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乐天知命”的态度对待生活，但并不是一味讲“乐”，不讲“忧”的。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忧”多于讲“乐”。拿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周易》来说，虽然《系辞上传》说“乐天知命故不忧”，但《系辞下传》又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只要稍许深入地阅读《周易》六十四卦，则不难发现，这本占筮之作，自始至终谈得最多的是如何避凶趋吉，居安思危。我们读《周易》感到耳旁有两种声音，一是号角，另是警钟。两种声音相比较，警钟之声更是惊心动魄。
《周易》理念的核心是“变”。一切皆变，物极必反。事物坏到极点，有可能转向好的方面，事物好到极点，也有可能转向坏的方面。否极可以泰来，泰极也可以否来。故处困当发愤，居安必思危。六十四卦排在最后的一卦不是表示成功的“既济”卦，而是表示没有成功的“未济”卦。这种排列，绝非出于形式上的考虑，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哲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完善的“既济”，而只有不完善的“未济”，我们才更应该努力，永不懈怠地努力。而且正是因为一切都在变动着，既没有永久的成功，也没有永久的失败。正是因为一切都有可能，我们更应警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哲学维度强调人要存忧患之心诚然可贵，但中华文化的忧患观念最为重要的不是忧患的态度，而是忧患的内涵。从儒家最古老的典籍《礼记》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开始，中国儒家一直弘扬的是这种忧国忧民的传统。战国时，孟子接着《礼记》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响亮地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将忧民摆在首要地位。张载发扬孟子的论说，将忧患的内容扩大到天地万物，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明确表示，作为知识分子，其人生意义就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得中华美学的伦理特色获得一种较为浓重的悲剧情调与崇高气概。中国社会长达几千年，动乱的时间多于太平年月，因而，悲凉兼悲愤的精神可以说渗透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史。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到国家政权，而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又多是改朝换代式的动乱，因而中华美学中的悲剧情调其具体内容更多体现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的慨叹。实际的悲剧反映在文学艺术之中，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主旋律之一。中国美学特有的“教化”说、“诗史”说的产生，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
中华民族“乐天知命”的传统在美学中并没有表现为喜剧的形式，它更多地作为一种精神渗透在中国人的审美境界中，它不仅不与中华民族特有的忧患意识构成对立，还与之相融合，从而形成一种博大的精神情怀。这种情怀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表现得最为典型，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地精神。这种精神所体现的审美形态是复合型的，崇高兼有优美，悲剧兼有喜剧。
（摘编自陈望衡《试论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以“乐天知命”的态度对待生活很危险，不能一味讲“乐”，不讲“忧”。 |
| B．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忧患的内涵，但并未从哲学的维度强调人要存忧患之心。 |
| C．从中华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可以探知中国美学的“教化”说、“诗史”说产生的一些原因。 |
| D．一个事物坏到极点，都会转向好的方面；同时，一个事物好到极点，也会转向坏的方面。 |
| A．文章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忧”多于讲“乐”的观点时，列举《周易》的内容予以佐证。 |
| B．文章开头指出中国审美的特点，接着进行辩证分析，最后归结审美的特质，层层深入。 |
| C．文章从历史和浓厚的悲剧情调两个角度阐述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形成的原因。 |
| D．文章以孟子发扬《礼记的论说、张载发扬孟子的论说来论证儒家弘扬忧国忧民的传统的观点。 |
| A．《周易》始至终谈得最多的是如何避凶趋吉，居安思危，它的内容里警戒的声音高于鼓励的声音。 |
| B．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如果“乐天知命”表现为喜剧的形式，那么其就会与忧患意识形成矛盾，无法融合。 |
| C．我们应该对成功保持警惕，世界上既没有永久的成功，也没有永久的失败，因为一切都在变动着。 |
| D．《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地精神，是中国审美境界中的一种博大的精神情怀。 |
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皇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变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在于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艺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作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鹤《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当今历史学界，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扩展，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研究历史的资料。 |
| B．古代的史学家选取史料的范围比较狭窄，他们并未广泛采用“以诗证史”或将小说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之类的方法。 |
| C．王国维在《古今新证》中认为，有些历史学家如果能充分利用史料，就不会“疑古”，怀疑尧、舜、禹等人物的真实性。 |
| D．历史学者对《山海经》有不同认知，《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史部，视为史书，王国维则把它作为古史材料看待。 |
| A．很多人认为《山海经》的记载荒唐夸张，与真实的历史差别较大，司马迁也持这种观点，因此《史记》并不采用《山海经》。 |
