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今天我们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模范，就是要弘扬他们身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是千千万万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杰出人士的代表。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对全党全社会而言，对英雄模范历史功绩的最好铭记，对他们英雄风范的最好尊崇，就是学习他们身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转化为兴党兴国兴军的强大动力。

忠诚是事业之魂。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身上闪耀着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心中洋溢着对祖国的深沉大爱，生命里盛装着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防沙治沙到巡边护边，英雄模范之所以能够以非常之品格成就非常之事业，最大的精神支撑就是家国情怀，最大的事业支撑就是许党许国的忠诚担当。

执着是动力之源。英雄模范不是一天炼成的，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英雄模范向人们展示着执着和朴实的价值……英雄模范所展现的执着，就是为国为民奉献的志向坚定不移，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坚守无怨无悔。这种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这种积跬步、至千里的坚持，既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呼唤的品质，也恰恰是每一个人实现精彩人生的必需品格。

朴实是立身之本。“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顾大家，是英雄模范们所共有的品质。两次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的张富清，60多年来刻意尘封功绩，退役转业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充分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

（选自2019年9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

儒家积极入世、勇于开拓的现实主义态度造就和凸现了儒家英雄主义精神，这一精神继承了原始人顽强生存的人性力量，以及春秋战国时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在社会与自然的复杂情态中艰苦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民族精神传统，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演变中形成了儒家独特的理性精神。

从相传为伊耆氏的《蜡辞》开始，人类无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指挥自然服从人的愿望：“土反其宅，水归其昼，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性》）在古代神话中，如《山海经》所记载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神话，生动反映了原始人在实际生活中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决意志。他们在劳动的经验中坚信人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丧失战胜困难的信心，显示出人类所具有的英雄主义气概。

儒家总结了人的自强不息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周易大传·彖传》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又云：“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彖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的意思。“刚健”与“自强”的思想驳斥了依赖上天拯救的奴化观念，充分尊重和发挥人的内在意志和人格精神。这在民族精神史上如跃上地平线的太阳，照耀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真理为理想为人生前赴后继，壮怀激越，无畏进取。

孟子把“刚健”思想衍化为一种“大丈夫”精神，即英雄主义人格。“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这是对历史的简明总结。孟子对此见解卓越：“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因此，他提倡英雄主义的“浩然之气”，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构成了儒家特质，培育了许多以死报国的民族英雄。

司马迁非常赞赏孔子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推崇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思想，倡导儒家主张的砥砺名节、慎于死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又说：“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理义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己也。”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多为悲剧式英雄，但大都具有一种豪迈进取、积极奋发、建功立业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史烙下了慷慨悲壮、豪迈辉煌的刻痕。

“英雄”的内涵在今天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中都涌现出了时代的英雄和榜样。因此，我们的艺术创作应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

（摘编自李明泉《儒家英雄主义精神——儒家艺术精神的当代启示（四）》）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作家想在作品里，表现一个思想，创造一个人的形象，他的最基本的工具，便是语言（文字）。

有人把文学家的语言和画家的颜色相比，画家把一个颜色盆放在面前，红的、黄的、蓝的，画家又调配着这些颜色，画出五光十色的画。鲜艳夺目的，阴沉浓重的，愉快的人，或是悲愁的景物。但不会画的人，不会调配颜色的人，便连一个常见的萝卜也画不成功。

文学上的语言工作也是这样。生活里有无数的语言，各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有人把这些语言放在自己的心里，把它们巧妙地真实地连结起来，便能表现人性、时代。也有人组织不好，语言贫乏，便连眼前一只猫捕住了老鼠的事，也说不清楚。

（摘选自孙犁《好的语言和坏的语言》）

材料二：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境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惟妙惟肖的人物。

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有一位苏联诗人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写不出东西的窘态是“把手指甲都绞出了水来”。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正所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

（摘编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三：

中国影视剧作品的美学变化呼应着时代大潮，与共和国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正如新中国的历史以1978年为界，可以明确区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在美学上，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异也明确可感。其中前一阶段，基本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家和理论家们反复摸索出来的“人民美学”范式。这个范式，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指导的，它在要求艺术家 “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的同时，更要求“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因此，“人民美学”范式下的创作，以塑造英雄形象、先进人物形象为目标，以此作为教育和引导人民的模范。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范式一度走向了极端，削弱了现实主义的灵魂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

