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家国情怀是国人从情感和理智上认同和维护民族共同体、将爱亲敬长这一天然血缘亲情上升为报效国家服侍黎民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一代代文人士子怀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遵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操守，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志向，以家庭为根基，以天下为己任，竭诚担当，勤笃作为，谦恭自律，严谨持家，以光耀千秋的道德文章和福泽百姓的勤政善举，书写着绵长醇厚、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质素和闪亮因子，是华夏儿女最真挚的情感归宿和最浓烈的精神底色。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国与家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息息相关，《孟子·离娄上》曾做精辟阐述：“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换言之，家国情怀是建立在血缘和亲情基础上的一种社会伦理关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家国情怀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出经世济民的中国古代文人忠孝一体、家国同构的人格追求，而这种人格追求又是以齐家修身为前提的，正如《大学》所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是家国情怀传承流布的内在动因和基本条件。有鉴于此，古代许多开明之家贤达之士恪守“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信条，注重以家训家规来教诫家人和子弟，以诗词家书来蒙养门生和后人，启发和引导他们勤学奉公、崇德向善、敬业乐群、恤民效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与其说是一种情感诉求和心灵皈依，不如说是一种生命自觉和文化承续。无论是《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还是《岳阳楼记》中先忧后乐的责任担当，抑或是《病起书怀》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驱动，家国情怀往往与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紧密相连，与情真意切的诗意表达密不可分。中国古代文人是在几千年风雨水火中熬炼出来的特殊分子，家国情怀不仅融进他们的血液里，而且递嬗为他们的人文基因。这些基因延续了一代又一代，使中国古代诗词既潜蕴着眷顾家庭的孝悌，又凸显着报效国家的忠贞，传承着中华文脉的“道”统。

（节选自刘金祥《中国古代文人的家国情怀》）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在谈到“天下”的时候，中国古代总是将它和“公”与“太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平理念。《老子》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认为只有以天下为怀，其德才能称得上“普”。《管子》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他的意思是，处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怀，处理到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怀。《礼记》引录孔子的话——“天下为公”。“公”可以理解为公正、公平、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则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平是天下公平基础上的提升。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这中间含有生态平衡之义；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由于“太平”概念视界阔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友好相处就是没有战争。张载提出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最重要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这一理念认为，这种太平不能只是一时的，而应是“万世”的。换句话说，张载要的是永久的太平。这万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来？张载提出“开”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开”就不能靠等，靠恩赐，事实是太平等不来，也没有谁能恩赐。“开”，就是开拓、开发、开创。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时也会有最大的牺牲。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里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节选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一：

冈野信雄，日本神户的小工匠，30多年来只做一件事：旧书修复。在别人看来，这件事实在枯燥无味，而冈野信雄乐此不疲，最后做出了奇迹：任何污损严重、破烂不堪的旧书，只要经过他的手即光复如新，就像施了魔法。

在日本，类似冈野信雄这样的工匠灿若繁星，竹艺、金属网编、蓝染、铁器等，许多行业都存在一批对自己的工作有着近乎神经质般追求的匠人。他们对自己的出品几近苛刻，对自己的手艺充满骄傲甚至自负，对自己的工作从无厌倦并永远追求尽善尽美。如果任凭质量不好的产品流通到市面上，这些日本工匠(多称“职人”)会将之看成是一种耻辱，与收获多少金钱无关。

德国制造最值得信赖。他们制定的标准严谨至苛刻，他们对细节的固执早已成为习惯。即使一支铅笔、一把餐勺、一提菜篮，也都彰显着细腻的心思、独到的创意和恒久的品质。很多人都梦想成就百年品牌，但百年品牌的打造需要全力以赴：对每一处细节的关注，对目标达成的坚持，对科技创新的执着，以及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如同众多德国百年品牌，凭借精益品质在各自领域一骑绝尘的同时，更以创新的实践为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工匠精神最完美的诠释，也是基业长青唯一的道路。

