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康有为认为：“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严复则认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在他看来，西洋的国家是国民的公产，政府是人民的公仆。而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国民则是君主的奴仆。“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孙中山则认为“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1）阅读上述材料，概括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的各自思想特点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出现的共同原因。
材料二 1900年以前，在翻译的西学书籍中，有自然科学类437部，占总数的75.3％，社会科学类80部，占13.9％。20世纪初，翻译的西学书籍自然科学类164部。占总数的19.6％，社会科学类327部，占60.9％。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打破了京师同文馆和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专营局面。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掀起了转译日文书的浪潮。这一时期，所译书籍主要有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最为深刻。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等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译书的发展及其原因。
材料三 虽然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早已凝固而无需强化，但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这个民族认同感恐怕更多是像章太炎所说的那样潜藏在心中，远未达到“活跃而自觉”的程度。如果不出现大的内忧外患，大约也就会基本维持在潜存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近代中国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仍是可以被“唤起”而转化为政治力量的。一旦有社会、政治的大变动，尤其是遇到外患时，“先知先觉”的民族主义者仍可诉诸大众的民族认同感。将其唤起并使之转化为政治力量。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3）概括材料三的主要观点。结合民国时期的有关史实，说明这一观点。
2 .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介绍外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问世，打开了国人嘹望世界的窗口，初步产生了真实而朦胧的世界观念，同时摒弃了“天朝大国”的守旧意识。从19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甲午战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多渠道传播输导到中国，都是以西方近代国家理念为坐标，宣扬了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的天朝意识的挑战。在维新人士中，严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译介给国人，用进化观念观察社会和国家问题。梁启超热情传播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坞的三权分立说等理论。孙中山也主张，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国，“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摘编自李华兴《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并分析形成上述特点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动近代中国国家观形成的历史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