| B．《四库全书》的编者认为，《山海经》所记的神话传说并无真实可言，不宜归入史部，而应列入子部小说家类。 |
| C．谭其骧和王国维利用《山海经》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前者是将神话和历史分而治之，后者则从神话中发掘史料。 |
| D．电视剧《康熙王朝》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虚构，其中部分情节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不能从这类作品中发掘史料。 |
| A．即使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会产生新的传说，这些传说将来会不会成为研究这个时代的史料也未可知。 |
| B．“五四”之前，很多涉及历史的神话传说之所以没有成为广泛使用的史料，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史学和文学归类问题上存在争议。 |
| C．在历史研究中，当代学者会把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看待，在他们看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艺术手法差异并不重要。 |
| D．文学作品能否成为史料，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眼光，而历史学家对文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学术背景。 |
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陈平原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由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强烈兴趣，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及真正的听众。辜氏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
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水面。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精神。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整体把握能力。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议型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年结集的《尊王篇》。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黄祸说，辜氏重新分辨文明与野蛮：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黄种文明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
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 借用《中国人的精神导论》中一句话：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辜氏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中国人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等。只是将这种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自大、昏庸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20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重新出土面临的阻力也最大，更重要的是源于其文体及论述策略。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常被论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至于国学，更非辜氏所长。这就难怪五四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除了《论语》、《中庸》的英译，《中国人的精神》（英）、《呐喊》（德）、《辜鸿铭论集》（日）等的出版，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 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在我看来，二者各有其合理性，当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锋芒，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
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节选自《中华读书报》）
1．下列对文意的理解和分析，最正确的两项是（ ）
A由于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故对文人学者来说，有无轶事是很矛盾的，没有轶事是遗憾，有太多轶事也是遗憾。
B辜鸿铭的轶事由于在餐桌上过度消费，而成了所有人阅读其作品的巨大障碍，人们记住的多是对其小脚、辫子、太监等的维护。
C．“黄祸说”的提出与西方汉学家持有的民族歧视和文化偏见的观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换句话说，是因为没有正确地认识中国。
D．西方汉学家与辜鸿铭的不同点表现为：前者注重枝节问题，后者注重能“识大体”、旁征博引、文章以气势取胜、擅长中西文明比较。
E．在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方面，辜鸿铭之所以确有所长，是因为其学识渊博，有较强的悟性、直觉和对整体把握的能力。
2．作者从哪些方面讲述了轶事之外辜鸿铭？请简要概括。
3．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为何辜鸿铭受到的非议最多？请简要说明。
4．文章结尾说“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一句中，“精神”指什么？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
据新华社电 国家汉办昨天在京宣布，将组织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共同翻译《五经》，并计划在三年半内首先推出英译本。这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
昨天上午，由国家汉办组织成立的《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国家的30多位知名学者，将在3天的会议时间内具体商讨翻译的进程安排。
据国家汉办主任许琳介绍，在几位知名中外学者的倡议下，2008年夏，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
