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是“愚”的表现。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就愈趋于简单化。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之间的特殊语言，即所谓“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为没有这种经验，是不会懂的。在每个学校里，甚至每个寝室里，都有他们特殊的语言。

“特殊语言”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特殊语言”常常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其实这个筛子虽则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这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梗”是网络用语，最初含有“滑稽有趣”之意，后来它被当作某个特定圈子的专属用语，围绕它所产生的文化现象便是“梗”文化。“梗”语言则是“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梗”语言形式丰富，不仅有语言、文字，还有图像、动作等。作为“网络原住民”，青年群体通过缩略字词、谐音替换等方式，对现有词句进行再加工，创造出了大量的“梗”语言。具体表现为：文字图像化，如“表情包”；使用拼音缩略语，如“YYDS”表达称赞、惊叹；数字代替文字，如一连串“999999”字符寓意祝福对方天长地久；增设语义，如“呵呵”作为语气助词被赋予“冷笑”“嘲讽”的词义。可见“梗”文化承载了青年群体的自我认知，反映了他们独具个性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

“梗”文化是线下社交向网络世界的延伸，它使圈层里的青年产生了广义上的情感共鸣。懂“梗”意味着心意相通，可以增进彼此的认同感。“梗”文化犹如一条坚固的文化纽带，为不同的圈层建立起无形的边界，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集合体，将在现实生活里毫无交集的个体联结起来，实现了青年在彰显个性和寻求共性间的平衡。

互联网虽然提供了情感表达的“便利感”，却没有提供思维外化和主观体验的“多维化”。年轻人沉溺在“梗”语言里，不断创造模板化、趋同化的语言符号，这无疑会助长思维的惰性，使他们丧失对优美文字的感知力。比如，面对壮丽的山河美景只会大喊“绝绝子”，经典古文诗句早已被抛之脑后；与人交往只剩下“jrm”（意为“家人们”），把真诚与坦荡隐藏在字母缩写背后。规范的语言文字逐渐被“梗”语言反噬，这会给汉语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笔者以为，由于“梗”文化具有天然的时代感，一味地抵制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在数字化生态环境下，需正视以“梗”语言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的影响力，在主流话语体系与“梗”语言的互动演化过程中，既要满足不同文化形式间的价值沟通需求，也要强化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推崇正能量的“梗”文化，比如“赶考”“上新”“中国制造yyds”等，要鼓励学生积极阅读，将“梗”语言的发展同社会的进步相结合，以传播网络语言的正能量。

（摘编自周子星《青年网络交往“梗”文化的特征及其引导》）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蕴含了从口语到书面语、经民间跃入官方或正式语域的流动过程。无论是《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雷人”“宅男”“山寨”等网络热词，还是“给力”“任性”“硬核”等网络词语在官方媒体的广泛运用，都体现出汉语网络词语的增生变化呈现日益明显的越界趋势。如果说汉语网络词语的生成还只是汉语口语越界进入书面话语体系的话，那么越来越多的网络词语进入媒体语言甚至官方媒体或文件，则是实现了语域之间的跨界流动。一方面，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是语言系统自身的创新与顺应，体现了汉语强大的创造生成能力与动态适应力；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语言接触过程中，官方及主流媒体话语体系对私人或民间话语的包容与接纳。这既有利于反映社会及语言生活现实，也有利于规范引导网络词语、网络舆情的积极健康发展。可见，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体现了自下而上的语言流动特性，对于构建和谐的网络舆论生态、打造日益清朗的网络空间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尽管出现过各种符号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但可能只有在当今网络社会，才大规模出现了这种借助技术手段将民间口语内容“转写”为生动形象、种类繁多的既便于识别又易于传承的书面文字。同网络日益打破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壁垒一样，汉语网络词语自其诞生之时就已兼具口语与书面语的特性，而今仍在不断地颠覆口语与书面语之间二元对立的模式。作为语言变体的汉语网络词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汉语口语表达的书面化——其传播自由度更高、个性创新性更强、社会生活中的渗透范围更广，并越发能够记录社会发展变迁、抒写语言生活状况、弘扬时代精神文化。可以说，汉语网络词语的生成及其越界，是网络赋予语言的新生命，并以此构建了一个开放包容、自由平等的语言生活网络。

