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七七事变”发生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于7月20日正告日本政府说：“中国政府渴望和平，但蒋介石也有一个他不能放弃的底线。”英国首相张伯伦主张召开国际会议谋求中日停火的途径，但反对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

日本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又制造了“八一三事变”，进一步扩大侵略。英国社会各界力量和团体以及个人，多数主张英国改变对日态度。1938年5月7月，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向英国外交部建议，应该援助中国。英国政府也开始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重开了滇缅路，让抗日物资运送到中国，还给了中国800万英镑的出口贷款。1938年10月16日，丘吉尔在对美国人民的广播中歌颂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相信中国人民绝对不会被征服。

       ——据李世安、陈淑荣《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材料   1918年春，英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对敌攻心宣传的组织指挥机关——“对敌宣传司”。英国报业巨头北岩勋爵临危受命，担任“对敌宣传司”司长一职。北岩勋爵认为，战争宣传应以敌国民众为主，以当权者为辅，用大谎言欺骗敌人，以粉碎其斗志。在北岩勋爵的不懈努力下，协约国军总司令不但解除了空投传单的禁令，还授权他有计划地实施了对敌传单心理战。北岩勋爵以传单、报纸和小册子为武器，向德军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纸弹”攻势。资料显示，整个战争后期英国人向德军前线投送了共计1830万份的传单，总耗资高达7万英镑。这些传单极尽离间和煽动之能事，甚至传播谣言，对德国军民进行谆谆诱导，加速了德国的崩溃。有人对此高度评价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战线上，英国的表现是最为成功的。”

——摘编自楚云、蔡静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传单心理战》

材料   1937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严重损害了英国在华的殖民利益。张伯伦抱怨说：“在当前欧洲有两个脾气暴烈的独裁者这种情况下，我们简直经不起同日本进行争吵”。同时他还认为日本不仅可以作为反苏的突击力量，而且可以作为英国在远东牵制美国力量的平衡器。英国报刊不断发表文章，宣扬日本的军事威力，直言日本能够迅速征服中国。英国军队主动从华北和长江流域撤出，把自己所占据的地盘腾出来让给日军，日军很快占领中国的大片领土。1938年，日本20.19%的进口物资来自英国。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奔走于日本侵略军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积极进行劝降活动，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反对，英国的劝降阴谋才没有得逞。中国先后于1937年9月和1938年9月，两次向国联提出申诉，控告日本侵略中国，要求国联对日本实行制裁，英国操纵国联，否决中国要求对日本实行制裁的提案。日本占领广州后，中国与外界的水上交通已基本上被日本封锁，英国开始在缅旬公路上加以阻挠，切断中国从陆上与外界联系的重要交通线，阻止外国货物运进中国，企图迫使中国屈服。英国还大谈中国军事力量的软弱，鼓吹中国难能抵挡住日本的侵略，散痪中国人民的斗志，以免影响英国在印度、缅甸及其他附属国的殖民统治。如果英国不压制中国的抗日斗争，日本不敢贸然扩大侵华战争，更不敢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

——摘编自杨湘海《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材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陷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等国，迅造集结部队进攻缅甸。蒋介石随即向英美明确表示，一旦条件允许就将出兵协助英国防卫缅甸。而英国始终不忘防范中国势力深入缅甸，力围对中国军队入插作战尽可能加以限制。1941年12月23日，中英签署（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协定签署后，英国仍未对联合作战问题作认真考虑和充分准备，不同意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布防。1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分批入缅，并在同古、仁安羌等战斗中屡次局部控败准备与兵力均占优势的日军。1944年 11月，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展开局部反攻，重创日军，收复龙陵。年底再战腾冲、芒市，并于次年1月攻破碗町。至此我澳西沧陷之地全部收复。随着这一胜利，中印公路全线打通，大批援华物资运到中国。1945年4月，远征军全部胜利回国。

——据张力、陈廷海《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与豆国战略的复杂关系》

材料   一战期间，德国首次在欧洲战场使用毒气弹，造成大量军民伤亡。一战后，日本陆军省聘请科学家专门研究化学毒剂生产、使用等有关问题。日军研制的化学毒剂有糜烂性毒气和催泪性毒气等9种之多。为了确保对苏作战，及时将国内生产的毒气弹运往中国前方战场，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了很多研制、装配、存放化学武器的工厂和部队。1939年8月，在齐齐哈尔建立了集研究、实验和实战于一体的关东军陆军化学研究所，代号516部队。据统计，516部队与731部队合作进行过50余次毒瓦斯人体实验，以获取毒气武器试验相关资料。日本政府每年投入巨资支持化学武器研制生产，因此日本成为二战时期拥有化学武器最多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持续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如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中使用了呕吐弹，在南昌会战中大量使用化学武器等。日本战败时，又将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发掘出的遗弃化学武器造成了多起健康被害事故。而且由于遗弃的化学武器外表没有黄油保护，不仅腐蚀严重，而且一部分已经泄露，造成水源、土壤污染。

