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他讲   台下讲他

汪道衍

某县有个分房小组负责人，在分房会议上振振有词地讲：这次分房的原则是县委常委定的。分新房，就要交旧房，先交旧房钥匙，才能领取新房钥匙，等等。他的话还未讲完，人们就窃窃私议起来：“他自己没交旧房就住了新房，说一套做一套咋能服人啊！”原来，这位干部不但未交旧房，还在外单位又占了一套，加上县委分的一套家六口人就占了三套房。

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情常常可以见到：一个人在台上讲的和他在实际中做的不一样，结果就会导致“台上他讲，台下讲他”的场面。实践证明，以“声”作则必不成则。叫台下做到的，台上的人必须首先做到。否则，当他在台上讲的时候，就不仅难以制止台下讲他，而且有损于党的原则的严肃性。如果在台上只背“台词”，和自己的行动是两码事，那么台下的人只会把他当成一个“演员”，而不会把他当成一个党员。

材料一：

抄袭是情节严重的学术不端，应该对其零容忍。但是，查重为抄袭设定了一个量化标准。有趣的是，各个高校和不同学位的论文要求居然还不一样，仿佛让严肃的学术不端问题可以议价。比如，有些大学允许本科毕业论文30%的重复率，有的学校则划定了10%的红线。这样一来，是不是意味着有些学校可以多抄一点，有些学校可以少抄一点呢？

零抄袭是一个质的问题，如果把抄袭量化，就相当于把这个问题矮化和庸俗化了。向行将走入社会的毕业生发出这种信号，对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和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查重软件更多应该作为一种辅助工具使用，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毕业论文的生死线。

（摘编自马亮《查重软件能否当得起“学术警察”角色》）

材料二：

为解决学术不端多发、易发的问题，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制度化为重点，以健全完善科研诚信工作机制为保障，坚持预防与惩治并举，坚持自律与监督并重，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提出，“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依法依规终身追责”。

中国廉政研究中心课题组建议，为避免“运动式”“一阵风”治理，防止学术不端的反弹回潮，应不断探索和努力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例如，保持打击学术不端的高压态势，继续以“零容忍”的态度打击学术不端，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学术不端案件，形成“露头就打”“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增强对学术不端的震慑力。此外，还需完善科研诚信建设的制度和机制，加强科研诚信独立调查委员会制度建设，加快科研管理与人才评价改革措施落地等。

（摘编自陈磊《加强顶层设计，预防学术不端》）

材料三：

比学术不端更令人五味杂陈的，是翟天临的博士之“易”，和大众理解中的博士之“难”，形成了鲜明对比。“庭有枇杷树，博一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这个网络段子形容的是博士毕业之难。《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近年来的研究数据显示，博士延期毕业率高于56%，也就是一半以上的博士都不能正常毕业。之所以如此，很大一个原因是论文要求较高，许多博士论文甚至是一本书。作为一名全日制博士，翟天临在读期间拍了不少戏，还能如期毕业，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同样，其科研成果并不突出，又如何被录取为博士后的呢？更进一步，这中间校方有没有做到材料和流程的严格把关呢？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公众对教育公平的疑问，希望相关调查在研判学术含金量的同时，也能彻查录取培养的详细流程。

总而言之，“翟天临事件”所涉及的话题，远远不止是学术不端，更有超越学术本身外的教育质量、教育公平问题。随着北影和北大都相继表态发起调查，我们相信会有公允的结论。同时也期待，这件事能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反思。

（摘编自王庆峰《“翟天临事件”不仅仅是学术不端》）

中国正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自从计划生育以来，很多家庭结构都出现了“421”的模式，现在的中年人除了要教育好下一代之外，还要负担起双方父母的养老问题。城市家庭相对好点，有居民养老保险，而农村的父母，没有养老保险或者养老金数额极低，他们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又该如何实现呢？

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养老保障模式不能也不应照搬西方模式，只能建立在中国自己的经济文化基础之上，只能建立在发挥以家庭为主体的养老作用的基础之上。这是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创新之本。第一，强化家庭养老能使农村老人得到更细心的照顾，使老人的精神得到慰藉；第二，强化家庭养老能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养老，可以弥补政府养老之不足；第三，强化家庭养老有利于家庭的稳定，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第四，强化家庭养老可以使我国避免走上西方式福利国家的覆辙，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农村社会保障之路。

我们认为，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一个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以农村家庭保障为主线，以家族成员互助为补充，把政府、社会各方面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统一整体。其基本架构为：

首先，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以土地保障筑起农村养老保障的第一道防线。土地是农民的生命线，担负着农民失业保险的重责，也是农村居民之温饱水平的实物保障。广大农村在土地承包中把人口作为主要要素，把“口粮田”作为永佃田，明确“口粮田”的福利性，“口粮田”体现政府的社会公平导向，给予农村人口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农村土地因被征用而增值，农民要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这时农民的土地保障形式要随之改变，由实物形态的保障变成价值形态的保障。

其次，家庭养老保障是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形式，为此要重塑家庭文化，夯实家庭保障。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养育小孩、扶养老人是家庭的责任，国家实行的社会保障是家庭保障的补充，只有家庭不能保障时才需要社会保障。当前形势下搞好家庭保障，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重塑孝文化，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二是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理顺农村分配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村产业经济，切实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提高农村家庭保障能力；三是提倡邻居互助合作，传承家族文化；四是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努力发展村级集体企业，增加村集体的公共收入，兴办村级公益事业。

再次，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老有所医”的问题。云南省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到2004年底全省20个试点县市共有648.39万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占试点范围农业人口总数的88%，占全省农业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农民看病就医有了保障，医药费用尤其是大病住院治疗负担明显减轻，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况得到缓解，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家庭养老能力的提高。

总之，要充分发挥传统养老文化在促进养老保障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立足中国的制度文化和农村的传统习俗，借鉴现代社会保险的运作机制，才能建立起针对农民的农村养老保障模式。

(摘编自张衍河《论新型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基本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