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梁启超在1902年写了《新中国未来记》，这是一部政治幻想小说。他描述了未来六十年以后中国的景象
“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已经将太平条约画押……恰好遇着我国举行祝典，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其馀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都齐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
“原来自我国维新以后，各种学术进步甚速，欧美各国皆纷纷派学生来游学，据旧年统计表，全国学校共有外国学生三万余名。”
“我们今日得拥这般的国势，享这般的光荣，有三件事是必要致谢的。第一件是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第二件是民间志士为国忘身，百折不回，卒成大业。第三件是前皇英明，能审时势，排群议，让权与民。”
——据许子东《重读<新中国未来记>：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幕礼》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新中国未来记》作者的理想与观念进行评述。
材料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兵战为“有形之战”，商成为“无形之成”，主张“备有形之说，以治其标；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
“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据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
“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
——郑观应《盛世危言》（1894年）
根据材料与所学知识，对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 《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重要著作，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式出版。《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布政使臣邓华煕曾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光绪批示印制2000部，分发给各省官员该书印刷达十余万部之多，并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参考书籍，它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书。
——摘编自易惠莉《郑观应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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