需要指出的是，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本质上是语言系统自身演化的体现，是网络社会发展中语言系统自身调整顺应的结果。无论是从口语到书面语的转换，还是从民间到官方或主流媒体的流动，成功越界的汉语网络词语都需要符合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规范。这体现了从复制经顺应性变异，而直至生存选择的一般演化过程。正因如此，看待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现象，不宜全盘接受，也不应一味消极抵制，而是要积极探索符合语言演化规律的语言规划政策，主动出击，进而发挥与扩大主流媒体的引导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比如，近年来，一些主流媒体平台在社会热点、民生问题等新闻报道中，主动使用了诸如“甩锅”“宅经济”“打call”“内卷”“觉醒年代”“备考青年”等汉语网络词语。这有效拉近了主流媒体与网民的沟通交流距离，在强化服务民众意识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引领规范网络语言使用、肃清网络詈俗词语、构建清朗和谐网络舆论文化的应有态度与积极作用。

（摘编自王勇《探析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现象》）

材料二：

网络语言的创新发展融合了时尚性与主流性。“时尚”是网络语言的标签。网络语言能快速、灵敏地把握网络世界和现实社会中的前沿事物，并以时尚个性的形式呈现出来，在科技推动和社会进步下实现“跃进式革新”。此种革新兼具包容性，这也是网络语言的魅力所在。并且，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发展，网络语言创新的时尚性和主流性也在不断趋于融合。在形式上，具有语言学专业背景的人士也更多地参与到网络流行语的二次创新中，在格式、修辞、文体上运用模因进行创新。在内容上，网络流行语也主动向时代主旋律靠拢。比如，“新赛道”“强国有我”“逆行者”“工匠精神”等，成为宣扬社会价值的“旗手”。

网络语言在形式上兼有经济性与生态性。作为“键盘语言”，网络语言从诞生之初就面临手速不及语速的挑战。快餐式的网络文化，促使网络语言不断趋简、趋快、趋新，从而使经济实用的缩略词语、字母缩写、数字谐音等大量出现。比如，“yyds”（永远的神）、“9494”（就是就是），既以简洁的方式表达了实感，也以隐微的表达传递了情感。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语言符号日益图像化、声讯化、视频化，传达情感信息也更快速、更贴切，从最初的颜文字、绘文字到个性化动态化的表情包，甚至可以用人工智能生成人脸表情包，从而更快更直观地传递信息和情绪，提升了网络交际的经济性。网络语言的经济性使得现代信息交流更具亲密性和趣味性，其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如野马奔腾不拘一格。但同时，这也带来语言使用的不规范与庸俗化，产生了不良从众效应，增加了理解障碍。网络语言的“放任”式生长有可能破坏语言生态，因而保护网络语言生态成为时代课题。我国日益重视对网络语言的监测、规范和引导，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网络语言规范纳入法制体系，并逐步推行网络实名制，有效改善了网络语言生态。平衡网络语言的经济性和生态性，还可以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自然语言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提高网络语言交流效率、优化数字文化生态等筑牢科技基础。

（摘编自康慧芳、尹兴《网络语言：情感与文化的表达》）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里指出：“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近些年来，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开展以来，得益于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科应用的不断加深，现代科技在考古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考古工作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遥感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逐渐在考古探测中广泛应用，3D打印、无人机航拍、DNA分析等新手段令人目不暇接。

各种“黑科技”的大显身手，也使科技成为考古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考古技术装备不断升级“上新”，考古研究领域不断跨界“出圈”，科技深度参与考古田野调查、勘探、现场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分析的全过程，多学科协同“作战”的趋势与效果日益彰显。

跨学科研究、多学科携手已成常态。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地质学、大气科学、环境科学、体质人类学等前沿学科纷纷与考古“联名”，考古材料科学、分子生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不断壮大……科技助力考古向精细化、纵深化发展，多维度解读古人留下的信息。

甚至，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也都进行了深入融合；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碳-14测年、同位素分析、微痕分析、人类遗骸DNA提取检测等，得到广泛应用。

