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融入时代、走进生活，不断赋彩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人民家国情怀。全国认定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认定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68名。全国公布14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487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6819个中国传统村落，划定1065片历史文化街区，确定5.41万处历史建筑。

截至2021年底，全国累计完成古籍普查登记数据270余万部，累计修复古籍超过385万叶，培训古籍从业人员1万余人次。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6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100万件/套，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总数超过1600家。一个个数据、一个个项目，反映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成果。2017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实施，重点项目扎实推进，取得良好成效。2021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颁布，注重在记忆、传承、创新、传播四个方面着力。

与此同时，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汲取养分，一批讲好中国故事的电视节目栏目推出，一批体现传统文化内涵的创意文化产品涌现，一批深入研究阐释传统文化精华、普及文化经典的图书佳作出版。

《2022中国诗词大会》再次挑起观看热潮。开播7年来，《中国诗词大会》推动诗词文化进入寻常百姓家，助力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级导演吕逸涛说：“近年来，以《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为代表的总台文化节目，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染观众，寻求观众内心需求的契合点。”每逢节日，高跷表演成为浙江嵊州市金庭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源于古代百戏中一种技艺性表演的金庭高跷，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近年来，当地推动高跷进入课堂，在学校进行技艺展示、教学训练等。延续文化基因，展现精神魅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彰显中华文化的魅力，吸引更多人了解、传承传统文化。

（摘编自王珏《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传下去》）

材料二：新时代呼唤坚定的文化自信。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民族标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气质与气节。“先天下之忧而此，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回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契合于时代的要求。在当今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价值观念多元多样的形势下，我们需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时代价值，汲取其中适应时代发展的道德精髓，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展望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继续焕发生命力，成为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国人骨气和底气的强大助力。

（摘编自张贺《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生命力》）

材料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传统手艺人通过短视领和直播等形式与公众“云见面”。90后苗族女银匠潘雪，生长于四代银匠世家。以前缺乏销售渠道，银饰基本只在本地人中买卖，年轻人并不乐于传承这门不赚钱的手艺。大四那年，潘雪发现很多同龄人都很喜欢银饰，她于是回到家乡，以“短视频+直播”的形式介绍手工银饰打造技艺。“我拍摄的视频既包含古法银饰制作，也包括将银饰与珐琅、花丝等工艺结合的创新，同时借助剧情、挑战等形式，让传统技艺更加通俗化、年轻化、时尚化。”潘雪说

非遗触网，为传统文化扩大影响力打开了一扇大门。对于非遗而言，可利用互联网传播载体进一步激发传承发展的内生动力；对传承人而言，也能够借此得到更多认同。

（摘编自郑海鸥《非遗触网活力增》）

自周作人在《美文》中倡导写作“叙事与抒情”的“艺术性”美文开始，一百年间，不同时期的散文各有特色。同时，什么是散文、何为散文的审美规范等语题被反复探讨。新时期以来，散文的文体地位得以提升，但“散文美学”体系中仍有不少问题需要厘清，其中关于散文创作如何走出过度抒情的困境，就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探讨的话题。

中国现代散文借鉴外来资源，并继承明清小品文的写作风格，形成自己的审美规范。现代散文诞生后，情感性成为散文首要的审美要素。对于抒情，作家汪曾祺曾经写道：“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感伤主义。”这个观点富有代表性，即散文世界欠缺进一步开掘，需要在通过写人记事、写景咏物表现情感、情趣、意境之外，获得更开阔的空间。

新时期至今，散文创作总体上逐步摆脱了过度抒情的弊病，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与艺术技巧的运用上不断拓展，经历了“独语体”散文重现、文化散文繁荣，还出现过“新散文”“在场主义散文”“非虚构文学“等或长或短的创作潮流。其中，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散文与新世纪的非虚构文学拓宽了散文的主题表达和艺术空间。前者在个人话语与公共领域之间找到衔接点，扩大写作领域；后者寻求散文与其他文体技巧之间的沟通，开阔了艺术视野。

文化散文将历史意识引入散文，赋予散文文化的品格。承载千年大历史是读者时文化散文的最初认知，由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开拓。今天，文化散文已不囿于大历史书写，引申出众多向度，比如红色文化、女性文化、生态文化等。非虚构文学给散文带来了技术操作层面的冲击。散文创作也在文体跨界中实现新的开拓，不只记叙、描绘个人的往日亲历，状写情感世界的丰富性，还采用调查采访、查阅文献材料等方式，或者用对话、场景呈现现场，或者融入合理想象进行艺术编织。

