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环保部12月24日公布的数据，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煤改气”改造完成394.3万户，超额完成四分之一。改造任务量最多的河北省，180万户的全年目标完成了253.7万户，导致今年冬天天然气需求大增，增长幅度为去年同期的234%。

需求涨上来了，但供给却出现了意外。一是原定于2017年投运的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无法按计划投产，减少日供应能力2000～3000万方/日。二是管道天然气进口被减供。中国天然气最大进口源土库曼斯坦(2017年前三季度占84.6%)在入冬后寒流来临，优先保证本国居民用气，违约减供，相比合同计划供应量减少了4000～5000万方/日，尤其是北方地区突然断了供。

(摘编自《为什么每到冬天，天然气荒就席卷中国》，2018年1月26日网易新闻网)

从能源科学的角度说，“清洁空气运动”对煤炭及燃煤发电存在认识上的误解。当前，以洗选处理、型煤加工、水煤浆加工、流化床燃烧、脱硫净化为代表的洁净煤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燃煤发电领域，从燃烧前、燃烧中与燃烧后三个环节同时尽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排放，提升燃烧效率。因此，煤炭已经没有那么“脏”了。当然，燃煤造成了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但那更多的是气候变化所关心的问题，毕竟二氧化碳不直接造成空气污染。

国情的迥异，使得中国人并不能够过度地嫌弃煤炭，因为归根结底“多煤少油缺气”的能源资源禀赋通过市场在发挥限制作用。仅从发电领域来看，规模巨大的本土煤炭资源是建造火力发电厂的必然首选。与2015年相比，2016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125吉瓦，至年底总装机量达到1646吉瓦，其中煤炭发电总装机量达到了943吉瓦，占比约为57%；增长48吉瓦，增长量排名第一。

(摘编自《“煤改气”之困：对“清洁空气运动”的再审视》，2017年12月11日搜狐网)

目前我国天然气季节性紧张的特点非常明显，比如北京市，最高峰谷差达到10∶1，也就是说，冬季高峰期用气量相当于低谷时的10倍。此外，同样是冬季，冷冬和正常冬季也有很大差别，据中石油提供的数据，两者的用气量每天相差约5000万立方米。

张帆说，要解决如此巨大的峰谷差，就必须提高我国天然气的调峰能力。而目前，肩负调峰任务的全国储气库工作气量仅为天然气消费量的3.4%，远低于发达国家10%～15%的水平，很难满足冬季调峰需求。根据国际经验，一旦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或超过30%，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就必须超过消费量的12%，而且国家整体储气能力要达到一定规模。

整体储气能力是指除地下储气库之外，还需要建设一些城市大型储气罐群和类似LNG接收站的储气设施。目前在我国，这类储气设施基础十分薄弱，除北京等大型城市有一定的城市储气能力，其他二三线城市几乎为零。

(摘编自《气荒如何不再来？》，2018年2月5日《人民日报》)

(图片来源：中国报告网《2018年中国天然气行业进口量构成及主要管道分布分析》)

诗歌、神话传说和天文学（节选）

在古代的传说中，阙伯和实沈的故事是具有天文背景的一个。高辛氏是传说时代的古帝王，叫帝喾，据《左传·昭公元年》，帝喾有两个儿子叫阏伯与实沈，兄弟俩互不兼容而不断寻衅厮杀。于是帝喾派阏伯往商丘去主管大火，因此大火也叫做商星；派实沈去大夏主观参星。参和商在天空中恰好遥遥相对，一个升起，另一个就会落在地平线以下，他俩从此再也不能见面了。他们死后，成为参商二神，还是永远不能相见。

实际上夏族对参的认识有更深刻的原因，每当参于黄昏后落向地平线快看不见的时候，恰是大地回春之际。参去寒冬尽，农家备耕忙。它成为夏族观象授时的重要依据。

参与大火都是古代妇孺皆知的星相。公元前2400年左右，大火在春天傍黑时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其光荧荧，好似东方远处的一团火焰。它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单是因为它亮，也不光因为它酷似原始社会中极为重要的火种，主要的原因，就是每当它于黄昏后出现于东方时，它就像是特意来点燃人们昐望播种的希望之火。可以说，在我国传说的三代，它是天空中一朵红色的报春花。北斗七星的斗柄连线，大约指向大火，故大火黄昏初见之际，北斗就指向东方。

对大火和北斗的观测延续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后来，由于测量了子午线，并观测星是否到了子午圈，预报季节的准确度得到了提高，天文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直到公元前11世纪，大火仍然是人们报时的一个依据，但内容又改变了。《诗经，幽风。七月》中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黄昏，大火越过子午线流向西天下沉的时候，妇女们就该赶制棉衣，为亲人们准备冬装了。

西周时期，人们关于天象的知识更多了。《诗经。风。定之方中》说：“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诗中，“定”指像锄头的四颗星，他们是室宿二星和壁宿二星，四星组成一个长方形。每当农事基本结束的时候，黄昏后在子午圈附近就能看到定星。定星中天，正是营房屋的大好时光。

