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屏幕中的剧情跌宕起伏，屏幕上一行又一行的字符络绎不绝地驰过，如同密集射击的炮弹，令人眼花缭乱：它们就是“弹幕”。尽管弹幕被纳入“评论”范畴，却与传统的文艺批评有巨大的鸿沟。传统的文艺批评来自阅读之后的深思熟虑，作品的整体观照与解读、分析、阐释构成了基本的工作方式。尽管金圣叹、毛宗岗等擅长的评点式文学批评与弹幕存在某种相似的形式，但是，文本的细读以及品鉴、沉吟、揣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操作程序。相对地说，弹幕的首要特征是“即时”，评论对象往往是作品的一个短暂碎片，譬如一个角色的相貌，出场那一刻的步态等等。弹幕评论带有明显的即兴意味，令人瞩目的是现场、此刻与交互性的狂欢气氛，而不是严肃的反思与真知灼见。

弹幕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只有神奇的互联网才能支持如此之多的声音即时互动，让各种貌似无法交集的社会关系迅速地在虚拟空间联结起来。这是印刷文化不可比拟的。印刷文化的节奏相对缓慢，思想的交换不得不接受印刷速度与配送体系的限制。印刷文化的中心是文字符号。文字符号的阅读、理解、阐释形成一种深度文化。至少在目前，速度与深度的恰当比例仍然以印刷文化作为范本。

尽管弹幕的即时评论也诉诸文字符号，但这些字符被加工为另一种奇特的屏幕形象，开启了另一种性质的空间，譬如视觉经验。它与即时性、交互性构成弹幕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传统的文学批评无法企及这种吸引力，“深度”也无法替代生气勃勃的喧哗产生的号召。一旦“深度”置换为“速度”，零碎化、平面化、喜剧精神与反讽、拒斥精英趣味也就成了弹幕的另一些表征。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互联网以及电子传媒的传播方式正在隐蔽地重塑他们的感官、躯体和意识。

（摘编自南帆《弹幕：一个奇特的屏幕现象》）

材料二

2020年6月，B站隆重上线四大名著，无数年轻观众都是奔着弹幕，或是弹幕与四大名著的“化学反应”去的。但对于年纪更长，文化取向也更为传统的网友来说，弹幕污染了剧作，庸俗了原著，宛若妖雾遮天蔽日，毫无理性可言。

表面看，这是代际差异。但实际上，弹幕的两极评价，昭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机制与主体状态，彰显了当下信息读写的双轨制。厌恶者所代表的，乃是印刷文明培育的读写习惯，推崇经典，讲究逻辑与秩序；喜爱者所代表的是互联网文化中跨媒介、多感官、娱乐化的接受方式，注重趣味性与参与感。

弹幕空间中，正确、完整、规范、和谐都变得无足轻重，代之而起的，是无政府主义式的“搅和”。原属不同范畴的信息被一锅乱炖，不同类型的语言形式被杂糅拼贴，如同重回蒙昧时代。经过理性文明的长期洗礼后，短暂地“蒙昧”一下，自编自导“人间喜剧”，反倒成为暂时摆脱文明重负的一种人生选择。

另外，与当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计算”相比，这一场场文字游戏是如此地毫无功利。以共同兴趣为纽带，网友们互称“兄弟”，在蓦然而至的弹幕中寻获同好知音。“居然与我想的一样”，这样会心一击的感受，令孤独的当代人倍感满足。

不同于社会场域中被反复思量过的表达，凭借直觉敲下的弹幕，出于真心、近乎自白，乃是电子时空里的“我手写我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弹幕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便是直抒胸臆，依赖口语词，形成众声喧哗的交谈氛围。唯有无限趋近言文一致，那个最本真的自我，才能跃然而出，袒露人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弹幕的终点并非呈现完整的自我形象，而是要探入“有趣的灵魂”的某个侧面。

弹幕的游戏性与趣味性，真的可以带来更美好的人生状态吗？

首先必须承认，弹幕文字游戏的创造门槛与理解成本都极低。鉴于运动速度飞快，且面向最广大的受众，所以必须令人“秒懂”。秒懂的前提，是对庸常的臣服，这不仅是指对于媒体流行语的追随，更指向一种“自诩快乐的末人心态”。自嘲或嘲讽，均跳不出金箍棒画下的“安全圆”，保持在尚不触及本质的限度内。