散文终究还是散文，即使是非虚构文学也申明散文具有某些不可逾越的文体特征，而缺少个性情感精神透视的文化历史属于学术专著。散文来自作者对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打动读者的是其内在的生命意蕴。以生态散文为例，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之所以经典，就在于作家在对自我生活细节进行全方位展示过程中，贯穿着完整的生态主义理念。梭罗以十几年独特的生活方式拥抱自然，批判习俗，凭借自我生命意志，成就了生态散文经典之作。

当代散文也不乏具有生命意蕴与哲学内核的作品。比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景物描绘、精神臆想、隐喻表达背后，升华出一种超越现世苦难的终极情怀。我们也可以从某些回忆散文中读出伦理思想，从文化散文里读出历史背后的文化哲学逻辑。好的散文作品，情感充沛而节制，理性思考始终在场，有着哲学沉思的气质，在宁静的艺术氛围中传达出作者对天地、世界、人性的观察、感悟与思索。

（摘编自于祎《散文创作如何走出过度抒情的困境》）

此前的研究中，众多学者支持“青少年的偶像崇拜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一观点。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动态发展，此次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的偶像崇拜现象不是历史某个阶段的产物，而是稳定、持续地发展着的；同时，偶像崇拜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不是青少年群体特有的行为。不过，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人群中有不同的表现。

偶像崇拜根本上源于内心需求。研究发现，周围人的态度会影响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的表现，但并不能决定其崇拜行为。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起始受他人或环境影响大，是个体选择和周围影响的综合结果，但其结束受自身原因作用更多。

互联网带来的每个社会人的解放，对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互联网环境下，青少年与偶像的接触性活动增多，与其他崇拜者交流、与偶像交互、为偶像宣传，构成了新的偶像崇拜方式。

互联网的普及，促使更多的“后台”信息得以展示，“偶像”成为青少年可“触及”的目标。自媒体的产生，使媒体集团严密把控偶像宣传的局面产生松动，更广阔的渠道带来更丰富的信息，每个人都成为媒体终端的组成部分，青少年崇拜者也得以从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并更多地与偶像进行直接的互动。

在互联网繁荣之前，整个人类社会的交际圈是相对封闭的，尤以青少年的交际圈为典型。青少年受限于自身的行动能力，活动范围受地域限制严重。而互联网带来的人际解放，使青少年的择友从“选择题”变为“填空题”，由此形成的自由的群聚是“志趣相投”的发展，从社会解放的角度而言，无疑是社会良性发展的表现。

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互联网环境中的偶像传播生态阵地，已经从由杂志、记者把控要害的传统时代，转入到在“版主”“粉头”带领下的群体宣传时代。青少年在偶像崇拜活动中，不只扮演着末端消费者的角色，而且成为媒体生态圈中重要的一环。

青少年偶像崇拜因互联网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青少年自身所处的人文环境。近些年来，与青少年崇拜者近距离接触的人群，对于偶像崇拜现象的接受度已经显著提高，这一方面得益于整个社会开放性与容纳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必然受到了崇拜者本身行为转变的影响。在网络环境下，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活动已经不仅是一种消费行为，其对崇拜者能动性的激发，创造力的塑造，责任感的培养，甚至优于传统校园氛围下的素质教育，这是网络环境下偶像崇拜行为由个人向社会化发展的结果。

已有的诸多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偶像崇拜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不分年龄、国家、地区与时代。值得深思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多研究仍然将崇拜偶像的青少年进行特异化处理，例如调查研究中出现“走火入魔”这样具有倾向性的词语。对于有偶像崇拜经历的青少年，在之后的成长过程中有怎样的发展，这样的变化性、动态性研究却寥寥无几。自媒体时代，“特性”是珍贵的个人价值，教育应尊重“差异”。偶像崇拜是否真的对青少年的整个人生产生了负面作用未有定论，但恐怕偶像的缺失要可怕于偶像崇拜。调查显示，各个年龄段都有曾经或者正在崇拜偶像的人群，且比例相对稳定，但崇拜的偶像类型有差异。在面对偶像差异上，青少年对“特性”的尊重常常比教育者表现得更好。教育应当先尊重代际差异和个性差异，之后再谈更好的发展。

此外，青少年对“认同”表现出强烈的需求，并且会发生“认同转移”——对其 偶像或同伴的“认同”会被转移为对其自身的认同。反之亦然。而一些媒体往往通过一则恐吓式的报道就一票否决了所有崇拜者的“被认同感”。偶像崇拜是正常且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一个极端的例子可能使整个社会站在崇拜者的对立面，造成环境恐慌和教育者的恐慌，激化不应有的矛盾。解除“妖魔化”的偶像崇拜印象，媒体应报道更多理性崇拜的案例，引导青少年践行理性的偶像崇拜观，同时也引导家长、社会对偶像崇拜现象抱有正确的认识和非负面的态度，营造对青少年文化宽容接纳的氛围，这也将反向作用于已经成为偶像崇拜网络宣传主体的青少年，帮助其建立“被认同感”和更自信的人格。

