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攻魏，取宁邑，诸侯皆贺。赵王使往贺，三反不得通。赵王忧之，谓左右曰：“以秦之强，得宁邑，以制齐、赵，诸侯皆贺，吾往贺而独不得通，此必加兵我，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有谅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试使之。”谅毅亲受命而往。至秦，献书秦王曰：“大王广地宁邑，诸侯皆贺，敝邑寡君亦窃嘉之，不敢宁居，使下臣奉其币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无罪，愿大王无绝其欢；若使有罪，愿得请之。”秦王使使者报曰：“吾所使赵国者，小大皆听吾言，则受书币。若不从吾言，则使者归矣。”谅毅对曰：“下臣之来固愿承大国之意也岂敢有难大王若有以令之请奉而行之无所敢疑。”于是秦王乃见使者曰：“赵豹、平原君数欺弄寡人，赵能杀此二人则可，若不能杀，请今率诸侯受命邯郸城下。”谅毅曰：“赵豹、平原君，亲寡君之母弟也，犹大王之有叶阳、泾阳君也。大王以孝治闻于天下，衣服之便于体，膳啖之赚于口，未尝不分于叶阳、泾阳君。叶阳君、泾阳君之车马衣服，无非大王之服御者，臣闻之：‘有覆巢毁卵而凤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还报，敝邑之君，畏惧不敢不行，无乃伤叶阳君、泾阳君之心乎？”秦王曰：“诺，勿使从政。”谅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诲，以恶大国，请黜之，勿使与政事，以称大国。”秦王乃喜，受其币而厚遇之。

（节选自《战国策·赵策四》，有删改）

唐宪宗元和七年秋，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薨。子怀谏，为节度副大使。兵马使田兴，有勇力，军中赖之。辛亥，上与宰相议魏博事，李吉甫请兴兵讨之，李绛曰：“臣窃观两河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己故也。诸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若常得严明主帅以临之，则粗能自固矣。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听断，军府大权，必有所归，诸将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从。然则向日分兵之策，适足为今日祸之阶也。至时，惟在朝廷不爱爵禄以赏其人，使两河藩镇闻之，恐其麾下争为恭顺矣，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既而田怀谏幼弱，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数以爱憎移易诸将，众皆愤怒。朝命久未至，军中不安。田兴晨入府，士卒数千人大噪，请为留后。兴乃谓众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皆曰：“诺。”兴乃杀蒋士则等，迁怀谏。魏博监军以状闻，吉甫请遣中使宣慰以观其变，绛曰：“不可。今田兴奉其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乘此际推心抚纳，结以大恩。”上从之，以兴为魏博节度使。绛又言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左右以为所与太多后有此比将何以给之 上以语绛，绛曰：“田兴不贪专地之利，归命圣朝，陛下奈何爱小费而遗大计，不以收一道人心！”上悦，曰：“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十一月，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成德、兖郓使者数辈见之，相顾失色，叹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十四年秋，田兴入朝，上待之尤厚。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四》）

你是谁

程多宝

2022年之夏，我们一时难以穿越到1934年的秋冬，满怀崇敬地向你倾诉。那是一个风云动荡的多事之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军委迫不得已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了一次史书上叫作“长征”的战略转移。

1934年的秋冬，蒋介石企图利用湘江天险和40万大军，把离开中央苏区的8万多红军消灭在湘江一带。

面对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参谋长刘伯承下达的“阻击追敌，掩护红八军团顺利渡过苏江、泡江”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你丝毫没有退缩：人在阵地在！坚决完成任务！

时间如此紧迫，军情十万火急，你早已做好思想准备：为了民族大义慷慨赴死，在所不惜……

你醒了，如此艰难，如此疼痛。

艰难地睁开眼睛，蒙眬间你看到的是，那一丛丛干枯的树梢在弥漫的枪声中渐渐地往后躲闪。如果没了剥削与压迫，这世上该是多么美好！可是……你的身子几乎不能动弹，搭在几名国民党士兵肩膀上的那副担架，如一条破船般颠簸前行，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个趔趄似的摇晃。

你猛地想起来了，这天是1934年12月18日。就在几天前，你率领的一支所剩无几的队伍好不容易突破重围，又一次遭到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暗算。精疲力竭的你组织队伍绝地反击，却因被罪恶的子弹击中腹部而昏迷。醒来后，你知道自己不幸成了俘虏。