与口头表演一样，弹幕业已创造出了许多“套话”与流行语。比如，2019年B站的年度弹幕是“awsl”（即“啊我死了”）。这是一句再直白不过的赞美语，形容视频内容令自己无比折服。这种缩略语以极其经济的拼音缩写，提高了沟通的效率，召唤出固定的、集体性的反应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语言的“失焦”。格套无可厚非，但其中令人上瘾的传染力，以及凌驾于差异性表达之上的霸权地位，恐怕与解放创造力的初衷恰好相反。

更重要的是，弹幕带给人的趣味性、解放感与反讽意味，也日渐固化为一种模式与立场。在进入弹幕空间之前，观者已做好了发笑准备。我们虽不必重弹“娱乐至死”的老调，但在开放态度之外，更需警惕潜伏着的负面因子：弹幕用户被设定为一群单纯追逐快乐的人，而平台迎合（甚至监控、计算）用户需求来生产内容，从而形成了一个“快乐”的闭环。这一闭环将带来“人的再生产”：它召唤快速、固定、永不停歇的人类反应模式，从每一个神经元做起，在每一次欢笑中起步。

（摘编自李静《弹幕版四大名著：“趣味”的治理术》）

材料一：

算法社会的到来势不可当，从信息传播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算法在为公众提供极大技术便利的同时，对网络生态的发展亦产生了深刻影响。

算法极大降低了公众筛选有效信息的社会成本。算法的核心价值是利用对用户的年龄职业、兴趣爱好、网络行为与时空环境等关键信息的统计分析，致力于在信息内容、产品服务等多元层面实现对用户的追踪推测、精准分发和有效供给。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既往技术语境下公众付出的高昂时间与经济成本，让人们能够从以往单一重复的信息、产品和服务筛选行为中得以解放，满足了公众对于信息和服务的分众化需求。

算法不断建构和重塑着既有的网络群体关系。算法场景造就了公众的数据化和标签化，在强化了既有群体边界的同时，也促进了新的共同体关系的形成。以往网络群体互动关系的形成，大多是公众自发性主动找寻、相互选择的结果。而算法社会下，无论是信息内容的分发还是产品服务的送达，作为中介的算法在进行一对一的关系匹配或资源分配时，首先要对用户进行标签化甚至评分制的“全面数据化”处理。

在此过程中，主要是依据用户接收到相关信息和服务后的点击次数、停留时长、举报屏蔽以及转评赞等各种反馈行为，对其主要观点、情感倾向和媒介消费行为进行精准的图谱画像。进而通过后台信息匹配等方式，帮助用户发现、连接起具有相似观点或共同兴趣的其他共同体关系。

毋庸置疑，技术驱动的算法红利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网络购物离不开“算法比价”、商业运营离不开“算法宣传”、日常出行离不开“算法导航”，甚至求职姻缘也需要“算法匹配”等。但看似理性、中立的算法背后，也存在着一定的技术偏见：大数据“杀熟”“欺生”、算法侵犯隐私乃至引发群体极化等现象时有发生。算法盛行给网络生态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值得警觉与深思。

一方面，算法盛行容易造成“把关人”角色弱化，人沦为算法“囚徒”的可能性急剧增加。算法虽然带来了个人信息、服务水平的大幅提升，但在算法技术主导下，个性化分发力度得到空前强化，而信息、产品与服务编辑审校等“把关角色”却经常遭到弱化甚至缺位。一旦算法的设计与应用失当，个体在认知判断、行为决策以及价值取向等多个方面，很可能会受到单一算法的钳制乃至禁锢，成为算法的“囚徒”。

另一方面，算法盛行容易强化“信息孤岛”效应，网络生态失衡、失真的风险可能不断加大。算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与某类信息的快速连接和匹配，但也自动过滤掉了其他潜在有效信息。信息窄化下的公众容易形成“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和价值取向”的错觉，这种“选择性”的接触、过滤与相信，不仅会阻塞与不同意见群体的交流沟通，更会造成在自我重复和自我肯定中的视野受困与故步自封。同时也会为偏见滋生、黏性缺失的网络舆论场埋下被操控的巨大隐患，甚至陷入恶性循环、诱发线下群体性事件，破坏网络生态的晴朗稳定。