有人说，科技考古就像是给考古学家配备了“望远镜”和“显微镜”。的确，现代科技的运用，丰富了考古的思路、方法和内容，也让考古变得更加精准、安全、高效，助推我国考古事业抵达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摘编自《这十年我们迈向考古强国的足迹》）

材料二：

2001年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启动以来，历经短短二十年的探索，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中华文明探源项目研究团队一直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理念是紧密相连的。这其中，科技考古相关方法的应用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技术路线的关键内核，也使得中华文明五千年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

首先，科技考古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关键科学支撑。研究证实，距今5300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率先进入文明阶段，代表了目前所知的东亚地区最早的地域国家；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发展出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诞生了具有跨地域文化影响力和政治控制力的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科技考古为上述认识贡献了一系列关键性证据。其中，良渚文明的研究中，科技考古工作者率先提出并系统论证了良渚城市群是以防洪体系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并通过碳-14年代学研究，将良渚古国的绝对年代上限推至距今5300年前后；二里头遗址研究中，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人骨考古、冶金考古、玉器与陶器科技考古等相关分析，实证了二里头王国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

其次，科技考古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经济基础。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稳定同位素等相关科技考古研究综合表明，距今5500年前后黄河、长江等地已经分别形成了以“谷豕是飨”“饭稻羹鱼”为主要生业特点的农业社会，这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生业经济基础。距今4500年—3800年，中原地区率先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复杂化，发展出了包括粟、黍、稻、麦、豆在内的“五谷丰登”式的谷物耕作方式和包括猪、狗、黄牛、绵羊、山羊在内的多品种家畜饲养业。农业经济的复杂化和生业技术的多样化保障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促进和推动了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的过程，加速了中华文明的形成。

第三，科技考古增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过程的历史信度。科技考古研究为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建立了科学的绝对年代框架，揭示出金属矿产、玉石资源、农作物与家畜、手工业技术的交流与传播，以及相关的人群迁徙与基因交流，对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生业、资源与技术及相关文化因素广泛传播，促进了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推动了更大区域的文化整合与族群融合，这是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等广大地域范围内古文化长期互动、中华文明从“多元”逐渐融为“一体”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陈相龙《科技考古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科学支撑》）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树立了注重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需要继承这一学术传统，通过社会调查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不断加深对“人”的认识和理解，在将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融为一体的过程中，承担起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责任。

社会调查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枢纽环节，也是对社会的基础与本质予以理解的一种方法体系。首先，社会调查是具象化的。社会调查扎根于特定的地域和人群，以一时一地的社会风貌为对象，试图理解和把握在具体情景中展现出来的情感、气质、风俗、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变迁趋势。其次，社会调查是历史性的。要对一个特定资料作出有效解释，就要善于挖掘其背后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了解那些习以为常却又容易视而不见的背景；就要将材料置于时间维度之下，避免片面解读或过度诠释。再次，社会调查是整合性的。人类社会发展既存在一般规律，也充斥着碎片化、非预期和非理性现象，社会调查就是要将这些规律和现象都纳入总体性分析框架，做到对事实本身的把握和尊重。最后，社会调查长于共情。在具体场景中所唤起的感性认识，可以使调查者尽可能避免成为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这种从情感上激发的对“人”的体恤之情，可以使事物“活”的一面被充分挖掘出来，由此提炼出的理论便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

中国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深深打上了社会调查的烙印。对“人”的理解、现实的观照、理论的创新，这三者的密切结合贯穿学术传统始终。有学者在民生疾苦中理解社会性质。陈翰笙的经济调查蕴含人文精神，认为只有深刻认识数量众多的农民的生存状况，才能理解乡村社会，并据此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学者在人的处境中寻找和确立立场。雷洁琼在江西的经历使她始终秉持“用资料说话”的精神，反对“为了社会学而社会学”，主张着重观察社会变迁给人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有学者用社会调查串联起学科的本土化与国家发展战略。费孝通所著《江村经济》，既是社会学实地调查的范本，也是他后来开展研究的出发点。改革开放后，费孝通三访江村，通过小城镇研究的系列成果，探讨了中国式工业化的发展路径，总结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框架，也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驻足当下，如何应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回顾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将社会调查的实践精神融入历史的、具体的情景之中，发现社会生活“活”的表达，使“人”得到认识和尊重，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才具有人民性和主体性。