(摘编自夏晴《移动互联时代青少年偶像崇拜文化的变迁研究》)

材料一：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遭遇挑战……世界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联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一直主动承担与国情相符合的国际责任，积极推动绿色转型，不断自主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日前，中国郑重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提出一系列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具体举措……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摘自《开创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新局面》,《人民日报》2021年11月3日）

材料二：

陕西省汉中市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最主要的水源涵养区，全市森林覆盖率高达63.79%，荣获“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近年来，汉中市立足于生态优势，因地制宜保护和利用山水资源，营林造绿储备“生态银行”，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在保护好以秦岭、巴山、汉江、嘉陵江为代表的“青山绿水”的同时，坚持绿色循环发展，竖起汉中生态品牌，推动了生态旅游、文旅康养、绿色食药等产业的发展，构建了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

（摘自《汉中市紧盯“绿色循环、生态宜居”的发展定位，当好秦巴生态卫士，守护好绿水青山》,《华商报》2021年7月22日）

作为长江以南最大产煤省，贵州是一座“能源富矿”。2011年，贵州首座风力发电站并网发电，十年间，高山与河谷边建起一座座“绿色电站”。如今，贵州新能源发展可谓“风光无限”。“十三五”期间，贵州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从0.886吨标准煤/万元降至0.671吨标准煤/万元，累计下降24.3%，前四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下降23.8%。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能源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能源生产结构由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转变，能源消费结构日趋低碳化。以贵州为代表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通过能源结构之变碳排放，加速推进节能降耗和绿色发展。

（摘自《晒出“双碳”新答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里“碳”变化》,新华社2021年11月5日）

材料三：

中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推动达成和加快落实《巴黎协定》，以中国理念和实践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逐步站到了全球气候治理舞台的中央。在参与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效的合作成果。2011年以来，中国累计安排约12亿元用于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35个国家签署40份合作文件，通过建设低碳示范区，援助气象卫星、光伏发电系统和照明设备、新能源汽车、环境监测设备、清洁炉灶等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物资，帮助有关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同时为近120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约2000名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

（摘自《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言出必行》,人民网2021年11月4日）

材料四：

如今，中国的绿色版图在不断扩大：一代又一代塞罕坝人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生态奇迹；经过几十年科学治理，库布其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巨变，治沙面积达6000多平方公里，带动当地群众脱贫超过10万人；卫星观测数据发现，全球从2000年至2017年新增的绿地面积中，1/4以上来自中国，中国对全球绿化增量的贡献居全球首位。中国以坚实的行动、空前的力度为大地披绿，为自然增色，为人类谋福祉。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引发世界共鸣：201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会议通过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奇姆·施泰纳评价：“中国在生态文明这个领域中，不仅是给自己，而且给世界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并朝着绿色经济转型。”

（摘自《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人民日报》2021年11月4日）

材料一：

在我国，上网人员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占15.8％，休闲娱乐是他们上网的最主要目的，而网络游戏是互联网休闲娱乐方式中最吸引人的一种类型，网络游戏中角色扮演型对青少年成长产生的影响最大。中国网络游戏作为一种新型产业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在发展运作过程中必然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给青少年成长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网络游戏不仅仅影响了青少年身心健康，还深刻地影响了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多方面领域。

医学专家表示，从生理的角度而言，沉溺于网络游戏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网游沉溺对青少年的视力，语言表达能力与植物神经系统等都会产生危害，严重时，甚至会直接导致沉溺者的死亡。

北京林业大学的心理学系教师方刚认为，不良网络游戏往往充斥着暴力和色情的内容，对武力的崇尚和追求，以及强者通吃的原则，对于性的模糊甚至歪曲表现，诸如此类内容都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危害。

（摘编自互联网）

材料二：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由2010年3月17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0年8月1日起施行。

其中的第十六条指出：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根据网络游戏的内容、功能和适用人群，制定网络游戏用户指引和警示说明，并在网站和网络游戏的显著位置予以标明。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网络游戏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技术措施，禁止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的游戏或者游戏功能，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摘编自文化部网站文章）

材料三：

腾讯天美于2015年发行了MOBA手游“王者荣耀”。2017年7月2日，腾讯方面发出“王者荣耀”游戏“限时令”：7月4日起12周岁以下（含12周岁）未成年人每天限玩1小时，并计划上线晚上9时以后禁止登陆功能；12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每天限玩2小时。超出时间的玩家，将被游戏强制下线。

