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赋予音乐家挣脱束缚、争取自由和表露个性的精神。以前，音乐家受雇于宫廷、教会、城市和剧院，按雇主要求为特定的目的和场合创作音乐。大革命后，他们跟随贝多芬走上“自由”音乐家的道路，其地位从奴仆一跃成为时代的先导。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音乐家们广泛搜集民歌，大量运用民间音乐元素，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语汇。

——摘编自沈旋等《西方音乐史简编》

材料二   （20世纪）无线电广播和音乐录制技术的巨大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欣赏音乐的习惯。音乐更迅速、更简便和更广泛地传播，提高了大众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平。人们可以随时听到名家大师们完美的演奏，对音乐更加熟悉。

——摘编自（法）P.朗多尔米《西方音乐史》

材料三   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大众文化英雄是甲壳虫（披头士）乐队，他们来自英国的港口城市利物浦，尽管他们采取了美国流行音乐的风格，比如爵士乐和早期摇滚，但是甲壳虫乐队在即兴发挥的表演和对权威的嘲弄中加入了一种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感觉。他们的音乐还表达了一种渴望享受生命乐趣的情感，这是现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跨越国界的重要特征。英国的这支流行音乐组合在70年代继续引领时代潮流，对西欧带来了更为普遍的冲击。

——摘编自（美）迈克·亚达斯等《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

材料一   贝多芬享有“乐圣”的美誉，他是继海顿、莫扎特之后最伟大的欧洲作曲家，他的作品极具浪漫主义色彩。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贝多芬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不朽之作。《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以主调织体为主，表现出了愉悦的心情；第二乐章描绘了悲伤的情感、阴暗的吟诵；第三乐章采用了急板的速度，细腻地表现了作曲家感情的波动和痛苦失望的心情，但他刚毅的天性又使他不愿屈服于生活中的任何不幸；在乐曲的末乐章，表达出了内心的热情冲动和坚强的意志。贝多芬的音乐强调“人”的本性，突出“个人”是感觉的中心、感情的焦点、幻想的主题。这个“人”需要自我肯定、自我崇拜、自我想象以至自我宣泄。贝多芬的音乐之所以思想深刻而伟大，是与他本人的经历分不开的，而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激发了他创作的想象力，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给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刘汶琳《论贝多芬音乐风格的特点》

材料二   从技术手段上看，由于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发展，电子合成器不仅能够成功地模仿各种乐器的音色，而且可以再现自然界的各种音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风雨雷电、鸟叫虫鸣可以成为音乐作品的一部分，重金属、噪音也闯入了音乐艺术的殿堂。不仅如此，音乐家丢掉钢琴和五线谱而利用电子程序进行数字化创作也成为一种可能。于是，历史上长期积累起来的创作技巧和准则被完全颠覆了。从美学风格来看，与传统音乐力求发现和谐法则的美学努力不同，20世纪以来的当代音乐企图全面颠覆传统的艺术原理，标新立异地创作着无调性、无旋律、不和谐的音乐。

——摘编自陈炎《科学精神对西方艺术的双重影响》

材料一   民国的流行歌曲，最早可追溯到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辛亥革命时期，广大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对音乐进行改良，主张以西乐为本改良中乐，希望在社会、学校、家庭中全面普及音乐教育。除了学堂乐歌，当时还有大量流行歌曲以排遣个体感情为基础，如《夜上海》唱的是歌女的无奈和觉醒，《金丝鸟》唱出被束缚女性的苦恼，《卖报歌》唱的是报童生活，《得不到的爱情》唱的是爱情的追寻。左翼音乐家以民族危机为题材创作了《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成为民国流行音乐的另一道风景线。上海的各式饭店、酒吧、咖啡馆等娱乐场所为流行歌曲提供了发展空间。那时的上海是霓虹闪烁、商业发达的远东大都会，是中国的文化艺术中心，还是具有浓厚殖民文化色彩的“十里洋场”，以其独特的社会条件，促进了民国时期流行乐的繁荣。

——摘编自尤静波《中国流行音乐简史》等

材料二   二战后初期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两极对峙格局下政治气氛紧张，这一时期青少年群体物质生活条件富足，思想上感到空虚压抑。摇滚乐契合了年轻人的叛逆精神和反权威性心理，他们通过摇滚乐表达感情、交流思想。摇滚乐是黑人音乐家的“节奏和布鲁斯”与美国白人的“乡村和西部音乐”的融合，其对黑人文化的认同和接受使得在后来的黑人民权运动中，很多白人青年与美国黑人并肩作战，要求平等并追求自由。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随着越南战争不断升级， 美国国内对于反战的呼声日益高涨，鲍勃·迪伦的经典摇滚作品《敲响天堂之门》透露出一代人对于和平的向往和渴望。因此摇滚乐一度成为自由、平等与爱的文化标志向世界展示和传播美国的价值观。但与此同时摇滚乐在一些范围之内也成为一种迷乱躁动的象征，如迷幻摇滚常借助毒品增强感知力，运用灯光效果和强劲的节奏使受众进入迷幻状态，以此逃避现实、释放压力。

——摘编自杨斯坦《美国摇滚乐的兴起与社会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