的历史文化精神和信念的代表，是合理秩序和价值、信仰的源泉，天下大一统以及合理政治操作的理据亦源于此。以儒家为核心进行整合、建构新的国族意识理所当然。
——张宏斌《秦汉国家形态建构中的儒教因素》
材料二 作为宗教，佛、道两教虽然具有使人们排遣精神苦闷、消弭死亡恐惧的作用，但是在遇到如何规范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和处理具体社会问题时，则又不能与儒学抗衡了。儒学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有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其德治教化学说更是君主政治的修饰和补充。……儒学重入世，强调治国安邦、建功立业，倡导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佛、道两种宗教文化所不具备的。随着社会的不断稳定和统一趋势的形成，这种精神日益显得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儒学虽然式微，但仍能够生生不息，并在十六国北朝时学术地位不断上升。
——曹文柱《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
材料三 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则自由与不自由异耳。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严复《论世变之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时期儒学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在秦汉国家形态建构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文化格局呈现的新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指出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并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传统文化发展价值的认识。
材料一：梁启超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他反对照搬，认为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与思想，应根据本国的情况，有鉴别地吸收。“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或“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梁启超认为，中国不仅要引进西方的法律学说，而且要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制定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国内法，应加强研究和发展国际法。
——摘编自刘新《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材料二：2018年，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和司法，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功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与人民的美好生活交相辉映，成为中国之治最靓丽的风景线。
——摘编自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代“良法善治”的特点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