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 近代中国的维新思想，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王朝专制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产生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之前的闭关政策，中国成了隔绝世界的孤岛，戊戌变法可以说是闭关以后，中国文化突然落伍，受刺激的优秀民族必然奋起的抗争。另外，坚船炮利政策之失败，列强之集中环攻等，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就想来一番彻底的改革和维新。维新运动的代表首推康有为。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手法是仿洋改制，即提倡仿效外国变法，通过论述外国变法改制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康有为还运用了托古改制，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同时也吸引了一批要求革新的知识分子，成为他宣传变法的得力助手和推进维新的骨干分子。康有为本想利用托古改制减少变法阻力，提高自己的成望，吸引广大士大夫。但却事与愿违，他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仅不能为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所接受，反而招致士大夫阶层群起而攻之。
——摘编自江银曼《论戊戌维新的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维新思潮出现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四洲志》是近代第一部国人所译的外国史地学著作。编译时，林则徐有意地调换了原书中介绍国家的顺序，按照亚洲一非洲一欧洲一美洲的顺序进行叙述，遵从了中国人以“天朝上国”为世界中心的习惯。他将选编的重点放在各国的兵制、统治情况，以及历史中对外交战的情况。从《四洲志》可以看出林则徐倡导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和器物，而缺乏对于自身政体缺陷的反思。这样“开眼看世界”的后果只能是空想出一个自己认知框架内的西方世界，而完全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西方人的政治体制乃至于思维方式。通过林则徐在鸦片版争中的表现，也能看到这种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摘编自李昊洋《从〈四洲志〉看林则徐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影响》
材料二 1874年冲正修编纂出版《支那地志略》，开创了近代日本编纂中国地志之始。该书吸收西方人有关中国的记录和研究成果，诸如经纬度的利用，新式地理词汇的使用等。该书作为当时日本人的学习教材，成为他们认识中国的读本。此后，日本人通过收集情报，来华实地踏查，翻译中国和西方人著作，编纂地志研究和认识中国。1880年高田义甫编纂有《清国地理小志》，1882年岸田吟香编有《清国地志》，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利用在华调查资料编有《支那地志》，1893年安东不二雄编有《支那帝国地志》，至1894年前，日本编纂中国地志达到一个高峰，也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到达一个小高潮。
——摘编自郭墨寒《冲正修编纂〈支那地志略〉研究》
(1)据材料一，归纳林则徐编译《四洲志》的特点，并说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局限性。
(2)据材料二，概括1894年前日本编纂中国地志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人们倾向于对达尔文的学说断章取义，其中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竞争关系。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在其《物理与政治：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之思考》中大谈“斗争”在人类史中的作用，以社会冲突作为文明进步的基础。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外部力量（如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尤其排斥对弱者即“不适者”的同情和慈善行为。约翰·D.洛克菲勒则宣称：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萨姆纳更为直白地写道：“栖息在贫民窟的酒鬼适得其所，大自然把他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搬掉，正如大自然定下了消亡的过程，把任何失败者都扫除一样。”
——摘编自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
材料二 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指出只有“物竞”“天择”的术语，并没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说法.其中提出了通过天演之学可以认识西方各国的进步。1900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来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孙中山不仅强调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认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也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以使中国“凌驾全球”，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在《建国方略》中，他还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摘编自陈绍西《进化论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倾向》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异同，并分析中西社会进化论思想各自流行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进化论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一直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国置于个人和天下间的位置，在国之上还有天下。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王朝接连一个王朝的延续，虽然随着一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没有覆灭，而是一直传承下来，以致于后来的我们一直喜欢向别的国家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喜欢以“天朝大国”的形象自居。传统中国没有用法律来规定自己的领土范围，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界定，与臣服于自己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伦理似的关系。
