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与感动

罗伟章

（1）我读的第一篇古文，是《陈情表》。

（2）那时候，我还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我二哥念初中，好读书，在乡上买了本《古文观止》。寒假里，大雪盈野，土地被雪盖了，农活也被雪盖了，二哥便拿着书，钻进院坝边新修的空房里，不喊吃饭就不出来，出来时必冻得躬肩缩背，脸色青紫。如此十余天后，书变重了——满本都是红色的批注。腊月三十那天，父亲和兄弟姐妹上邻院看灯去了，我和二哥都不爱热闹，兄弟俩坐在火塘边，他把书取来，挑一篇念给我听。念的是《陈情表》。我听不懂内容，但闻到了旧香。语言的美，是美到嗅觉里的。念了，二哥又背诵，很是自得。当他逐句讲解，自得的心淡了。那是一个没下雪却打着黑霜的冬日。

（3）“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这句话给予我的宽慰，至今想来，还心生颤栗。我五岁多，母亲就去世了。家里的天，是母亲顶着的，父亲也要听母亲的，母亲去世，天就塌了。在对未来的惊恐中，我常躲到屋后的林子里，窥视村里小孩跟在各自的母亲身后，从田间地头走过，一声一声地叫“妈”。为啥他们都有妈，唯独我没有？我的妈是一个土堆，冰冷而臃肿，摸上去是粗糙的颗粒。再摸，还是。找不到答案，疑惑就凝结为痛楚。我认为自己是世上最悲苦的人。然而，李密，《陈情表》的作者，半岁就死了父亲，到四岁，母亲改嫁。死别和生离，小小年纪，他就尝透了。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关于痛苦的教育。

（4）痛苦不是你一个人的。

（5）当痛苦降临，无力除去，便逃脱，不能逃脱，便忍受——岂止忍受，还要担荷。如此，胸襟就撑出别样天地。后读杜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门，那窗，是打开的，打开后就看到万千气象:众生之苦里，蕴含着无限生机。杜诗让我更深地理解了《陈情表》对我的意义。

（6）在我心里，李密始终是个孩子。到他写《陈情表》时，已44岁，可依然是个孩子。这感觉真没有错。李密以孝闻名，《陈情表》以孝动人，“孝”字在甲骨文里就有，是汉字的母字，“老”之下一“子”，“子”紧贴“老”，代表晚辈对老人的扶持。李密对祖母，侍奉汤药，“未曾废离”，是一辈子的孩子。

（7）李密是哪里人，我并不关心。人情相类，普天同理。但如果突然撞到他的家乡去了呢？那便是故人重逢。认识作家，无须相见，读了他的作品，就算认识了。作品是作家的内在星空，读过，就不仅认识，还是熟识。我和李密认识的年头，该和他写《陈情表》时的岁数差不多吧？这是货真价实的老友了。因此，来到川西彭山，得知他是彭山保胜乡人，欢喜心如风拂柳。也不是激动，只是心里一亮。是烛光的那种亮，外面的世界退去，只照见两人和两人的秘密。

（8）彭山县属眉山市，眉山有苏东坡，这奠定了一种美，也奠定了一种温度和好整以暇的气质。东坡的厉害，在于个性强却又通达人情，活得诗性，且能用细节之绚烂抵抗人生之大灾。比较起来，李密就过得太苦了。身苦，心也苦。不过，一国一族，总有些人是要受苦的，他们在贫苦、辛苦和苦厄中，参悟生命，自觉承担，缔造出源头性的文化因子。自汉武帝始，孝由家庭伦理延伸至社会和政治伦理，到李密写《陈情表》时的晋武帝，更是强力推行这种伦理，以孝命名的村社山水，由此遍布国中。当孝成为准则，就成了孝道。孝道是个延展概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家，到两家，到三家，到千万家，如此升华为价值观和对共同体的认同。在这方面，李密是作了很大贡献的。

（9）仲秋时节，雨气蒙蒙，而眼前身后，光影婆娑，整个彭山，如起伏的园林，低处大河奔流，高处竹木葱翠。李密故居在保胜乡龙安村，倾斜的坡地上，村道、房子错落有致，干净整洁，左面崖壁，刻满字画，都与李密有关。我并不十分在意这些，只悉心察看当地百姓的脸，都安宁祥和。从他们脸上，我看到两个字：充实。人只有在对他人的同情、理解和关照中，才能内心丰盈，从而迈过自我隔绝和自我枯萎的“现代化陷阱”。由此扩展，家庭伦理便成为家国伦理、万物伦理，人也因此走出小我，成为大写的人。

