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最先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概念，并做了解释。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几个时代”，其中的“亚细亚的”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它与西方社会中的“古代的”“封建的”是并存的经济发展类型。但与此不同的是，1938年，斯大林明确提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种观点成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官方权威话语。在这种划分中，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的”被去掉了，东方与西方完全被合为一谈。

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证承接于苏联。由于相关著作整理翻译的不足，人们无法全面了解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的看法，许多人都相信“五阶段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就一定要在“五阶段”的概念序列中来解释“亚细亚的”的性质及东方社会。在一些人的意识里，中国若没有经过西方式的前四个阶段而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有“缺陷”，就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因此，1920年代后期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国理论界关于“东方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流理解，基本上是在苏联人的思路的延长线上进行的。例如，郭沫若在1936年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奴隶制以前的一个阶段的命名”。他把“亚细亚的”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形态，并把它放在了人类社会单线发展的链条上。胡秋原则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就是东方封建社会。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与“五阶段论”的头三段加以对位的思路与观点，长期以来都是学界的主流。其中的争论，大多围绕“亚细亚的”到底属于哪个阶段而展开，本质上都没有跳出“五阶段论”的固定思路。

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马克思译著的面世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相关讨论基本摆脱了此前的束缚。阅读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并结合史实便可发现，马克思的“亚细亚的”社会，不符合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的严格定义：它存在阶级划分，因而不原始；奴隶数量少且不主要从事生产，因而非奴隶制；它在政治上是相互分散、割据的，而非东方式的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因而不封建。我们终于得以澄清一个观念：“亚细亚的”是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的东方国家专门提出的一个与西方社会发展诸类型并列共存的概念。“亚细亚的”或“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形态，就含有对社会性质、类型的判断，不必也不能再用“原始社会”等概念对位解释。

我国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不仅是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一部分，也是我国“理论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时代局限，以往的论争者自觉“东方学”的理论不足，未能从东方学、东方社会理论的层面理解马克思的论述。“东方学”的特点，是将世界分为“东方—西方”二元，从而认识到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对照性。否则，就只能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无差别的、抽象的“人类社会”共同演进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从“理论东方学”及“东方学”学术理论史的层面检视这段历史，将有助于启发我国今后如何调整研究思路，从人类社会“共通规律”论转向马克思“亚细亚的”特色论，去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存在的“亚细亚的”、东方的特性，并以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为中心，实事求是地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

（摘编自王向远《中国“理论东方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七十年定位定性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