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89年，康有为率先提出建立“新中国”，“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在巴西立“新中国”，通过与巴西政府协商的方式移民于巴西，保存中国种族，也即是康氏宣扬的“保种”。1899年，梁启超等人翻译《国家论》，强调“民人之意志，即国家之精神。宪法为其体，官府议院为其四支（肢）五官，以成一活动体之国家也。由是观之，国家之要旨，曰无人民则无真国家”。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对未来国家进行规划，定名为“中华共和国”。
1910年，上海名医陆士谔写作小说《新中国》，透过梦中的上海来预测1951年的“新中国”，“我国人创业，纯是利群主义……差不多已行着社会主义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方案。192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消灭剥削，推翻帝国主义，“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
在“新中国”话语的演进历程中，国人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追求始终未变，被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王玉玲《清末民初“新中国”一词的概念内涵与话语演进》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能实现这样的飞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政权的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即为夺取政权。共产党必须要获得政权，没有政权就无法改造旧世界。……所以政权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标准。因为坚持了这个标准，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才赢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第一次飞跃。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就是因为该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重要标准，即生产力标准。就是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必须要把生产力放在重要位置。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贫穷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苏联、东欧国家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遇到了挫折，甚至倾覆倒台，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忽视了政权的物质基础，忽视了社会主义政权是以社会主义要有比资本主义先进得多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邓小平强调“不争论”，因为“一争论”就会以教条式马克思主义作为标准来争论，争论的内容也始终绕不开改革开放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也就必然导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摘编自程美东《从五四时代到新时代——现代中国的发展主题》
根据材料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中国近现代史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
材料一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与农民形成一种合唱，那么“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恩格斯也指出：“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权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材料二 1921年以后，晚年的列宁根据实际情况指出，已有的实践表明：我们用最直接和最简单的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尝试已经失败，这需要重新思考过渡的方式。为此，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占多数的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有政治上的过渡，还有经济上的过渡。在农村采取迂回过渡的方式就是“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列宁认为在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暂时还不能将小农经济消灭，需要借助农民感到简单且容易接受的合作社来进行过渡，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农民的文化素质不仅是合作化的保障，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保障。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完全合作化就需要发展农村文化，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列宁晚年也十分重视农村政权的建设。通过不断完善农村政权，既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领导，也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从而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快速发展。
——摘编自蒋永穆、祝林林《列宁晚年的农村建设思想及其价值意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与“农民形成一种合唱”“从城市走向农村”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列宁晚年的农村建设思想及其历史价值。
材料一 李鸿章将安徽的团练加以改编，于1862年组建了“淮军”。淮军将领不是乡党、亲故，便是父子、兄弟。他们患难相依，缓急相恤，结成死党，号称“李家军”。咸（丰）同（治）之际，正当太平军向江渐胜利进军之时，“淮军”进入上海前线。西方列强除连续不断地为淮军提供巨额低息贷款，还每月拿出十几万两白银作为淮军军费。淮军雇佣外国军官作“教练”，操练的内容不仅“阵法用泰西”，而且“鸣角出令皆夷语”。李鸿章更增添了他的前辈培植亲信时所没有的新途径，开办了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以利于在各营密布其心腹。北洋宿将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几十人都出身于此学堂。
——摘编自来新夏《北洋军阀史》
材料二 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雇佣军队绝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于是提出创造新的革命军队的历史任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领导进行了三湾改编，强调整编军队要依据政治上的坚决与否。改编内容包括在班.排建立党小组，各连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用以教育及提高官兵的思想政治水平。另外，红军还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作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摘编自侯莹（论毛泽东建军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淮军的特点并分析淮军建立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淮军相比“新的革命军队”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井冈山斗争时期“新的革命军队”创建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及运动期间工人阶级的作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创造了有利的阶级基础，再加上在此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及其影响，中国民众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对西方列强的普遍失望与拒斥心理，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向实践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摘编自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张海鹏主编）
材料二：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事实上已经成为党的领导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在客观环境上为中共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和总结经验教训提供了条件。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1945年，刘少奇在党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并且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项杰《中共七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根据材料一，指出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向实践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材料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愈加自觉与深刻。在这种文明互动之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在内的政治、文化精英人士纷纷构建自己新的互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观。其实中国的文化出路就只有一条。用鲁迅的话说，这样一种文化出路的特点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摘编自魏光奇《在文明互动中重构：近代中国精英的历史文化观》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围绕“文化出路”自拟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史论结合，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之潮涌动不息。地方自治理论作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传入中国；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在抵御外患，还是在振兴内治方面，都无明显作为，湖南自保自强的重担只有由湖南民众自己来承担。于是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便顺应民心民愿，提出了其地方自治的主张；维新期间地方自治的萌芽与晚清以来中央官治权力的下移是分不开的……。湘省在此背景下，地方权力开始加重。地方既握实权，便奠定了地方自治的基础。清末民初三十年间（1895-1926年），湖南作为全国性地方自治的一分子，其表现为全国注目。以区域近代化论，清末民初湖南地方自治运动创造了湖南诸多第一，如第一次选民调查、第一次投票选举、第一批代议机构等。
——摘编自刘国习《试论清末民初湖南的地方自治运动》
材料二 1920年前后，“省自治""联省自治""一时成为时代潮流……毛泽东反复强调自治必须由民来办，认为湖南人民已经具备了自治的能力。他告诫从事“自治运动”的人，不要信湖南民智未开交通不便自治难于办好的话，“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对于湖南自治法，只要是生活在湖南地域上的人，凡年满15周岁无神经病者，不论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女人也罢"都有发言权。在当时各省军阀借地方自治之名，行军阀专权之实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张实行真正的、彻底的民治无疑是对军阀专权的彻底否定。……毛泽东所主张的自治则是全自治。毛泽东认为湖南独立成“湖南国"，并不一定要从字面上把湖南省的“省"字改成一个“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他说""德美都是先有邦，后才有这互相联合，邦造成了，联只是自然的结果""。……湖南自治运动中体现出来的毛泽东地方自治思想具有局限性，是青年毛泽东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期思想的反映。
——摘编自彭学宝《孙中山与毛泽东地方自治思想比较述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民初湖南地方自治运动兴起的背景。
(2)结合材料二分析毛泽东主张地方自治的出发点，并综合两则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民初湖南自治运动的积极影响。
材料 《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是毛泽东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创作的。在这篇著作中，作者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迷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指明了从前调查方法的缺点和改进方向。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在转战中不幸遗失了，对此，他一直念念不忘。
1961年1月，经过多番辗转，毛泽东同志的秘书田家英发现了这本小册子。当毛泽东同志再次，见到这本纸张已发黄的《调查工作》时，百感交集，欣喜万分，他说到，“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亲自向与会人员逐段详细解读《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指出：“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1964年该文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在审定文稿时，把它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摘编自杨蓓《〈反对本本主义>的精神实质与当代价值》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简述《反对本本主义》创作和公开发表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反对本本主义”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