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速产制。……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

材料一   唐朝中期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是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危机所激发出的文人强烈的忧患和改革意识的产物。其主张一是文体的革新，即摒弃六朝以来流行的华而不实的骈文，在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二是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提出“词必已出”和“文从字顺”，并借此昌明儒家之道，攘斥佛教。北宋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统治危机，更为重视文以载道这个重要的理念，文章的议论成分、政治教化功能进一步增加。这种载道的古文在此后一千年间占据正统地位。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全面冲击的产物。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们指出：“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另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所以，新文学革命是语言和思想同时操作，且更偏重思想变革。“五四”文学革命倡导的新道德以尊重个性权利、维护个人权益，并要求文学表现“个人的解放”，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摘编自祁志祥《形式革命与思想革命：“五四”文学的复合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