关于“王者荣耀”的一份调查问卷：

（摘编自互联网）

材料四：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指出：近日中国关于“王者荣耀”游戏对青少年影响的众多讨论，批判性居多而建设性较少。与情绪化、运动式的批判相比，理念清晰、分工明确、重在疏导的长效机制建设，才更应该进行研究并获得关注。

这些理念实际上也是与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的趋势保持一致的。互联网时代的孩子，获取信息和知识、自主学习、发展自我等能力并不逊于成年人，甚至比成年人更胜一筹。家长和社会要做的，更多的是要尊重孩子、了解孩子、相信孩子，通过正面的教育和引导，并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形成良性的互动和共识，重在疏导，而不是一味的限制和管制。

（摘编自刘晓春《网游防沉迷应寻求治本之道》）

7 . 《周易》把自强不息作为天理第一法则，人生第一要义。以天地为准则，确立了人生规范，以宇宙恒久无穷而又秩序井然的精神，劝勉人生应当自强不息，造福社会。这是《周易》的道德理想。对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中华民族精神来说，自强不息的坚确气质，是其最高的哲学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乾》卦中，君子的行为，是以完成品德修养为目的。君子追求学问，以累积知识；抱着怀疑的态度，以明辨是非；以宽厚的态度，待人接物；以仁爱的态度，为行为的准则。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由《乾》《坤》两卦背后深层的哲学思想发展而来，所以《周易》对中国文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纲领就是尊乾而法坤。人生道德修养，要效法自强不忘的宇宙精神，努力精进不懈，使自己在品德学识修养上有所成就，然后在事业上施展抱负，才能共同促进社会发展，人类向上；而道德与事业的关系，也由此产生。

冷静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的现实环境，往往影响、陶冶甚至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品格。善与恶，正与邪，在人们的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于是，中国古人确立了“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十一世纪初，北宋的著名哲学家张载提出“《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的观点，相当精确地概括了《周易》哲学明显的思想倾向与关注人生品格修养的优患意识。为君子谋，是期盼“君子”修美品德，发扬正道，在社会与人生中发挥光明的作用；不为小人谋，是渴望正气压倒邪气，廓清乾坤，涤尽污垢，让人间充满奋发向上的真、善、美。这种哲理倾向，对于我们今天道德文明的建树与改良也具有深刻而有益的借鉴作用。

《周易》教导我们行动必须正大光明，才能获得正义力量的支持。只有安详地执着于正道，才会吉祥。说明直率、方正、宽大，是做人的基本态度。《系辞传》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类求生存的目的与法则是不变的，但由于自私，个人的利益不同，以致产生不同的想法与做法。当你周围的人们通过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利益的时候，你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清白，不要同流合污。君子以敬慎的态度，使内心正直；以正义的准则，为外在行为的规范；只要确立敬慎与正义的精神，他的德行，就不会孤立。所以说：只要正直，有原则、宽大，用不着学习，也不会有不利。

（摘编自力行《<周易>中的人生哲理》，有删改）

“经典”具有超越性，其价值不会因时空变化而动摇。从物质层面来看，“经典”需要通过具体作品来体现，这些作品具有永恒性和典范性，可以传之后世，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经典化”就是对经典作品的筛选和建构过程，而经典作品的筛选标准也会随着社会和时代风气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经典”是在文化时空流转中逐渐积淀而成的典范作品，不仅作为一种具有感召力的审美形式，同时作为一种最高的审美等级，影响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审美记忆和精神基因的形成。与此同时，文学的审美标准同样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更新。一种审美典范如果脱离了自身的历史和社会根基，就变成程式化的审美惯性。因此，从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视角来看待“文学经典化”就有其必要性。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历史化过程，它既受到媒介生态、社会体制、思想观念、审美标准等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制约，同时也通过积极回应现实社会与时代精神的变化，推动文学和文化传统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实现自我革新和价值转换。

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根本上是由一种对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强烈意识和改良中国的现实诉求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推动的。而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及文学经典的生成则与新中国精神密切相关。何谓新中国精神？从历史角度看，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相伴随的具有引领性的精神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前者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了精神纽带的作用，后者则以不断革新的精神为中国发展持续提供奋进的动力。在新时代，我们需要大力阐扬这些精神。当下，新中国精神体现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新时代中国精神。因此，对新中国精神的具体表述也随着时代而变化。新中国精神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实践性及“未完成性”，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需要通过一系列社会实践，当然也包括文学实践而丰富和发展。