堂堂红三十四师师长，怎能成为敌人的阶下囚？你想挣扎，你想反抗，你想与敌人同归于尽，你却一样也做不到。遍体鳞伤的你动弹不得，腹部的致命重伤让你只能任人摆布，好在“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犹在耳畔。

一阵阵疼痛袭来，你又一次昏死过去。

这一路走来，29岁的你正青春蓬勃啊！自从信仰共产主义之后，你的人生如凤凰涅槃般灿烂辉煌：20岁入党，22岁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来又参加了中央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斗，从一个为队伍送菜的菜农，成长为“一心为穷苦大众翻身得解放”的红三十四师师长。

历史不会忘记，1934年11月26日拂晓，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湘江战役打响了。突破敌人在湘江沿岸精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成为中国革命必须闯过的危急存亡关头。11月27日，你率部布置防御工事，阻击尾追之敌，保证全军西渡湘江。鉴于重担之艰巨、责任之光荣，组织最终选择了你率部担任全军后卫：“若是不幸被敌人截断，可返回湘江，在当地发展游击战斗。”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你深知，阻击敌军就是为中国革命争取时间。轰炸机如蝗虫飞舞，阵地被炮群一寸寸炸毁，衣服与肉体被弹片撕裂，连续几场白刃格斗不分昼夜……你的红三十四师处在湘、桂、中央军三路包围之下，尽管6000多人经过一次次恶战只剩下几百名将士，却像钉子般用血肉筑成钢铁阵地，整整阻击敌人四个昼夜。

11月30日清晨，你接到红军主力已顺利渡过湘江的消息，决定率部撤退之时，却发现已深陷敌人的包围圈……

西渡之路何其艰难，好不容易突出重围，你却因为腹部中弹，一大堆肠子溢出腹腔……

那种疼痛，刻骨铭心！要么疼得昏死过去，要么痛得撕裂醒来。

伴随那种没完没了的颠簸，以及刀割锯截般的疼痛，你的身体仿佛被拦腰截成两段。你咬紧牙关，硬是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你勉强睁开眼睛，看到树梢间几只惊恐的鸟儿没命地躲闪；耳中听到敌人一路放肆的狂笑，他们要押着你去领赏钱……

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威逼利诱倒不可怕，不能成为敌人反动宣传的筹码，更不能给党组织以后的营救增添困难——眼下，只有趁敌人松懈之时自我了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可是，除了意识上是清醒的，你已经没有一点气力以身许国。连日的饥饿早已让你疲惫不堪，身负重伤特别是腹部中弹之后，因为流血与感染，流出体外的肠子一时难以复位……

电光石火般的一个闪念，你想到了疼痛的核心所在——这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肠子。那一瞬间，你决定了一生的去留。

你把双手伸进腹部的伤口深处，一下，又一下……你仿佛成了一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使尽全身残存的气力，终于生生地绞断了自己的肠子，当场壮烈牺牲。

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牙齿早已咬破了嘴唇。

那些抬着你领赏的愿望落空的敌人，一个个惊慌失措，有人对着你冷却的躯体肃然起敬：中国工农红军，这是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

有人说，牺牲之后的你，化作了一只鲲鹏，一路追寻着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你们这支队伍这么一走啊，有个外国记者还给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地球上的红飘带。