今天，我们正步入一个需要用中国思想影响世界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所能做的，恰是通过社会调查，把握根植于我们历史与文化之中、与时代变迁相碰撞所激发出来的体验与思想。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理提炼，就能更好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对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根本性作用——对外提供世界认识中国的途径，对内回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建构本土化与自主性兼具的知识体系。

（摘编自邢婷婷《在社会调查中发现“人”》，有删改）

材料二：

在时间社会学看来，年龄是社会用以规定生命时间结构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一方面呈现了生命的时间序列，另一方面也让生命时间具有规范性，使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被指定了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位置。正因如此，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就有着不同的时间节奏。对于“青年”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而言，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年轻，这看似同义反复的话语其实预示着青年的本质属性——有着看似用不完的时间和一生中最为旺盛的体力精力。我们研究青年，有必要重拾被忽视的问题——时间，以获得一种关于如何走入青年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由时间生发开去，我们就可以找到理解青年的钥匙。我们可以以时间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工作的真实状态以及时间制度是如何影响青年的。在移动互联时代，人们可以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地加速，对于青年个体而言，他们只能主动跟上或被裹挟着卷入加速的时间之中。这种加速的时间观念外化为工作制度，使得青年的工作状态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的特征。同时，时间也愈发显示出其自身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有时会发生偏离，成为控制青年精神的枷锁。以三次均在35岁以下大城市就业青年群体中开展的调查为例——2019年在北京进行的“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蜂鸟）调查”、2020年在深圳进行的“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调查”和2021年在上海进行的“高校青年教师（工蜂）调查”，三次调查虽然开展的城市不同，关注的群体不同，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时间对于青年的塑造和修饬。在移动互联时代，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重合了，个体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愈发强烈，个体的各种社会关系也日趋紧张，现代化对人的压迫感越来越强。从这个意义而言，对于时间的理解和认识就显得异常重要了，因为它折射出一个社会制度究竟如何看待青春，如何对待青年，以及如何帮助个体度过人生中最为宝贵的时期。

（摘编自廉思《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有删改）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礼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我们说“灵验”，就是说含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在后面。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

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上具有先天优势，理应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积极作为。

礼仪文化是以礼仪为内核的文化观念、文化规范、文化器物等的总称，内蕴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与价值追求。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礼仪文化相比，中华礼仪文化具有独特的内涵。

作为“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修齐治平”就与礼仪息息相关：“修身”就是要造就彬彬有礼的君子；“齐家”就是要长幼有序，家庭和睦；“治国”就是重视礼仪熏陶，实现以礼治国；“平天下”更要以礼服人，实现天下太平，这种独特的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心灵里，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与象征。

中华礼仪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在各民族存在文化禀赋、宗教风俗、价值体认等差异的前提下，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彼此接触、相互融会、协同内聚，在礼仪文化上逐渐呈现出共同发展、交融一体的趋势，形成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就打下了深厚根基。

以礼仪文化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将礼仪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抓手。教育的力量是无穷的，应当高度重视礼仪文化的育人功能，大力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传承弘扬优秀礼仪文化，进一步优化礼仪教育课程，丰富礼仪教育实践活动，形成家庭、社会、社会教育主体合力。通过礼仪文化教育，用共同的民族文化凝聚民心，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摘编自蒋璟萍《以礼仪文化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为第一部全面反映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中国共产党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党史类电视纪录片，《重生》近期在电视、网络媒体播出，引起了观众和网友的热烈反响。