培养工匠精神，是从孩子就开始的。我曾经多次到海外游学，你从孩子们的身上，可以感受到他们快乐的心灵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的想象力没有被世俗的东西破坏和束缚。这样的孩子从小没有被沾染上功利心，无论长大成人以后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他们都会倾注精力，认真做好，而不会以功利之心去衡量这份工作是让他卑微还是能够在人前炫耀。这不正是培养工匠精神的土壤吗？

(节选自《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工匠精神》)

材料二：

“对创新者的崇拜”“创造新鲜事物”，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中国有一个词可以与“工匠精神”匹配——匠心。“匠心”的意思是精巧的心思，技艺上的创造性。有个成语叫“匠心独运”，就是“独创性地运用精巧的心思”。唐人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说：“文不按古，匠心独妙。”这就是创新。

“匠人”有了初心，不断提升技艺，就有了“匠心”。这就是创新，就是总理说的“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能够“匠心独运”了，“匠人”就开始成长为“巨匠”。“匠人”成为“巨匠”的过程，就是几十年如一日，下苦功追求卓越的过程；“匠人”成为“巨匠”的那一刻，也就是吉姆·柯林斯说的，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

所以，从现实来说，工匠精神不是让大家只做一个工匠，而是在工作中提升自我，在工艺、技术、创新、生产和品质等方面完善自己，做大做强。同样，在新时期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企业也要提升竞争力，赶超国际差距。

(节选自《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材料三：

一些作品拼的不是内容质量，而是“策划”和“包装”，更有甚者，抄袭胡编、搜奇媚俗、善恶不辨，只为博眼球赚银两；一些影视剧唯票房至上，“娱乐至死”，同质化现象严重，抗日“神剧”、穿越雷剧，一个比一个“惊心”，每年都有不少粗制滥造的新剧拍完就直接“进了库房”。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将就”之风，不仅对文化产品造成了浪费和伤害，更是对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

一个拥有工匠精神、推崇工匠精神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纯粹；少一些投机取巧，多一些脚踏实地；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专注持久；少一些粗制滥造，多一些优品精品。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领风气之先，塑“工匠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好中国精神、凝聚起中国力量，创作出更多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

(节选自刘泉《文艺也应弘扬“工匠精神”》)

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多数出版社一直重视“塑造品牌”，进行“品牌化经营”。业界流行“睹书思社”的说法，美国著名出版家史密斯·贝利说：“出版社并不因它的经营管理出名，而是因它所出版的书出名。”可见，那些能让出版社出名，进而引发读者“睹书思社”的书，就是那些能够体现出版社品位的特色品牌书。品牌图书可谓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强社之本、优社之本。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品牌产品，早晚会被市场淘汰。

事实上，品牌图书不是专家们投票评出来的，更不是出版社刻意贴标签自封的，而是在图书市场中形成的，是通过时间隧道过滤、积淀的结果，是读者心中的口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但凡称得上是强社和名社的，都有品牌图书作支撑、作招牌、作标志。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工具书和学术名著在国内出版界独占鳌头，赢得“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全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这两本品牌工具书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早年推出的“万有文库”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图书。这些承载大国深厚文化和世界进步思想的招牌书、品牌书铸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荣光。

三联书店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策划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明确定位于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原创性著作。追求的境界是只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他们以推动学术进步为目的，严格评选，鼓励创新，提倡开放。“书比人长寿。”这是出版界的一句箴言。当代编辑理应有这种追求。但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市场，有的甚至是垃圾书。何以出现这种让人汗颜、担忧的局面？原因虽多，但编校人员缺乏工匠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何为工匠精神？就是止于至善、精益求精、执着专一，着力追求完美与极致的精神。将这种精神融于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就是要对文字抱有敬畏之心，如履薄冰，始终坚守文化的价值，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在把握文化品质、思想内涵、学术价值、语句规范、知识准确等方面，力求做到字斟句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复推敲，精准定位。