改革开放后，文艺创作恢复了对“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描写，但也随着市场经济时代到来，文艺和知识界一度出现过“告别理想、躲避崇高”的极端之论。经过19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反拨，容纳娱乐和消费合理诉求，形成了由先进的“人民美学”和多元的“消费美学”共同构成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共和国美学”。值得强调的是，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电视荧屏上出现了《觉醒时代》《跨过鸭绿江》《山海情》等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影视剧佳作。他们将镜头对准了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者，表现的重心也从都市日常生活和儿女情长转移到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工作者的生产、生活和斗争。扭转了塑造都市瑰丽新人物、平民小人物、世俗人物的潮流，转而刻画先进人物和英雄，展现他们的崇高美。《跨过鸭绿江》洋溢着革命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山海情》的扶贫干部们虽然面临着艰苦的自然环境，但同样有着必胜的信心；《觉醒年代》表现中共建党的初心时刻，充满革命激情和“社会主义绝不会欺骗中国”的必胜信念。这批作品在新时代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背景下，显示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共和国美学”的典型作品。

（摘编自刘海波《〈觉醒年代〉等热播主旋律剧的启示》）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法律精神和制度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

经过长期发展演进，中华法系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传承和弘扬。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展很早的国家之一，法制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法律制度作为文物典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史上大放异彩。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便产生了习惯法，夏朝之后的殷商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法律制度，至西周臻于完善。夏商周三代法制的发展，尤其是西周的礼乐刑罚制度，为中国封建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法而治”，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创新封建法典体制。西汉时形成的汉律60篇，两汉沿用近400年。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蔚为大观。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代表之作。

汉唐诸代君臣和思想家熔礼义刑德于一炉，使中国封建法制呈现出国法、天理、人情融合的鲜明特色。隋唐时，中华法制文明逐渐定型与完备，中华法系日臻成熟。“以礼入法，得古今之平”的《唐律疏议》，以其完备的体例、严谨而丰富的内容成为封建法典的范本，在中华法制文明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世立法产生深刻影响。不仅如此，《唐律疏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还超越国界，成为不少国家学习的范本。

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在内涵和外延上，中华法系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是相通的。它体现着中华传统道德、政治、哲学、伦理等理念，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寻求自然与社会秩序的和谐。

礼法结合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注重教化，反对“不教而诛”。“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礼法并重、隆礼重法方为治国之良策。出礼入刑、隆礼重法，是中华法制文明的独特智慧。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主张“天下无讼”“以和为贵”，崇尚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以无讼为有稳，通过道德教化劝民止讼：坚持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并行，通过定分止争促民息讼，从而实现和睦无争、礼义有序的社会状态。无讼与和谐体现着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一种价值取向。

明德慎罚是从西周时期就形成的思想。明德就是倡导敬德、保民，慎罚就是主张刑罚得中，实施德教德治，刑罚适中宽缓。“德主刑辅”的思想在西汉时期确立，强调“厚其德而简其刑”。唐代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治理国家和社会要把德礼教化与法律惩罚结合起来，德礼教化为根本，法律惩罚是辅助。

（摘编自夏锦文《中华法制文明具有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材料二：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古代在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智慧，构建起一系列法律制度，以保障社会安全、应对风险灾害等，展现出强大的制度建设能力。而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古人更注重事理、情理和法理的结合。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一个鲜明特点。古代社会依据案件的严重程度、不同性质，采取不同处理方式。官府往往集中力量处理重大刑案，而将其他纠纷放至地方自理或民间调处。在处理民间纠纷时，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往往会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酌情处理。而在处理重大刑案时，则要求官员严格引据成文法，涉及重刑必须经过上报文牍和逐级复核程序，适用错案严格归责的处分规则，这体现了对法律及其执行过程的充分重视。在这方面，历代律典、则例都有明确规定。在清代，对故意或过失导致判罚偏差的官员，《吏部处分则例》规定了详细的处罚措施。

在处理各类案件时，我国传统法律制度强调德主刑辅、情法结合。汉代儒家学者倡导引入《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这种“引经决狱”的方式在缓解律令苛酷、实现礼与刑的结合上具有积极意义。在具体案件处理过程中，以道德教化为主、与刑罚手段并用，兼顾情理法等进行全面评判，努力去实现罪罚相当、礼法平衡。历代刑案和判牍文书的记载显示，裁判者们不仅在民事诉讼中兼顾天理、国法、人情等各种因素，而且在命盗刑案中也充分考虑司法的道德教化效果和礼法平衡的实现。事理、情理、法理相结合，是我国古代司法的重要特色。

今天，我们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仍然需要面对纠纷化解、情理法关系等问题，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的慎刑、平等、恤刑等思想观念可以提供启迪。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较为系统、运行有效的制度安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汲取前代历史经验教训、顺应时代变迁的基础上，历经较长时间演变而成。这种演变凸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适应力和生命力。