许琳指出，《五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迄今为止，一套适应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了解中国文化需要的多语种《五经》译本却不存在。“我们必须出版一套全新的现代译本，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才能被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并真正接受。”她说。
材料二
施舟人领衔译《五经》 计划3年半推出英译本
朱静远
因为缺乏现代译本，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原典”的《五经》始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国家汉办近日宣布，将组织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共同翻译《五经》，并计划在3年半内首先推出英译本。这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是此次《五经》翻译项目的主持人。记者日前采访了施舟人。
是中国重要文化遗产
记：为什么会选择翻译《五经》？它似乎并不是中国特别通俗的读物。
施：所谓《五经》，是对《诗》《书》《礼》《易》和《春秋》的约定俗成的叫法。《五经》是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典籍，它们的起源大多早于后来被称作“儒家”的学说。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是中国思想体系形成和帝国体制建立的主要理论依据，也是很多世纪以来国家科举取士的考试科目。
很多外国人读过中国文学的译本，但他们却不了解《五经》，甚至根本买不到《五经》的译本。
从年代、文化背景来看，《五经》和世界其他重要文明的经典有相似之处，但它最大的特色是与人有关。《圣经》、《古兰经》等都是关于神的作品，而《五经》是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的代表作，有很多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思想、观点，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化遗产之一。
多次呼吁翻译《五经》
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五经》的？
施：上世纪70年代，在国学界与季羡林先生一起被称为“北季南饶”的饶宗颐先生在我执教的法国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恰逢法国政府出资设立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当饶宗颐先生看到项目中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时，年过六十的他流泪了：“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
饶宗颐先生的眼泪使我深受震动，看到这种情况，每一个相关的人，每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会感到不安，我心中翻译《五经》的愿望也越发强烈。
在后来的30多年中，我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到翻译《五经》的重要性。2008年，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接受了我的建议，经过多国学者参加的评审会，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
需要各方面专家参与
记：《五经》翻译有怎样的重要性？
施：我对重新翻译《五经》的评价是：责任很重，难度不小。每一个学者的翻译都有其个人的色彩在内，因此要成立《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在国内学术界、国际汉学界相关领域聘请杰出学者担任委员会成员。关于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国内外的学者都会参与进来。
记：《五经》翻译对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帮助？
施：《五经》推广到国外一定会对想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有帮助。《五经》的翻译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就像洗手，两只手互相揉搓才会干净，但你可能不知道究竟是哪只手帮助另一只手洗干净的。
相关链接
施舟人 (K.M.Schipper)，生于1934年，法国人，曾师从康德谟和石泰安先生研究中国道教史，以研究中国道教而驰名于国际汉学界，是国际上第一个提出建立文化基因库的人。现为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中国福州大学特聘教授等。
1．下列对两则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恰当的两项是( )| A．材料一简要叙述了“《五经》始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原因，介绍了国家汉办关于《五经》翻译工作的计划和安排，并阐述了翻译《五经》的意义。 |
| B．《五经》是对《诗》《书》《礼》《易》和《春秋》的约定俗成的叫法，《五经》并不是中国特别通俗的读物，因此不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
| C．《五经》和世界其他重要文明的经典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在内容上有很大区别，它最大的特色是与人有关，是关于人的作品。 |
| D．施舟人先生举出在国学界与季羡林先生一起被称为“北季南饶”的饶宗颐先生的一次经历，是用典型事实证明翻译《五经》的必要性。 |
| E．“文化交流就像洗手，两只手互相揉搓才会干净，但你可能不知道究竟是哪只手帮助另一只手洗干净的”一句运用了暗喻的手法。 |
3．请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比较材料一和材料二的不同之处。
4．你认为由中国国家汉办组织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共同翻译《五经》的做法合适吗？为什么？请结合材料和自己的理解进行分析。
人生当架几座桥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谈起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10岁那年，叔叔送我一本地图。在中国地图一页，我看见台湾地区用墨涂黑了。我问：‘为什么台湾要用墨涂黑呢？’叔叔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为我国和日本打仗打输了，被日本人占了。’我当时很气愤，心想，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被日本人抢占了呢？一定要把台湾夺回来！”从此，茅以升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知识，掌握本领，报效国家。
茅以升从小天资聪慧，但他更得益于后天的勤奋刻苦。中学时，祖父教他读古文。祖父先将文章抄录一遍，要求他在第二天上课前背熟。没想到，祖父刚抄录完，茅以升已能背诵出来。茅以升锻炼记忆力的故事很多，最著名的是他背诵圆周率的故事。1940年，茅以升任职的唐山工程学院迁到贵州平越县。校庆那天举行游艺会，同学们欢迎茅院长表演个节目。茅以升不会唱歌、跳舞，就说：“我表演背圆周率吧。”他一口气背到小数点后一百位，同学们热烈鼓掌，赞叹不已。