（10）彭山是个孕育传说的地方，远近闻名的彭祖，活了将近800岁，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突破局限的表达。传说还是一种想象力，是深具可能性的预言，比如张献忠沉银地，多年来也是传说，但考古将传说变成了历史——曾经的事实：沉银处就在彭山江口镇河段，而今已发掘出5万多件文物。一个生长传说的地方，定有传奇的精神在，这传奇的精神，既是勇猛精进，也是笃定持守。在我看来，李密是彭山最大的传奇。他用真实书写了传奇。在李密的时代，孝已可归为传统文化，他以对传统的尊重和身体力行，以一篇《陈情表》，既感动了晋武帝，也感动了苏东坡，还感动了后世的我以及亿万国人。从文学角度，陈情与感动，是文学的根，《陈情表》根深而叶茂，因此成为千古名篇。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文本一：

燕南园62号

                                 ——记恩师林庚^【注】

袁行霈

燕南园62号是一个中式的小庭院，庭院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右手数竿竹子掩映着几扇窗户，窗棂雕了花的，那就是静希师住房的东窗，窗边就是他经常出入的东门。走进东门穿过走廊是一间客厅，客厅南窗外有一段廊子，所以客厅里的光线不很强，有一种舒缓从容的氛围。从客厅一角的门出去，右转，再打开一扇门便是他的书房，那里东、南、西三面都是窗子。冬季的白天只要天晴，总有灿烂的阳光照进来陪伴着老师。这正应了他的两句诗：“蓝天为路，阳光满屋。”

静希师在五十年代末期就买了电视机，那是一台苏联制造的黑白电视机。他喜欢体育，常看的是体育节目。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第26届世乒赛期间，系里的年轻教师们每天都到他家观看比赛的实况转播，他的家成了演播厅。就在这次比赛结束以后不久，老师买了一张乒乓球台，放在院子靠近南墙一片宽敞的地方，系里的青年教师常去那里跟老师打球，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老师的眼神好，对球的感觉敏锐，处理球的手法细腻，会突然抖腕发力，改变球的方向，使我招架不住。

我在北大求学和工作的五十一年间，不知多少次进出这庭院，进出这客厅，在那里向老师求教，一起谈论学问和人生。有时候老师让我进入他的书房，我们隔一张写字台面对面坐着。我们距离更近，谈话也更亲切。不管甚么话题，老师都有独到的见解。有一次谈到孙悟空，他说孙悟空身上有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情绪和叛逆精神。1962年静希师开始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部，他告诉我，李白的《独漉篇》，别人都不选，我们要选。这首诗我原来没有留意，经老师指点，细细读了几遍，才明白它很能代表李白独特的风格，末尾四句：“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这样奇特的想象和构思，这样明快而新鲜的语言，非李白写不出的。后来他仍不断鼓励我在学术上要胆子大一些，要追求突破，只要是经过自己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就要坚持，不必顾忌别人一时的看法。这使我想起他对自己所提倡的“盛唐气象”的坚持，当这个见解刚发表的时候，遭到强烈的反对，但他从未放弃，后来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

他常常把自己新写的诗读给我听，并让我评论。我特别喜欢他51岁时写的那首《新秋之歌》，诗的开头说：我多么爱那澄蓝的天／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年轻的一代需要飞翔／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这首诗里洋溢着对年轻人的爱和期望。他鼓励年轻人飞翔，希望他们把握现在创造未来。诗的结尾是这样的：金色的网织成太阳／银色的网织成月亮／谁织成那蓝色的天／落在我那幼年心上／谁织成那蓝色的网／从摇篮就与人作伴／让生活的大海洋上／一滴露水也来歌唱。这样铿锵的韵律，这样富有启发性的意象，这样新鲜的感受和语言，四十年后读起来还觉得好像是旦晚才脱笔砚的。

几十年近距离的接触，我越来越感到静希师首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极致。他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我从未听他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他有童心，毫不世故；他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所以他总能把握自己人生的方向。他九十岁出版的诗集《空间的驰想》，用物理学家的眼光思考时间和空间，呼唤人类对空间的突破。他可贵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他对“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的提倡，既符合建安和盛唐诗歌的实际，也启示着新诗创作的一种突破的方向。

静希师在燕南园62号这栋住宅里生活将近六十年了。虽然院子大门的油漆已经剥落，室内也已多年没有装修而显得有些破旧，但住在这里的年近百龄的主人精神依旧！有时趁着好天气我陪他在燕园散步，他不要我搀扶，自己昂首向前，步履安详。他曾告诉我，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他一辈子都昂着头，而昂着头的人，精神是不老的！

