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意象——意境——意图（主旨），这是诗歌鉴赏的基本步骤，而联想在其中起着统摄的作用。联想的过程一般是从具象信息到抽象信息，从表层含义到深层含义。例如一提到“木叶”我们就会想到秋意，想到萧瑟苍凉的气氛。如“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句，它给我们的直观感受是落叶纷飞，秋意正浓，从诗句中我们看到波浪涌起的洞庭湖面秋风飒飒，落叶飘荡，一派萧瑟的景象，这正是语言的符号意义使然。而此情此景“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读者的思维一下子便从木叶的清秋气息跳跃到离人的愁情别绪，由具象信息到抽象信息，由感觉到感知，我们体会到了（     ），人生不易，这就是联想的作用。

诗歌欣赏，起始点是意象，着眼点是意境，落脚点是意图。灵魂则在于联想，因此诗歌的审美价值取决于这种联想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的语言形象是“形”，它的暗示性是“神”，因此诗歌只有形神兼备，才会境界全出，才会产生美的效果。反过来说，我们只有抓住了诗歌的形和神，才能更深入地领略诗歌美的精神要义，从而触摸诗人的心灵世界，走进诗歌艺术的神圣殿堂。

红烛

闻一多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光出？

……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伤逝——涓生的手记

鲁迅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

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①，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起先我们选择得很苛酷，——也非苛酷，因为看去大抵不像是我们的安身之所；后来，便只要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拦阻她，她还是定要卖；我知道她不加入一点股份，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然而这倒很清静。

子君也逐日活泼起来。她爱动物，不一月，我们的眷属便骤然加得很多，四只小油鸡，还有一只花白的叭儿狗，从庙会买来，记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给它另起了一个，叫作阿随。我就叫它阿随，但我不喜欢这名字。

子君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加以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规定的吃饭的束缚，就费去五星期。她明白之后，大约很不高兴罢，可是没有说。我的工作果然从此较为迅速地进行。只是吃饭却依然给我苦恼。菜冷，是无妨的，然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这是先去喂了阿随了，有时还并那近来连自己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

后来，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我们和阿随都享用了十多日的鲜肥；可是其实都很瘦，因为它们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几粒高粱了。从此便清静得多。只有子君很颓唐，似乎常觉得凄苦和无聊，至于不大愿意开口。我想，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

但是阿随也将留不住了。我们已经不能再希望从什么地方会有收入，子君也早没有一点食物可以引它打拱或直立起来。它的食量，在我们其实早是一个极易觉得的很重的负担。于是连它也留不住了，终于是用包袱蒙着头，由我带到西郊去放掉了，还要追上来，便推在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里。

我一回寓，觉得又清静得多多了；但子君的凄惨的神色，却使我很吃惊。那是没有见过的神色，自然是为阿随。但又何至于此呢？我还没有说起推在土坑里的事。

到夜间，在她的凄惨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分子了。她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忍心的人。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

我拣了一个机会，将这些道理暗示她；她领会似的点头。然而看她后来的情形，她是没有懂，或者是并不相信的。

这是冬春之交的事，待到回家，房东太太便到窗外来叫我出去。

“今天子君的父亲来到这里，将她接回去了。”她很简单地说。

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脑后受了一击，无言地站着。

我已经忘却了怎样辞别她，回到寓所。子君总不会再来的了，像去年那样。

自然，我不能在这里了；但是，“哪里去呢？”

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毕

（节选自《彷徨》，有删改）

【注释】①伊孛生：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其代表作《玩偶之家》主要围绕女主人公娜拉的觉醒展开，最后以娜拉的出走结束全剧。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促织》与《变形记》在故事整体设定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篇作品都叙述了变形故事：一个是人变成了蟋蟀，一个则是人变成了甲虫。借助于这种变形手法，在貌似荒诞的叙述背后，作品表达出对社会重压下人的命运的思考，即对人与物之间的异化关系或者人的异化的思考，从而具有了深刻的批判性。

《促织》写的是一个在外力残酷压迫之下的小人物“离魂”的人间惨剧。人原是万物之灵，蟋蟀本是捕捉来给人当小玩意的，但在《促织》中，一切都被倒转过来──人成了一只可怜虫，而“蟋蟀”倒像在玩弄着人的命运，成了成名一家生死、吉凶、福祸的主宰。作者表面上写小小的蟋蟀，实际上则是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层层官员和处在社会底层、身受好几层压迫的老百姓，自上而下地串联起来，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如果说蒲松龄只是无意识地涉及异化的问题，那么卡夫卡则是有意识地以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深刻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普遍的人的异化现象。人在一夜间变成了甲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一旦失去谋生的能力、谋生的手段、谋生的资本、谋生的机会，就无异于变成一只甲虫。格里高尔发觉自己变成甲虫后，那一串焦急的心理活动正反映了他一年到头过的都是那种惴惴不安、灰黯屈辱的日子。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非人的生活”。

《促织》思考问题的向度首先指向社会，而《变形记》则主要是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不同的思考向度，体现出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影响。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建构在一个个家庭的基础上的，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中，个人的所有生存目的、生存价值指向的都是家庭和社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群体的利益（更多的时候就是家庭）高于一切，所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就成了很多中国人的追求。而西方社会结构的最小单位是个人，或者说是依附于团体的个人。因此，强调个人的权利，对个人的关注，就成了西方社会鲜明的特点。因着文化的不同，中西方在思考问题时就会表现出相应的差异性。中国人总是将人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来观照，并进而思考人的命运；而西方人则习惯于以自我的眼光去审视社会，从而思考人的命运。《促织》与《变形记》所体现出的不同的思考向度正是这样一种具体的表现。

正是基于不同的思考向度，虽同样是运用变形的手法，但《促织》与《变形记》中人物变形的动因截然不同。在《促织》中，成名的儿子变为促织，是为了挽救整个家庭行将遭遇的灭顶之灾。换句话说，也就是个体是为着群体而牺牲的，这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了中国人潜意识深处隐藏着的所谓忠孝，体现了专制社会里一个又一个的群体（即家庭）的悲哀。而《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变形，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体在难以承受的社会压榨下走向自我崩溃。虽然这一变形不可能不影响到家庭，但更多地体现出的却是社会重压下一个又一个个体的悲哀。

（摘编自韩玺吾《<促织>与<变形记>：荒诞的背后》）

材料二：

社交媒体作为互联网的新生力量，凭借信息海量、传播及时、交互性和娱乐性强等特点俘获了大量受众。人们在享受其带来的诸多便利时，也面临着被异化的威胁。社交媒体对人的异化，就是指人们沉溺于社交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中，无限依赖媒体提供的内容，从主动的生产消费角色被异化为受媒体控制和奴役的傀儡，一旦离开媒体，就会陷入极端的恐慌之中。如何规避被媒体异化的危险，是当下受众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人的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者之间的博弈与平衡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工具理性的表现形式就是技术革命；而价值理性则是对人的尊严、情感和命运的关怀，强调一个人对于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工具理性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急剧膨胀，人们在享用技术盛宴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崇拜。而价值理性却被碎片化、娱乐化的快餐文化持续消解着，人的独立精神越发黯淡无光。在媒体使用过程中，人们将工具崇拜代替了理性思考，不愿付诸任何具体的行动，这种异化正是由社交媒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失衡导致的。

挣脱社交媒体建构的“异化牢笼”，亟需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以确保社交媒体的良性发展。同时，还要加强人文教育，培养国民的媒介素养与道德认同，将外在的约束转化为内在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减少社交媒体使人异化的可能。

（摘编自吴向华《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对人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