（摘编自王志强《注重事理、情理、法理相结合》）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刷短视频已经成为不少人钟情的一种娱乐方式，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少人一方面拒绝着短视频对时间的吞噬，一方面又无法控制自己在闲暇时刻打开熟悉的短视频App。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有人下载了某类手机应用程序，通过强制锁机的模式让自己放下手机，专注学习进行自我提升。有人直接将手机丢入“手机监狱”——一种带计时的如手机大小的盒子，防止自己对手机的沉迷。这都是借助外界手段摆脱手机对自己的控制，但取得的效果并没有那么显著，重要的还是要找到让我们沉迷于短视频的深层原因。那么，为何我们会如此沉迷短视频呢？

App的精准推送只是将内容推送到手机程序中，我们完全可以拒绝浏览，但是恰恰相反，不少人抱着手机熬夜刷短视频。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放不下短视频呢？深层原因在于短视频给予我们即时满足的快感。短视频内容的轻松愉悦，对深度的放逐，对用户口味的迎合，使我们当即获得愉悦感。不需要“十年寒窗苦读”的漫长时间积累，也不需要如王羲之般苦练出一个墨池，只需要一个短视频的时间——长则几分钟，短则十几秒——就能使我们获得极大的满足感。这种“低投资、高回报”让我们放不下短视频。虽然，我们的生活需要轻松愉悦，但一刷就是好几个小时，显然是不可取的。总是能听到身边人或者网友对自己长时间刷短视频行为的自责：闲暇时间都在玩手机中度过，每次都很后悔，但是下次还是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拒绝短视频的即时满足呢？

我们应该培养延迟满足的能力，为更长远的满足放弃当下的即时满足。闲暇之余，阅读一本书、学习一项技能，不仅时间长，过程还可能枯燥无聊；这远远不如放逐深度、迎合用户趣味的短视频对我们的吸引力大。但刷完短视频的我们除了哈哈大笑，还能收获什么呢？几乎没有。而阅读带给我们的是苏轼所言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作家三毛所说的“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这都需要时间的积累，是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是一种延迟满足，它带给我们的是进步、充实和成长。延迟满足的培养，让我们从心理到行动来拒绝短视频的即时满足，而不是借助外物强制拒绝。

我们还可以合理利用算法技术。既然算法技术能通过播放、点赞、关注获悉我们的喜好，然后精准推送，何不利用算法技术为我们推送更多优质实用的短视频呢？如有意识观看、点赞、关注实用类、学习类、传播正能量的短视频，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让短视频App推送更多优质视频，从而脱离算法技术的陷阱。

（摘编自王园园《如何正确对待短视频》，有删减）

材料二：

如今，短视频以其个性化、碎片化、高黏度的特点，成为网民广泛应用的视频媒体之一。下班路上“刷一刷”，等电梯时“抖一抖”，吃美食前“拍一拍”……各类短视频应用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大家记录生活和自我表达的一种新的媒体形式。

研究显示，人类存在“生动性偏好”，更易被视觉性显著的信息吸引。短视频因其较强的视觉感染力，很容易传播扩散。此外，传播参与者既有围观心态，也有自我表露诉求，而短视频能够实现双重满足。短小便捷的传播形态，适应信息消费场景的碎片化；垂直深耕、算法推荐，实现了精准对接用户需求。

据统计，2018年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5.01亿人；2019年短视频用户规模已经超过8.2亿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73亿人。无处不在的传播场景、持续增长的用户规模、超乎想象的惊人流量，彰显着短视频旺盛的生命力，但也应看到，短视频在“急速生长”的背后，难免存在种种乱象，短视频拍摄的花费问题日益凸显，短视频侵权成为知识产权问题的新表现；“移花接木”的剪辑手段制造“拼接真实”，把公共场所当成取景地，公众成了“群众演员”，影响到公共秩序；未经过滤的劣质内容引发社会担忧……今天，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下，传播业态加速换代、应用场景不断更新，如果疏于治理，短视频平台将面临更多风险挑战。

可喜的是，近年来有一批优秀短视频创作者正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尽管审美风格不同，讲述方式各异，有的精致，有的粗放，有的安静，有的热闹，但都鲜活蓬勃，与社交媒体时代“负面内容更吸睛”不同，短视频时代更看重“记录美好生活”——点赞风雨中坚守岗位的交警，记录消防员逆行的“最美背影”，歌唱普通人的亲情与爱情……时代需要更多把中国故事讲得有意思、有意味、有意义的“拍客”，用有正能量、有感染力的作品向世界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