——摘编自田庆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后，林则徐等把视野从“皇朝”拓展至“海国”，通过编纂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的传入，无形中构成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不仅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也使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程中不仅提出“国地”“国权”“国民”的理念，还发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的呐喊。20世纪初，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构想，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李华兴 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演变历程及其影响。
材料一 梁启超自幼读经，进入万木草堂后，他紧跟康有为推求孔子微言大义而 阐发的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推行仁政的教主，六经是改订制度以教万世之书，是万世不易的公法，是孔教的真教旨。孔子以后的儒学逐渐变质走样， 孔子已失真。这种变质走样始于荀子，再变于刘歆，三变于宋儒，儒者不以教主对待 孔子……这些思想观点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种认识出发，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急需进行一场重新“发明孔子之真教旨”的“宗教革命”。
材料二 1902年春，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同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更是对孔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称孔子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长，则虽加刀于我颈，我固不得为古人讳也。”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落后，实从儒学定于一尊开始。
——以上均摘编自胡洋、程舒伟《试论梁启超的孔子和儒学观》
(1)据材料一，概括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基本观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2)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初的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新看法，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氏认识变化的原因。
材料 傅立叶在1827年所著的《新世界》一书中提出，社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蒙昧时期属于生产活动以前各个时期，宗法时期是小规生产，野蛮时期是中等生产，文明时期是大规模生产。他把人类社会发展视为不断的上升序列，并辩证地预言每个社会在走完它的年富力强的历程之后，会进入生气勃勃的新社会。他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即文明制度）已进入壮年时期，为进入下一时期（即保障制度）创造了条件，而更高级的和谐制度才是最美好的未来社会。对傅立叶的历史观，恩格斯予以了高度评价，并指出：“傅立叶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则由于摩尔根而显示出它的全部天才。”康有为的《大同书》始作于1884年，成书于1902年。关于此书的写作，他说：“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他从儒家公羊学派的三世说中演绎出一种新的历史观，勾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轨迹，即三世由低级到高级有序递进。其中，据乱世是尚农之世，升平世是大工大商大农之世，太平世是天下为公大同之世。此即农业覆盖的封闭乡村、大工业主宰的机器世界、一切产业属于公有的一统天下。他认为据乱世“各国有帝王、君主位号、权力”，帝王权力是专制的，国内等级森严，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合一的封建专制社会；升平世“各国立法权虽归各国”，而各国立法权“归公政府上下议院”，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太平世则已经取消国家，“无国，无君主，亦无兵，无兵权”的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
——摘编自何金彝《傅立叶＜新世界＞与康有为＜大同书＞之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傅立叶和康有为作为“真正的文化英雄”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新世界》与《大同书》产生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创立社会发展理论应该包括的要素。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1)根据材料，概括京师大学堂创办曲折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识之士对待“西学”和“中学”态度转变的历程。
材料一 1898年，康有为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向皇帝提出脱去长袍马褂改穿新式服装。在强调“与欧美同俗”的同时指出必须改革中国褒衣博带的服饰传统。他提到：“然以数千年一统儒缓之中国褒衣博带，长裙雅步而施之万国竞争……诚非所宜矣。”这一举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思想启蒙。
材料二 中山装是孙中山先生服饰改革思想的典型体现，其基本思想为：“博采西制，加以改良；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中山装的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因其口袋的对称性，给人以凝重，持重，庄重之感。三个袖扣象征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门襟的五个纽扣则象征五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衣袋上的四个纽扣象征人民拥有的四权，选举，创制，罢免，复决。袋盖的倒山形样式则代表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中山装虽取材于外来服饰样式，却是一种将外来服饰改制成功的典型，因符合中国的国情与审美风格，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至今仍被国人穿用，成为中国国服男装的代表。
——上述材料摘编自《西风东渐与都市主流服饰文化变迁（1898—1927）》
(1)根据材料一，概括康有为的服饰观，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服饰观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然而至于至今之西洋，则与是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
——严复《原强》（1895年）
材料二 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朝鲜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朝鲜乃地球上最愚暗之国，而亦为是言，岂非君主之祸，至于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任受（即忍受）耶？”
——谭嗣同《仁学》（1897年）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19世纪末期中国社会思想发生的变化。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末期中国社会思想变化的原因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