文本二：

盛唐气象之继承了建安风骨，盖为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建安时代乃是一个解放的时代，那是从两汉的宫廷势力之下解放出来，从沉闷的礼教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于是文学也就有力地从贵族文学中解放出来，带着人民胜利的心情、民主要求的信念。建安也是一个艰苦的时代，因为一切都似乎是草创的。一种荒凉高亢的歌声，所谓“惊风飘白日”“高台多悲风”，就是建安风骨的基调。而初唐社会上残余的门阀势力与诗歌中残余的齐梁影响，到了盛唐就一扫而尽。这一种解放的力量，也就是建安风骨真正的优良传统。盛唐时代是出现在百年来不断上升的和平繁荣的发展中，它是一个进展得较为顺利的解放中的时代。一种春风得意一泻千里的展望，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这就是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同为解放的歌声，而又不全然相同的地方。盛唐诗歌的色调要比建安更为鲜明，其基调也更为爽朗。

（选自林庚《盛唐气象》）

树木之美

钱佳楠

刚来圣路易斯的时候，就被这里的树深深吸引。华盛顿大学毗邻广袤的森林公园，这里以橡树、枫树、杨树、杉树和核桃木居多，每一棵都昂扬挺拔，高耸入云。我直觉地联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比如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又比如罗丹的“青铜时代”，人们自信地舒展自己的身体，相信自我即美。很快，我意识到，比喻都被我本末倒置了，中文里以“玉树临风”形容男子之美，也就是说，古人先意识到树的潇洒秀美而后才以此譬喻俊美之人。

我虽然为树着迷，但并不懂得应当如何欣赏它们的美。我最喜欢在春日的正午出门，新叶已经长成，猛烈的阳光下，那些叶子在闪闪发光的同时，又青翠欲滴。微风袭来，它们颤抖着，发出窸窸窣窣的低吟。听得多了，我发现每棵树的“嗓音”都不一样，有的像老者缓行时手杖擦摩外套下摆的声音，有的则像一群少女聚在一起欢笑。瞧，我仍然用人来给树当参照。

我渴望“听懂”无言的树，所以首先诉诸知识。闲暇时，我找来不少有关树和自然的书，渐渐了解年轮不仅暴露树龄，还揭晓哪一年是旱年，哪一年则雨水丰沛。我也逐渐知晓有些树也分雌雄，比如银杏。我还下载了一个应用软件，时不时“扫一扫”树叶，让手机告诉我它们的名字和属性——这些属性常常跟树的“用处”有关，哪些树会结出美味的果实，哪些树会开出漂亮的花朵，哪些则可以用来做上好的家具或建材。

这些知识反而让我迷惘，因为似乎都带着人类中心的视角来看待自然。就好像我们区分哪些动物是好的，哪些动物是坏的，标准不过是哪些长得可爱，哪些长得古怪，又或者哪些有益我们的农耕，哪些则糟蹋我们的作物。以这种心态面对自然，无怪乎人类活动不是自然的福音，而是祸端。

还有另一种聆听树木的方式，就是从树的身上找寻哲理和深意。美国中西部经常遭遇雷暴，我见过不少被闪电劈去半边，或被风削去一肢的树，但只要没被拦腰斩断或者连根拔起，它们依旧傲立。类似的情景曾经给身处政治风暴中的诗人牛汉带来鼓舞，他写下《半棵树》：“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逆境成了生命力量的明证，而非末日。南北战争前，北方政客对南方奴隶制的姑息和容忍，让亨利·戴维·梭罗对美国的现实和未来感到沮丧，最后他也是在树身上找到了希望：他看到的是种子所包含的无限未来，虽然眼前的树林被伐光了，但只要土壤里还有种子，等个十年二十年，又是郁郁葱葱；人类的文明也一样，只要正义的种子还在，眼前的黑暗终有过去的一天。

以前的人，心里有什么秘密，他们会跑到山上，找一个树洞，把秘密全说给它听，说完后，再用泥巴堵上，这样秘密就会永远留在那棵树里，没有人知道。而今，时常在森林公园瞥见树洞的我时不时怀疑，这种从自然或者树身上寻找激励和慰藉的习惯难道不是人类的一厢情愿？孔夫子很早不就说了吗：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德国作家黑塞在《悠游之歌》里也谈到他自己对树的喜爱，但他感叹的是树的美和他的存在毫不相干：树天生就有一种使命，那就是长高，长大，是实现，这种实现和周围有没有其他树或人在看他们都毫无关系。美国诗人惠特曼中年经历了严重的中风之后也有类似的感悟：人总是太在乎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样子，进而忽视了作为本质的存在，只有树，只有自然，它们呈现的样子就是“存在”本身，质朴且伟岸。

念中学的时候，席慕容的情诗《一棵开花的树》曾经风靡一时：“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那软糯的自怜暗合着青春时期为多情所苦的我们。而今回想，诗里的声音到底还是人的念想，远非树的心声，因为树并不在乎“你的走近”。或许，倘若树愿意花一时半刻反观人类，它们是要大笑的：人类是多么脆弱，多么可悲的生灵啊，他们还以为天下万物的显形，都是为了给他们送启示、递希望呢？

（选自2020年7月8日《文汇报·笔会》，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