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材料二：

新时代文学迄今为止已近十年，新时代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在精准地反映该时期的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真实、立体、全面地构建中国形象的同时，还通过历史回顾、现实关怀和未来构想，建构既属于中国本土也具有世界影响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十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文化、文艺和社科的系列重要讲话为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学者，在研究和探讨文艺理论的重大问题和发展方向、提出标识性概念、开辟学术新领域等方面，取得不少突破性成绩，同时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是方法路径的创新性提升。随着时代发展，某些脱离文艺现实的文艺教条依然被文艺批评界奉为圭臬。审美现代性批判并未完结。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正在重塑社会道德伦理结构。新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有责任通过对文艺作品的阐释和评价来激发审美主体拥有饱满、健康的人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正在向更高文明发展之路迈进，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往往是最先促其萌芽和发展的动力之一。准确地研究和判断文艺发展问题，对于新时代精神文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艺创作与批评涉及大量的社会发展问题、精神领域的动荡和变迁，还涉及人类文明认知变化、观念的更替，是一部人类发展的精神现象史，新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应该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重要的思想库，把握变局，不断创新，为未来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路和决策参考。

二是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创新动力的提升。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如何更好地把握本土经验与世界性的问题？在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方面尽管取得了重大突破，如不断强化中外各种优秀理论思想的整理与研究，以及跳出对历史的反思与再阐释的循环研究，但如何持续地激发当代文学理论的创新与生命力，依然是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面临的重大任务和使命。古代文论的当代转化，在当下文学现场仍然停留在引用和点缀的层面，古代文论概念存在着无法有效地解释当下的文艺现实的问题。如何从古代文论思想中长出现代性概念，是理论家和批评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西方文论还是古代文论，强行嫁接都不是真正有效的转化。

此外，还存在着理论家批评家对自身要求不高，对学界不良风气的批评不够彻底的问题。新时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更需要学者有问题意识、敢讲真话，共同建设良好学风和学术环境。推动文艺理论“走出去”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处理现实性与学理性、前沿性与基础性的关系方面不够理想的问题。新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吸收了前30年的历史经验，全面地认识到了文艺与政治的深刻内涵和辩证关系，建构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开拓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形式、新方法。中国文艺理论这十年更加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信心和方向，同时以大历史观和世界视野，对世界范围的文艺现象和文艺现实表示热切的关注。

新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需要进行系统性反思和批评，并对该时期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进行长时段观察和评估，通过学科交叉性的理论构建，创造新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新范式，理论家与批评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明确当前和今后的问题和价值指向，正视新时代文化发展中的真问题。避免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和理论空转，力图真正解决中国文艺重大发展问题和正在发生的具体问题。

（摘自卓今《新时代十年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时代之变》）

材料一：

结构技巧论是中国古代戏剧诗学和小说诗学中的重要部分，李渔谈戏剧创作，把结构摆在第一位。他说，老天之造人，是先制定全形，而不是由头顶到脚踵“逐段滋生”，否则，人之一身就会有无数断续之痕；作家写戏，和这也类似，首先要谋虑的是“结构全部规模”。结构就是处理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必然要求全局在胸。对于小说和戏剧，结构最主要的是对情节的安排。中国古代理论家们最看重的是情节进展的节奏感，有快有慢、有冷有热、有紧有松。宋元之际的罗烨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中说，小说“靠敷演令看官清耳”，“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这里已经显示出，中国古代叙事技巧理论的着眼点，是稳稳地吸引欣赏者，让他们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而它的注意力，则集中在情节的编织、情节进展节奏的掌握上。提掇，是提起、振作的意思；敷演，是陈述、发挥的意思。

金圣叹在《水浒传》“读法”中说：“《水浒》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起承转合是文章作法，提掇敷演是小说作法，两者都要数十回只是一篇文字，整个作品一气贯通。金圣叹认为，《西游记》的作者缺乏结构上的整体观，“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

为了使小说成为有机整体，在技巧上，就要设法贯串各种人物和情节。用配角、用道具贯串情节，是元明戏曲创作和小说创作常用的技法，以后，《红楼梦》等更纯熟地运用。《红楼梦》第二回有一段议论说：“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兴一人，即俗谓冷中出热、无中生有也。其演说荣府一篇者，盖因族大人多，若从作者笔下一一叙出，尽一二回不能明，则成何文字？”作者在写第一回之时，心中已经有了小说的全局，对于起承转合、提掇敷演，已经有了总体安排。

与提掇敷演相关，金圣叹还论及“犯中求避”。《水浒传》第十一回总评说：“吾观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诀’，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则岂惟不避而已，又必于本不相犯之处，特特故自犯之，而后从而避之”“此书于林冲买刀后，紧接杨志卖刀，是正所谓才子之文必先犯之者，而吾于是始乐得而徐观其避也。”写作者要避免与前人重复，要避免与自己以前的作品重复，要避免同一部作品中段落重复。避免的最佳途径不是摆脱表面的相似，而是找出相似中的差别。

（摘编自王先霈《小说和戏剧的结构技巧》，有删改）

材料二：

在建筑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扩大建筑规模的方式：一种是“量”的扩大，将更多、更复杂的内容组织在一座房屋里面，由小屋变大屋，由单层变多层，西方建筑和中国现代建筑基本上采用这种方式。另一种是“数”的增加，将各种不同用途的部分分处在不同的“单座建筑”中，由一座变多座，由小组变大组，以建筑群为基础，一个层次接一个层次地广布在一个空间之中，构成一个广阔的有组织的人工环境，中国古典建筑基本上采取这种方式。

与西方建筑在单一围合空间中扩大体量一样，西方长篇小说也主要在一个情节框架内扩展篇幅；与中国古代建筑“院落式”结构相对应的，则是明清长篇章回小说所采用的那种所谓的“缀段性”结构。“缀段性”原是西方汉学家依据亚里士多德关于情节有机统一性的观点，而对明清章回小说缺乏艺术整体感的一种讥评：“中国明清长篇章回小说在“外形”上的致命弱点，在于它的“缀段性”，一段一段的故事，形如散沙，缺乏西方小说那种“头、身、尾”一以贯之的有机结构，因而也就缺乏所谓的整体感。”事实上，叙事艺术对人类经验的“模仿”或“组织”，既可以采用“因果律”和“时间化”的结构模式，也可以采用“关联性”和“空间化”的结构模式。显然，西方叙事文学主要采用的是前一种模式，而中国明清章回小说如《西游记》等则采用了后一种叙事模式。

一般来说，西方建筑偏重“内部空间”的创造，而中国古典建筑则偏重“外部空间”的设计。西方建筑基本上是单体的，所以创设“内部空间”是建筑师们进行空间设计的主要任务。而中国古典建筑则创造了很多强化“外部空间”的设计手法，使整个建筑群富有整体感，如建筑方向的确定（主座朝南）、左右对称、中轴线的设置等。章回小说中的诗词其实是具有结构功能的。《西游记》各回中有的以诗开篇，有的以诗作结，中间常是咏一人一事、一景一物的“以诗为证”。这些诗词并不是小说叙事逻辑内在发展所必需，将它们巧妙地用在章回小说中，其实也正是一种对叙事文本的“外部空间设计”。

（摘编自龙迪勇《建筑空间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