一方面，新中国精神总是需要确定的感性符号载体来呈现，因此，国家意志往往限制并规约着文学的生产，决定着文学的语言、想象、虚构等方式；另一方面，新中国文学是新中国精神的审美表达，其作为一种感性媒介所具有的情感强度、审美潜力，使国家意志能够充分渗透、影响并塑造民众的情感结构和精神世界。新中国精神与新中国文学的互动关系表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不仅受到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国家意志的制约，同时，其更为强大的精神动力还在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高涨助长了一种去主流化、去历史化、去政治化的倾向。这段时期，因去政治化倾向而逐渐淡出的红色文学经典，通过消费市场的运作机制以及视觉影视媒介的参与而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但消费主义对革命文化的娱乐化和“反崇高”倾向，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某种对政治的无知和偏见以及历史遗忘机制。因此重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需要建立一种历史整体性观念。这十分紧密地关联着在消费主义的去政治化潮流下历史传统和革命记忆的重建，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关联着当代中国民众的国家情感认同和文化自信。

然而，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历史整体性建构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化浪潮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打破了原有的稳固的社会和血缘关系，当代大众面临着一种“原子化”的个体生存状态。尽管如此，任何社会个体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时代而存在。当前个体所处的状况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个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已经被深深地卷入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关系和生产关系中。尤其是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使得任何国际性重大事件，都能够迅速引起中国民众的心理情感反应。在这一时代状况下，文艺工作者应努力发挥能动性，强化文学的现实品格，积极地适应时代与现实的需要，发掘和呈现中国实践所蕴含的广阔生活场景和丰富中国经验。

（节选自蒋述卓《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的生成》）

材料一：

司马迁在致任安的信中自叙撰写《史记》的心志：“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记录了这句话）司马迁在他的史学实践中，切实坚持了这一学术理念。

所谓“通古今之变”，指出了历史学者的学术责任，即考察古今历史演变的进程，进而认识历史，理解历史，总结历史规律。司马迁的研究方法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考察、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应当进行这样的努力。在学术实践的过程中，司马迁“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如此坚定的学术信念，今之学者依然可借以自勉。

理解“究天人之际”的文意，当然不能脱离当时的文化背景，关注人们对于“天”有着浓厚神秘色彩的崇敬。曾授司马迁公羊之学的董仲舒，对“天人感应”有诸多讨论，他的思想可能对司马迁有一定的影响，《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顺昊天”，张守节《正义》解释为“敬天”。后世注家对《史记》文字的解说，也可见“敬天常”“严敬天威”等说法。如果认识到秦汉社会的“敬天”理念，包含对自然的尊重、对生态的爱护，就应当珍视其中值得继承的文化因素。此外，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究”，强调对未知规律的探索追求，与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偏执倾向有所不同。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和开放风格凸显，文明大幅度进步的历史阶段。当时的思想者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和比较高远的追求，“天人”和“古今”的关系，似乎是许多人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汉武帝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刘安《淮南子》也有“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之说。由此看来，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确代表了一种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出这位伟大学者闳卓的史学理念。

（摘编自王子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材料二：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人在思想领域进行探索的一个母题。这里的“天”并非大自然的意思，因此这里的天人关系也并非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人认为“天”就是“帝”，“天帝”主宰世间万物。天的意志被称为“天命”“天意”，天的行为法则被称为“天道”“天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哲学思想，让天命为君权服务。司马迁作为董仲舒的门生，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另外，司马迁还未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他认为上天和人间的确有对应的关系，并且认为天有法则，也就是“天命”。《史记·天官书》：“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无疑是继承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观。但是，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迁的严谨态度又使得他不能完全相信所谓的天命。他讽刺秦皇汉武求仙问药、封禅祭祀，反对将人间的兴亡都归因于天。在《项羽本纪》中，他对项羽的“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评价以“岂不谬哉！”。他虽承认天命，认为天人之间有联系，但是也反对过分强调天命。

此外，司马迁之所以要写通史，就是为了探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在历史发展面前应该如何应对。他提出“承敝通变”的命题，认为社会出现了弊病才会引起变化，主动的变革就是试图除去过去的弊政。他肯定法家的变法图强行为，对商鞅和吴起的变法作出了较为积极的评价。他还总结出“见盛观衰”的法则，认为事物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其弊端也就开始显现，从而逐渐走向袭落。所谓“物盛而衰，天地之常也”。他还提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重“利”史观，试图从经济条件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经济制度。《史记》以《货殖列传》殿后是有深意的，它探讨和回答了人类生活的基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的关系，人们的思想、行动和物质利益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是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则性的概括。

当然，司马迁处于西汉时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观之中。他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

（摘编自宋伟《如何理解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