古往今来，我们的先哲执着专一地践行工匠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末年，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为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让人把全书誊抄一遍，悬挂于咸阳城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典故的来历。这个经典故事，就是对以工匠精神打造文化精品的最好诠释。

实践证明，精品力作都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而成的，品牌图书的打磨更是如此。当今，在出版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不张扬，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堪称践行工匠精神的楷模，值得敬仰和效仿。如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邓蜀生，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黄绍湘《美国简明史》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那份手写的总计78页的审读意见中，邓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叹服，作为学者型编辑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位编辑学习。

（摘编自乔还田《品牌图书是强社之本》）

评“抗日神剧”：暴力夸张罔顾公共理性

“八路军战士”像撕鱿鱼片一样徒手将敌人撕成了两半，“鬼子”血肉横飞，英雄凛然一笑。“八路军女战士”被一群日军侮辱后，腾空跃起，数箭连发，几十名“鬼子兵”接连毙命 ：绣花针、铁砂掌、鹰爪功、化骨绵掌、太极神功轮番出现，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一段时间以来，如此种种“神奇”的镜头接二连三出现在抗日题材电视剧中，已经成为电视荧幕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事实上，雷人桥段层出不穷透露出的是近来风靡荧屏的抗日题材电视剧越来越类型化。“抗日”逐渐简化为一种故事背景，其内核被悄悄替换成武侠剧、偶像剧，即使主线仍是“抗日”，武打、枪战、爱情、时尚、性感等类型元素也统统裹挟进来。乍一看，颇具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上天入地、翻江倒海的大胆想象力！不过，我们实在不能把这慷先驱之慨的做法称为“幽默”。尽管没有谁规定抗日题材文艺作品只能用现实主义手法来讲述，但毕竟那段让我们有着切肤之痛的历史与今相去不远。尽管中国取得了十四年抗战的最终胜利，但我们的前辈也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这种代价因为侵略者人性中的恶，也因为中国近代以来在文明上的落伍。我们的胜利是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这是我们认识那段历史的基本理性。

现如今，抗日题材电视剧悄然卸下了宣传教育的“包袱”，变为纯粹的娱乐品，自是有它的内在逻辑。但这种“自我解放”也确实够“彻底”的，连基本的公共理性也置之不顾，血肉之躯铸就的抗战精神在“神剧”中已被空洞化和游戏化，变作掩护暴力刺激的一张虎皮，真可算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然而编创者又是极其“理性”的：爱情、暴力、 悬疑、时尚、性感……一个都不少，非但不敢突破简单化的观念窠臼，还用离谱的编造强化陋见。在“民族大义”的包裹下，“神剧”们实则是精明的商业算计。

电视剧不必是教科书，但一定不能是罔顾公共理性的反面教材。毋庸置疑，在大众文化中，武打、警匪等内容其实是人的攻击、破坏等本能欲求的“替代性满足”，要引导受众心安理得地疏泄这种欲求，需要在讲述这些内容的同时进行价值观介入，所以“正义战胜邪恶”“好人好报”等主题几乎成了所有通俗故事的标准配置。好的故事把欲望与道德这两个“死对头”如此和谐地编织在一起，既疏泄了人们内心的欲求，也再次强化了道德、价值观和公共理性，使人处于心智平衡的状态。但毕竟，情爱、武打、警匪与色情、暴力、凶杀之间有着内在的共通性，如果故事过于离谱，缺乏基本的公共理性和价值观介入，文艺作品就越接近于赤裸裸的欲求本身。比如，当人们对暴力的依赖被文艺作品过分强化，那么暴力的对象是当年无恶不作的日本兵，是今天在中国饭店用餐的日本民众，还是日本牌子的中国制造汽车，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令人痴迷的，是暴力本身。“抗日神剧”庶几近之。

（选自2011年3月29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