1933年春天，茅以升受命在钱塘江上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大桥。当时在杭州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叫作“钱塘江上造桥”，意思是指不可能做成功的事。因为钱塘江的潮水和流沙都是别处罕见的。潮水来时，潮头壁立，毁坏力惊人。流沙是极细极轻的沙粒，一遇水流即被冲刷走。江底流沙覆盖，深达40多米。所以，杭州人说“钱塘江无底”，在钱塘江上造桥被认为是异想天开。而当时，中国所有的现代化大桥都是外国人修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茅以升认为在钱塘江上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钱塘江大桥正式开工后，遇到的困难一个接一个。外面传着闲言碎语，说什么“这样干下去，哪里会成功？”银行也中断了贷款。茅以升的母亲听到这些事后对他说：“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茅以升的号）造桥，也有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也同样能渡过难关。”那时的“孙悟空”就是造桥的全体员工，“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里的一条法规：利用自然规律，克服自然界的一切障碍。茅以升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和建桥工人的智慧，先后攻克了80多个难题，发明了“射水法”“沉箱法”等施工方法，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
钱塘江大桥既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茅以升把工地办成学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人才。我国一些重要桥梁工程，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一些负责人都曾经历过钱塘江大桥建设的洗礼。建国后，茅以升又参与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先后担任专家组组长、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总设计师，为武汉长江大桥的顺利建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桥讲究处处平衡与和谐。一座瘸腿、不平衡的桥梁，怎能让车辆行人平安到达彼岸？同样，人架设知识的桥梁也是如此。茅以升既通晓工程技术，在文史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学桥、造桥、写桥，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他写的《桥名谈往》《二十四桥》，博古通今，文笔极好。特别是他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更是难得的文学佳作。毛泽东曾对茅以升说：“你的《桥话》我看了，写得很好。你不仅是个科学家，而且也是个文学家哩！”
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的日子，茅以升都始终如一地勤奋工作，即便到了晚年仍然壮心不已。他说：“我还有一桩心事，就是台湾问题。1945年，台湾光复后，我曾到台湾去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看到了台湾的迷人景色，还看望了那里的老同学和朋友。1955年，我到日本访问，恰好住在下关（原名马关）的‘春帆楼’。当年，李鸿章签字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就是住在‘春帆楼’。看到李鸿章住过的房子，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架设连接海峡两岸人民的大桥。这是我在有生之年想要完成的一件大事。”（取材于《郭梅尼人物通讯选》）
相关链接：
①茅以升（1896-1989），中国桥梁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茅以升于30年代打破外国人的垄断，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修建了一座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铁两用桥。钱塘江桥的建成，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茅以升内心有一种预感。他下令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大洞，对于这个原设计中没有的重大改变，茅以升没有向任何人解释原因。持续3个月的淞沪会战终以上海陷落结束，11月16日，南政府决定炸桥以阻断敌人，深明大义的茅以升心情沉重地点了点头：“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一语未竟，热泪夺眶而出。原来在桥下预留的大洞，就是为这一天预备的。12月23日，茅以升正式接到炸桥的密令。当晚，他来到书桌前，奋笔写下8个大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这一愿望终于在抗战胜利后得以实现，在茅以升的亲自主持下，钱塘江大桥又得以成功修复。（摘自“百度百科”）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因为天资聪慧，茅以升从小就过目成诵，记忆力惊人。他协助祖父抄录古文，不待祖父抄完，他就能全文背诵；多年以后，他背诵圆周率，能一口气背到小数点后一百位。 |
| B．钱塘江的地质和水文条件极其复杂，在钱塘江上造桥被认为是异想天开，茅以升受命建造钱塘江大桥，面临着重重困难。他带领全体建桥人员艰苦努力，终于做成了“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 |
| C．茅以升的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理、颇具识见的老人，她对茅以升的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在建造钱塘江大桥的困难时刻，正是母亲的鼓励和点拨，才使得茅以升能够坚持下去。 |
| D．钱塘江大桥“建成一炸毁一修复”的经历，说明大桥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茅以升虽然不是政治家，但他对当时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提前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
| E．茅以升的一生，就像桥梁一样，讲究处处平衡与和谐。他不仅在桥梁科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他都勤奋工作，并始终关注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 |
3．茅以升是一位著名的桥梁工程专家，材料中有哪些体现？请简要归纳。
4．你认为可以从茅以升身上获得哪些有益的人生启示？请结合材料，谈谈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