以往的历史文献类纪录片创作很少使用演员，即使有演员出现，也多为剪影、背影之类。而《重生》采取情景再现的拍摄方式，由演员实景演出。国外管这叫剧情式纪录片，国内也有借鉴，比如《圆明园》《河西走廊》等。但在党史题材创作中运用这一手段，《重生》尚属首次。一组数据可以从侧面说明这部纪录片对情景再现手法的用心程度。据统计，这部纪录片总共拍摄了191场戏，呈现了174位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设计了162个场景，动用1291位群众演员，使用500套服装，道具占用3个大库房，足够拍3部电视剧。此外，在选择174位历史人物特型演员时，该片既注重形似，又注重颜值。这种强化剧情式叙事的表现方式，充分考虑今天人们的审美诉求和年轻观众观影的习惯，容易在不同观众群体中引起共鸣。

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史书的记载归根结底是一种文本，不能把历史文本与历史本体等同起来。可见，在历史题材创作中，物取、通选可用的史料是反映历史的出发点，还需要依托于可靠、富有责任感的历史性评断，才能为观众提供更多的令人信服事实，强化真实感，达到揭秘之效，提高作品的文献品格。《重生》的一大特点就是充分尊重史实、努力还原历史情境。比如，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旧居，是早期共产党的活动据点，根据史料，《新青年》编辑部当时是在陈独秀旧居的地下室。但在横店拍摄实景时没有地下室，美术师就用一堵很高的围墙搭建出一个地上“地下室”。

近年来，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深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也应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拓展空间。比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作品，创作者在坚守主流价值表达的前提下，采取全明星阵容出演的商业模式，遭比取神，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纪录片《重生》力邀美国《纸牌屋》摄影团队加入。他们运用电影镜头语汇拍摄纪录片，使用柔光镜，即使表现一些严酷的场面也不例外，这样可以让人物光彩夺目，把观众带入一种回忆的情境之中。

（摘编自《纪录片〈重生〉：让革命历史题材生动起来》）

材料二：

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34集电视连续剧《北平战与和》讲述了1948年秋古城北平通过傅作义与共产党的谈判实现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深刻厚重的史实中揉入艺术化的戏剧情节，站在当下的思维高度，挖掘了事件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要求创作者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用戏剧艺术表现真实的历史。如果说历史的真实构成了一部作品的骨架，让人直面铁的现象与规律，那么艺术化的处理则为作品增添丰满的血肉，掀起人思想情感的波澜。在《北平战与和》中，创作者抱着对革命历史的真挚情感和严肃责任感，淡定从容、扎扎实实地进行相关历史素材的深挖掘、精加工，使作品散发出厚重、宏阔的历史气息以及鲜活的、人性化的艺术气质。

为了精确表现北平和谈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编剧在寻溯和熟悉史料上下了巨大功夫，努力克服历史表象、思维定式与主观偏见的干扰，以客观的心态尽可能地贴近历史真相，再根据创作角度有选择地提炼与编织素材。整部作品叙事结构宏大，涉及历史上有真实姓名的人物近50人，空间范围涵盖北平、南京、西柏坡、张家口、天津、新保安等。创作者一面细致描写北平和谈的来龙去脉，一面不时观照国内局势的发展，更以宽广的视野反映了中国内战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意义，为观众铺展开一幅气势磅礴、层次分明、信息量丰富的历史画卷。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创作者有分寸地植入合理的想象并进行虚构，通过丰富的细节描写和戏剧矛盾冲突塑造出一批鲜活饱满的典型人物形象。不同于过去以我方为主的传统表现手法，该剧选择国民党将领傅作义为男一号，不能不说是一次颇具勇气的艺术尝试。以傅为视角中枢最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北平的复杂局势，也更便于勾连各个层面的相关人物与事件；同时傅的作用好比一面镜子，其最终抉择映照出国共两家的优劣之分，更是民心向背的绝佳印证。除了视角的突破，作品对历史人物的定位与认识也做了颇具新意的探索。编剧从国、共、傅各自的立场出发，尽量将每个人物的行为、心理充分合理化。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将雄才大略隐于质朴率真中的毛泽东；一个有心兴邦却无力回天的蒋介石；至于傅作义，编剧更是给予了深度挖掘，