又有人说，早些时候，你的名字叫陈树春，因为有了革命理想，最后改名为陈树湘。

长征路上，不知出现过多少个你。

你究竟是谁？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有删改）

临江仙·夜归临皋^①

苏轼

夜饮东坡^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③平。小舟从此进，江海寄余生。

题武关^①

杜牧

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

郑袖^②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

山樯谷堑依然在，弱吐强吞尽已空。

今日圣神家四海，戍旗长卷夕阳中。

材料一：

“拟史”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以“史”的视角观其他作家作品，表现为将作家作品比拟为史传进行阐释与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拟史”批评中，“拟《史记》”批评由于其发生的频繁性、广泛性，已经从一种文学现象上升为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拟史”批评根源于儒家文化深刻的宗经重史思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即流露出“比《春秋》”的拟《春秋》动机，其后因单篇流布，多有亡逸。西汉元成年间褚先生仿《史记》体例补写亡篇，可视为最有代表性的“拟《史记》”创作，故而后世多有将杰出的史书比拟为《史记》的现象。而唐代古文运动奠定了《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此后，其他文体中“拟《史记》”批评现象层出不穷。散文领域，韩愈曾评柳宗元的文章为“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到宋代，苏轼评价欧阳修“记事似司马迁”。唐宋八大家多有被比拟为司马迁的现象。后来，元代杨维桢《吊谢皋父》中称谢皋羽“文似太史公”。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以《史记》为旗帜，相关文论更是将“拟《史记》”批评发挥到极致。到清代，姚莹将姚鼐也拟作司马迁。由此可见，“拟《史记》”批评作为散文领域的一个重要观念，对文学创作与审美都有着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到国外作品。近代黄遵宪评价日本古贺精里《赠茶博士某序》曰：“叙述茶事甚详，而抉剔弊窦，曲尽情状，如太史公《货殖传》。”

在诗歌领域“拟《史记》”批评同样影响广泛。宋代苏轼首先提出“杜甫似司马迁”的议题。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对“杜甫似司马迁”的解读重在风味而非形似，是对苏轼之论的深度解说，而其实质则侧重的是杜诗的诗史价值。

诗文之外。其他文体作品中“拟史记”批评也层出不穷。小说领域，明代金圣叹提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的重要观点。将《水浒传》拟作《史记》进行叙事、写人等文法方面的评点，其后清代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戚蓼生《石头记序》将《红楼梦》与《史记》比拟，称《红楼梦》“殆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曰：“《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

此外，辞赋领域，宋代罗大经将《赤壁赋》与《伯夷列传》类比。戏曲领域，明代韩邦奇最早将关汉卿与司马迁并举；可见“拟《史记》”批评在戏曲领域同样影响深刻。

“拟《史记》”批评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观念，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价值。正如清代尤侗在《艮斋续说》中评价诗歌领域的“拟《史记》”时所言，“杜诗似《史记》，不但为太史公增价，并为工部雪冤矣”。“杜诗似《史记》”的论题，对《史记》与杜诗的经典建构皆有价值。不同文体领域共有的“拟《史记》”批评反映了《史记》传播的广度与文学影响的深度。不同文体在文学功用，接受群体、审美特征等方面皆有区别，而不同领域的“拟《史记》”批评都将《史记》视为重要的文学经典而树立，反映出《史记》在不同维度的经典化过程。同样，依赖“拟《史记》”批评，不同文体寻找到彼此间的共通之处，从而为文体之间相互渗透与学习提供了可能，进而推动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刘彦青《“拟<史记>”批评与<史记>的经典化》）

材料二：

中国小说传统源远流长，丰厚博大，“拟史化”倾向无疑是中国小说传统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所谓“拟史化”，即注重小说与历史的依存关系，把小说看作是历史著作的变种，强调小说“补史之阙”的作用。

这种“拟史化”倾向早就被中国古代学者们揭示出来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所谓“稗官”，即为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官，可见小说的诞生即与史录有关。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直接把小说与历史著作类比，强调小说与正史“参行”的功能和小说家的“史家”身份。

中国古代小说的“拟史化”倾向与西方小说有着迥然的差异。西方小说产生较晚，但它的源头是古希腊的史诗和戏剧，而亚里士多德总结古希腊文学经验的《诗学》是后来西方古典文学发展必须遵循的圣经。这里的“诗”是文学的统称，更是叙事类作品（主要是史诗和戏剧）的特称。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西方的叙事文学（包括后来的小说）一开始就是强调与历史著作相区别的，他们把文学（包括小说）看得比历史著作更高级、更有价值，都认为文学（小说）比历史更真实。这恰恰与中国的传统相反，中国把历史著作看作是校准小说的墨绳，中国古代小说家的终极目标是“补正史之阙”。

中国古代小说的“拟史化”倾向在近代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风行而逐渐式微了，以至当代人对此几无印象。在今天提出和梳理中国小说传统并不是出于狭隘的复古倾向，也不是要发泄浅薄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对当下在中国日益膨胀以至泛溢的“虚构”化小说稍加矫正。虽然中国传统小说的“拟史化”倾向并不见得值得我们全部肯定，但它积极的入世精神和自觉的艺术担待，对历史真相和生活真谛的不懈探究，值得今天好高骛远的作家们认真镜鉴。

（摘编自张浩文《中国古代小说“拟史化”传统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