材料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博物馆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文化遗产资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为社会公众所共享，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次，从2001年的7955万人次增长到2014年的7.2亿人次，13年间增长了8倍。对于青少年而言，博物馆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二课堂”，在互动性、体验性、趣味性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2014年，全国博物馆拥有近3000万件（套）藏品，依托这些藏品在历史、文化、考古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科研活动，科研成果也非常丰富。针对藏品的研究，需要整合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教师，因此博物馆往往会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史研究中心。同时，博物馆逐渐成为展示城市独特历史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牌价值的重要载体。2010年，西安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把西安建设成“博物馆之城”的战略目标，随后广州、济南等城市也纷纷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口号，以此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摘编自刘世锦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4）》）

材料二：

2008年起，中国文化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开始全面免费开放，此后博物馆的直接经济贡献逐渐弱化。因此，只能通过博物馆事业增加值来衡量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即文化文物系统内的博物馆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如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文物巡展、社会文物鉴定及咨询等）而增加的价值总和。2001～2014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变化情况如下图：

（摘编自苏杨等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5～2016）》）

注：计算或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数据时，用某一时期产品的平均价值作为固定的计算尺度，这种平均价格叫可比价格。可比价格计算出的指标，可以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便于对不同时期进行历史对比，以观察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材料三：

要真正了解或融入一个城市与国家，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参观博物馆。北京每年接待的上亿游客中，相当一部分要参观北京的博物馆。博物馆对于旅游经济的拉动难以用数字衡量，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和教育作用。通过品牌价值的提升和精神核心的建立，实现对旅游经济的长远影响，这也是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间接贡献。

（摘编自王小润等《博物馆能否成为旅游经济新坐标》）

     曹操逝后的数百年间，历代诗人对曹操陵墓多有吟咏，但唐以前诗歌虽都写到曹操归葬于西陵，却没有任何疑冢之说的痕迹，更遑论“七十二疑冢”这样的确定数目了。可以说，唐以前并无曹操“七十二疑冢说”。有之，自宋代起。

宋王安石诗：“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邱。蝼蚁往还空陇亩，麒麟埋没几春秋。”此诗以“铜雀台”“八九邱和“麒麟等词语暗喻曹操七十二疑冢，虽不知何据，却是中国最早关于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记载。南宋诗人范成大在《揽辔录》里记载说：“过漳河，入曹操讲武城，……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间。”罗大经《鹤林玉露》里还记载过范成大讽咏曹操疑冢的诗作：“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岁岁蕃酋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经两宋诗人的反复记载和歌咏，曹操“七十二疑冢说”在元、明、清三朝广为人知，有些学者还以实地的考察见闻，来证明曹操“七十二疑冢”并非虚传。

曹操疑冢之说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是如果查考史籍，则会发现疑冢说只是后人的附会，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相反，曹操墓的位置，不仅无任何疑点可言，反而是可以考察和测定的。

曹操生前曾对自己陵墓的位置和丧葬规格有所安排。《三国志》载曹操遗令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树不封……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据此，曹操墓实际上就在曹魏邺城西门豹祠之西的地势较高和开阔的平原上。《晋书•礼志》的记载也证明，魏文帝曹丕完全遵照其父遗愿安葬了曹操。曹操下令薄葬，并且主动公布了陵墓的地点，说明他并不担心墓葬被盗，也没有设置疑冢的主观动机。

后世史籍中也有记载曹操墓大致方位的，如梁任防《述异记》载：“邺中铜脆乡魏武帝陵下，铜脆、石犬各二。”任防是南朝萧梁时人，去曹魏不远，其言宜可信。又北齐阙名《宋买等造天宫石像碑》载：“其天宫也，左临渌水……旧都……瞩风岭，据有曹操之故堰。”也说明曹操墓在邺城附近。所以，如果能够确定曹魏邺城方位，则曹操墓的具体方位并不难寻。

我国学者张之、乔文泉等经长期研究曾分别指出今河南安阳灵芝村、习文村一带与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北一带，基本就是曹操西陵墓葬的位置。此前盗墓贼们的精确定位和2009年岁末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的考古发现，均已基本证实了学者们研究的主要结论所以，所谓曹操七十二疑冢，并非史实，确属传说。

当然，曹操“七十二疑冢”传说无论是否符合史实，它都有存在的客观历史基础。它的出现和流传，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在中国古人中，曹操堪称是争议最多的历史人物。从“济世之才”到“乱世之奸雄”，再到戏曲舞台上的白脸奸贼，曹操奸臣的形象逐步被定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曹操“七十二疑冢说”和宋代诗文、元明戏曲小说里对曹操奸臣形象的塑造，正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政治伦理和道德情感的体现。                                          (《光明日报》2010年03月02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