——摘编自王玉芹《日军在华化学武器的研制应用及遗弃》

7 . 材料   1940年4月9日凌晨4时30分，德军展开了对挪威的入侵。德国动用了海军、空军和陆军的一大批兵力。面对德军的大举入侵，挪威政府举棋不定，军队接到的命令仅仅是进行“局部而且是秘密地动员”。挪威皇室、政府从首都向腹地撤退时，通敌组织“第五纵队”头自吉斯林宣布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新政府，要求挪威人民立即停止一切抵抗，并与德国缔结和约。到4月9日中午时分，挪威人口最集中的主要城市全部沦陷。主要的武器库、粮仓、参谋总部和各军区司令部的作战文件悉数落入德军手中。被盟军抛弃的挪威军队残部于6月10日被迫投降，德军完全占领了挪威。挪威战役期间，挪威伤亡约1700人，英国伤亡约4400人，法国和波兰部队损失530人，而德军战死11人，失踪2375人，伤残1604人。凭借挪威战役，德国保住了至关重要的铁矿石运输线，巩固了德国北侧的防御，还获得了众多的重要战略据点。

——摘编自杨会军《一口气读完二战史》

材料一   在苏格拉底的灵魂深处，为了坚守自己的理念，他选择了“神所给予最容易的死法”，规避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他表现出英勇不屈的精神。选择死亡，直面死亡，等待死亡，临危不惧。对于死亡，他毫无申辩之词，因为他认为他是在践行真理与正义，在他的思想中，“守法就是正义”，违背了神的意志的“法”，就是非正义。最终毫不犹豫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摘自（古希腊）色诺芬《苏格拉底评传》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保证社会有宽松、平和的环境，让人们追求个人的目标，最大程度地发挥创造能力。对这种模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从经济学的角度予以支持，杰里米·边沁则从伦理学的角度予以支持。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论证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的状态下才能最好地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会对经济规律不受节制地起作用，才能把这个国家引向富强。杰里米·边沁告诫说：良好的社会应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追求到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时，全社会的最大利益才能够实现。斯密——李嘉图的“自由经济理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是英国工业化道路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国走上了自有资本主义道路。

——摘自钱乘旦许杰明《英国通史》

材料三   马奇诺防线，是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防御德国和意大利，在边境线上修建的一批国防永备工事的总称。还在设计筹备阶段时，它就吸引了当时世界各国军方的注目。建造完成后，其规模之大、构思之精妙，都不禁让人啧啧称奇，一时间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要塞”。但是，由于法国在“二战”前期迅速败北投降的糟糕表现，使得战后马奇诺防线背负了太多的骂名。

——摘自翁伟力《最强防线的破灭——二战马奇诺防线》

材料   避免两线作战，是世界战争史上的重大命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主要参战国都面临两线作战，苏联却成功地避免了这一问题。二战前，苏联面临希特勒的进攻和日本法西斯的“北进”计划。英法采取绥靖政策，导致苏联建立集体安全的努力失败。1939年8月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苏联赢得一年多的备战时间。1938年7月日军进攻张鼓峰，次年5月进攻诺门坎，遭到苏军痛击，日军伤亡惨重。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认为“北进”侵略苏联的最好时机到来了，而苏联却展开外交攻势，于1941年4月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1942年1月，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建立了反法西斯同盟，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摘编自于淑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主要参战国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与得失》

材料   英法对德宣战后，按兵不动，坐视波兰的灭亡。从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西线无战事”，这种奇特的现象被称作“静坐战争”“假战争”或“奇怪战争”。德国入侵波兰后，在西线与法英对峙的德军开始只有23个师，而法军则超过80个师。法军本可以进攻萨尔这个重要的德国工业中心，但从9月12日起法军奉命停止了行动。英国则到10月11日波兰战争结束3个月以后，才派了4个师到法国去。法、英统治阶级和高级将领畏战情绪严重，不敢与德军正面冲突，而妄想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扼制敌人、最终取得胜利。法国军事思想落后，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一味依赖马奇诺防线。法军无仗可打，政府和最高统帅部为了防止军心涣散，在前方军营建立了娱乐中心，举办体育活动、演剧、放电影，增加酒类配给，总理甚至分发给部队1万个足球，以“鼓励士气”。但这种僵持状态是不可能持久的。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