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欧洲局势图

材料二   当战斗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消息传至中国，北京政府马上宣布从停战之日起全国放假三天。当得知美国总统威尔逊将带着他的新世界秩序的蓝图亲自参加战后会议时，北京学生聚集在美国公使馆门前高喊“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六万人参加了北京胜利大游行，德国政府建造的克林德纪念碑（纪念义和团运动时期被杀的德国外交官）被拆毁，迁至一个公园，重新命名为“公理战胜坊”，即将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请求给予中国五个席位，因为“她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摘编自徐国琦《亚洲与一战》

材料： 有些西方政客、学者完全否定一战时期中国的存在,对中国对一战的贡献置若罔闻。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宣称一战时“中国既没有花费一个先令，也没有一兵一卒”。但这些偏见无法否认中国对一战的贡献。从大战伊始，两度要求参战、“以工代兵”政策、对德奥宣战到巴黎和会上的据理力争,都是抹不去的事实。这一时期,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主动采取外交手段,首次表达了要求平等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进步之举。

为寻求参战机会、列席和平会议、走向世界，“外交政策群体”绞尽脑汁,面对两度要求参战遭拒,中国提出了创造性战略“以工代兵”。华工出洋计划成为国际意识觉醒、国家认同寻求的新手段。总体来说，中国参战是理性的选择。虽事事不顺，但没有阻止住中国的步伐。“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北京政府的后期积极外交可说由此发端”,欧战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踏板，战后的和平会议被国人寄予厚望，对国家认同的寻求又一次如此强烈。

——摘编自刘桂海、唐延超《一战时期的中国:国家认同的寻求与国际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