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朝中期，豪民隐占田地，逃避赋税，“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致使政府财政危机日益加深，赋税与徭役日益加重，人民反抗频繁。

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规定田赋中除政府所需要征收的米、麦实物外，其余所有实物均折银征收；所有名目的徭役皆折成银两分摊入田亩中；赋、役银合并后，直接交与地方官府，即“丁、粮毕输于官”，再由官府用银雇人应役。这样，赋税的征收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而徭役在各地由田亩承担，减轻了人丁的负担。

——摘编自朱绍侯著《中国古代史》

材料：张居正指出当时的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的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员，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边防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张居正还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推动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摘编自《张文忠公全集》和《明史食货志》

材料   明朝中期以来，贪官污吏不但上蠢国课，下剥贫民，同时有令不行，有法不依，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行政能力大为下降。万历初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创立"考成法"，主张"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具体办法是，对从中央部、院到地方州县各级衙门所处理的公事，根据道里远近，事情缓急，而立定"程限"，并置立"文薄"存照，做到"月有考，岁有稽"，"误者抵罪"，使每件公事都落到实处。为此，张居正又健全六科给事中的职权，以六科督查六部，以六部督查地方藩、泉等司，再以藩、泉两司督查府、州、县官。随着改革的进行，万历初期形成了"一切不敢饰非"的政治局面，所有官员百事惟谨，朝廷政令"虽万里以外，朝下而夕奉行"。同时，由于行政效率提高，各地方官都能按时完成国家下达的赋税任务。张居正自己评论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的情况相当严重。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贵族和大地主疯狂拣夺土地，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的民谣。此外，政府的财政危机日渐加重。明洪武年间，夏秋二税米2473万石，麦471万石。但到嘉靖后，税收则降到了米1822万余石，麦462万余石。官员冗腐现象也日益严重。明宪宗成化时（1465-1487），明政府文武官员已达10万人，至嘉靖时（1522-1566），更是“岁增月益”；官员“无功可以受赏，有罪可以逭诛”，官风极坏。张居正为扭转这种局面，从整顿吏治着手，裁汰冗官。同时，对有才能之人，一概以“功实为准”，大胆提拔。万历元年，他修仃“考成法”，以六科控制六部，以内阁控制六科，凡各项法令、章程的实施情况都必须在薄册上加以注明。六部和都察院按账薄登记，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逐月进行检查；六科亦可根据账薄登记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薄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考成法”是张居正推介其他各项改革的有力武器。此法实行后，当时朝廷命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摘编自《明史·张居正传》

材料 明初禁用金银交易，白银并不是合法货币。但市场经济萌发及扩大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白银货币化进程，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满足了对金银的社会需求。与此同时自明初后“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非拨给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明中叶政府的赋役改革，以白银货币手段来调节社会经济关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全国赋役不均的状况依然严重。

万历初（约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和推广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赋役、力差、银差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故谓之一条鞭。”改革后“凡百用费，皆取于官银，民间有本户粮差之外，别无徭役，自完本户粮差之外，别无差使，吏胥无所用其苛求，而民相安于无忧矣”。也实现“从古代赋役国家到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变。”

——摘编自万明《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

6 .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明朝立国不久，仿元朝建立了宝钞（纸币）制度，规定宝钞一贯值铜钱一千文或银一两，只准使用铜钱和纸币，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正统元年（1436年），“银一两当钞千余贯，钞法之坏，莫甚于此。”加之铜钱流通数量少，朝廷“弛用银之禁”。于是，出现了“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的局面。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颁发了“银钱兼使”的法令，这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的合法货币地位。到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至此，白银成为社会各阶层、各地区普遍通用的法定货币。

——摘编自全汉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等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白银货币化进程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明朝白银货币化的原因及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