（取材于牛梦笛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什么样的社会精神才是中国当下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呢？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概念，谈论者必须从逻辑上对“时代精神”的内涵考辨分析，才能说得清其人文意义。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一是“时代”。从时间维度考量，时代变迁会影响文学的内容和风貌，不过，“时代精神”中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表示时间量度的概念，而是一个空间化的时间概念，其实际内涵包含时间（历史）与空间（社会）两种成分。这样说的理由在于：单纯的时间流逝并不会对文学发展造成什么特别的影响，影响文学变化的因素是时间序列（“时”“代”）中的“运”——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趋势。所以“时代精神”中的“时代”并不仅仅指某个“历史年代”“历史时段”这类单纯的时间单位，而是内蕴着社会生活状况（世情）的时空一体概念。“时代”概念的空间化还表现在，它常常与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的语词合用，用以描述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比如“农耕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这类概念。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二是“精神”。“精神”是人在时空存在中的意识维度。从语法关系上看，“时代精神”核心词是“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精神”是指人在伦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文风貌，“时代精神”因而是指一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状况、世道人心，诸如价值、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人性中的善恶美丑状况等。“精神”之维在文学创作中至关重要，因为文学活动最不能够承受的就是生命活动中的“轻”——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自然生存状态。没有了“精神”，文学就成为没有生命力的花瓶；就连唯美主义的理论鼻祖康德也认为，如果没有精神（崇高）成分，文学只能产生纯形式的平庸之作。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三是“世界精神”。“世界精神”是现时代国际社会的主流文化精神，亦即以“自由”“民主”“公平”“法制”为核心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社会精神。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世界已变成“地球村”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不受其他国家文化上的影响而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圈子内。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理念都是以“自由”“民主”“公平”“法制”为社会文明的核心，文学活动不能脱离这一意义上的“世界精神”。

如果跳出形式逻辑的思维，从辩证逻辑的角度考量，“时代精神”内涵中还应该包涵“人文精神”及一个时代的社会走向与历史要求。“时代精神”中的时间之维固然决定了万物皆变、无物常驻，但万物在常变中也会有不变，比如人们对美好人性的渴望以及对人文关怀的需要，由于这一原因，以人的价值与尊严为目标的人文精神成为“时代精神”不变的追求。

（摘编自张清民《时代精神与高峰文学作品》）

材料二：

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脉的民族精神，以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为基调的革命精神和以改革开放、锐意进取为动力的创新精神的集合体，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艺术创作都应跟上时代步伐、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命题。新时代的影视创作应该努力观照并颂扬时代精神，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影视生态家园永葆青春与活力。

以时代精神为航标，提升创作格局

影视创作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文化自信和“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艺术定力，在作品中展现时代精神赋予的气度、胸襟和情怀，把个体命运、寻常生活置于格局更大的时代精神与家国情怀之中。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用七个故事讲述七十年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其中有大事件的史诗气魄，也有小人物的朴素情感，成为献礼电影的扛鼎之作。电影《流浪地球》以观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怀，在硬科幻的类型范畴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东方审美。这些作品视野开阔、情怀高致，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把时代精神深刻融入创作格局之中。

以时代精神为灯塔，发掘创作主题

在新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上，孕育了红船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不朽的精神丰碑。2020年，在抗击疫情中孕育的“抗疫精神”又为时代精神注入新的内涵。这些精神财富为影视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主题。

近年来，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都成为诠释时代精神的重要契机。《在远方》等剧讲述改革开放40年间，筑梦未来的普通人为改变国家面貌和个体命运，开拓事业、成就出彩人生的故事。《花繁叶茂》等剧聚焦脱贫攻坚的时代命题，深情刻画新时代新农村的山乡巨变。这些作品，高扬当代中国的精神风帆，深入挖掘创作主题，是对时代精神的深刻阐释和深情礼赞。

以时代精神为源泉，汲取创作灵感

当代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城乡一体化同步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呈现多元化趋势，由此产生的思想碰撞和社会现象，为影视创作激活了灵感。在影视创作中，如何把时代精神灵活且巧妙地融入作品当中，这考验着创作者的艺术智慧。电视剧《都挺好》聚焦原生家庭的苦乐年华，深入探讨由于家庭观念、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冲突矛盾，并试图以亲情化解芥蒂，用理解消弭隔膜。这些作品从时代精神中汲取创作灵感，走心、动情、努力地描摹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怀和烟火人生。

（摘编自杨洪涛《时代精神是影视创作的永恒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