紧紧抓住“战与和”这一核心矛盾，把傅的处境推向黑暗与光明水火不容的极致境地，将其内心置于理性与感性、坚毅与忧惧、矛盾与抉择的激烈交锋中。

（摘编自《评〈北平战与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新追求》）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土地在20世纪中国生活和文化中的特殊位置，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农民身上。新文学中农民的土地意识表现得并不单纯，它不只是怀恋，而是伴随着逃离甚至厌弃的复杂感情。然而，不管在什么时候，农民对土地的主导情感始终是恋土。即使是在30年代，“丰收成灾”迫使农民逃离乡土，也未曾泯灭他们内心深处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在90年代，离土成为一个农民生活中客观的现实，恋土意识依然深藏在许多农民的心中。另一方面，新文学对乡村的种种书写，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刻、也是作家们传达得最传神的部分，无疑就是农民的恋土感情。这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农民与土地息息相关。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土地既是农民的现实需要，也渗透到他们的灵魂中，成为农民文化精神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李健吾的话无疑是非常贴切的：“对于中国人，土地是他们的保姆、看护和送终的道姑。”

（摘编自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

材料二：

在写作形式上，赵树理始终坚持“为农民而写”，以农民的审美习惯为第一原则。他说过“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尽管他的创作在进入新文学之后也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总体而言，他的小说观念是乡村文化式的，与现代文学理念存在着大的差异：“凡写小说的，都想把他自己认为好的人写得叫人同情，把他自己认为坏的人写得叫人反对。”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他的叙述语言与所叙述的生活对象达到了完全合一，不但使叙述对象——农民的生活得到了真实的表现，而且也显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孙犁小说的语言尽管也是清浅的白话，但绝不是赵树理式的民间口语化的白话，而是趋于简洁、雅致的文人白话。在《嘱咐》一文中，他这么写道：“孩子睡着了，睡得是那么安静，那呼吸就像泉水在春天的阳光里冒起小水泡，愉快地升起，又幸福地降落。”他的小说，处处可见文字的优美，感受到作者充满爱的心灵。

当1949年后文学的发展方向与赵树理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相背离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沉痛而失落的：“受学校教育的学生（从中学起就是）已经把自己的文章练习得脱离了‘语言’，……在艺术生活方面，他们也只习惯于歌曲、朗诵诗，而对民间传统则无所继承。……总之，老的真正的民间艺术传统形式事实上已经消灭了，而掌握了文化的学生所学来的那点脱离老一代群众的东西，又不足以补充其缺。”这其中蕴涵的正是赵树理对农民文化和农民文学深切的热爱和坚持精神。

（摘编自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

材料三：

当前农村几乎面临无文学可读的窘境。这并非夸张之词，就我所了解的晋北农村，农民的文学生活不仅远不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八十年代也不能相比，在中老年论者那里，我们还可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古典小说，以及《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题材小说，而在青年农民那里，顶多偶尔浏览一些时尚生活、科技文化读物，与文学却很是隔膜了，城市里热炒的、各种“争奇斗艳”的“新作”和“力作”更是与他们无关。这样的晋北农村，自然不能代表中国各式各样的农村，但农村文学空间近年的急剧萎缩，确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其实，我们并不缺少乡村文学作品。在数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乡村文学作品所占比重也最大。然而，大家有个普遍的印象：现在乡村文学历史叙事多了，现实叙事少了；揭露的、批判的作品较多，正面的、讴歌的作品较少；凭印象编造的东西呈泛滥之势，而体验深切精心提炼的东西却日渐稀少……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作家已变为深陷城市的“观察者”甚至“旁观者”，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疏离了农村和农民。

农村和农民并不是不需要文学。农民读者需要的是跟他们血肉相连“知脾合性”的文学。农民的审美趣味，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单一、封闭。譬如柳青的《创业史》就借鉴了许多西方小说的艺术手法，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浸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思想、感觉和情调，但都赢得了农民读者的喜爱。

文学是感应时代脉动的探测器，是烛照国民精神前行的航标灯。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别是写农村和农民的文学，如果在整体上“悬浮”于城市，而与那块广袤的土地、与数亿底层农民不相往来，让文学和农民之间的坚冰冻结得越来越厚，那就值得我们警醒和审视了。

（摘编自段崇轩《乡村文学别“悬浮”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