简单粗暴、一刀切式的“算法抵制”并不可取，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监管体系、公开推行更加透明的行业技术准则，已迫在眉睫；同时，必须摒弃“算法崇拜”，进行更加全面专业的算法设计者素质培训，强化对算法使用者的素养教育。总体而言，从认知与关系的维度看，算法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既有的网络生态，也把自由与枷锁的张力推向了极致。算法场景的无限扩张，快速推动着人们的“全面数据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和伦理争议。有意识地对算法技术进行价值反思，始终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摘编自李巨星《算法无限扩张带来自由还是枷锁》）

材料二：

当前人工智能算法通常依赖于数据驱动的方式，其行为不可控、决策机理难解释，带来了公平性、隐私性等相关安全问题。更严重的是，人工智能算法“黑箱”特性导致了算法治理困难，加剧了算法被资本利用的可能，给算法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一些平台利用算法决策侵犯受众权益的问题层出不穷，传统监管手段失效，极易引发监管机构信任危机。

监管信任危机的根源在于企业在数据和算法上的非对称优势。当前，基础数据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平台企业，这些企业全程操纵算法设计、运行、测试和分析，由此占据着优势地位。监管部门在“算法社会”中已经呈现出被边缘化的趋势，极易失去对关键数据和关键算法的监督权和控制权。

应对挑战，尤其需要从法律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三方面构建算法治理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社会各方之间的合作互信。在法律责任层面，国家应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多元主体之间建立起监管算法“黑箱”的共同准则；在行政责任层面，着眼于行政审查、行政监管与行政问责，制定技术标准和操作守则，要求平台企业使用的算法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公共利益，削弱或消除算法“黑箱”造成的负面影响；在道德责任层面，着眼于算法伦理的嵌入，监管部门应该要求平台在算法设计上符合社会一般道德观念、价值与规范。

针对算法设计、应用、监管等全流程治理问题，需要构建算法基础标准、风险评估标准、安全等级标准以及监管标准等完整的标准规范体系，分级分类，设立全面、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指标体系，做到实时可控可监管。算法企业应积极主动配合国家算法治理过程，依据相关标准要求，制定和公开算法相关信息，提升算法透明度。与此同时，发挥社会组织监督作用，加强第三方监督，平衡算法信息的不对称。

针对算法“黑箱”风险难定义、难监管、难预防、难取证、难追责等问题，需要推动研究院所、企业、高校和政府的技术合作，突破度量评估、行为监测、风险防护、博弈演化、突变溯因等原创理论与核心技术，创建并丰富监管技术手段，确保算法在各个阶段中的安全风险可控。为实现算法治理自动化、标准化，还应当开展算法全周期、立体化智能评测和监测技术的研发，构建可解释性、公平性兼顾的安全可信的算法监管平台。

（摘编自刘祥龙《打开算法“黑箱”》）

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厘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陷，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人工神经网络（ANN）等仿生大招， 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材料一：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吴光于）5月24日，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杨宝玲建议，在进一步加强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因地制宜，释放“地摊经济”的最大活力。杨宝玲建议制定统一的“地摊经济”准入许可标准、从业资格条件和商品入市手续，采取颁发资格证、许可证等方式，给予“地摊经济”与从业者合法地位。

“地摊经济”的“三低”特质，让它具有一些独特优势。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摘编自《释放“地摊经济”活力，让城市更有烟火气》

材料二：

最近，地摊经济不是一般的火。

近日，李克强总理在山东烟台考察时，称赞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连日来，各地政府给地摊经济“松绑”的新闻屡见报端。长春、南宁、哈尔滨、上海、济南、郑州、南京、成都等地也纷纷发文，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马路经济”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发挥着打通城市生活“毛细血管”的作用。今年3月，成都市出台相关政策，成为全国第一个允许占道经营的城市，两个月时间里，成都增加就业岗位逾10万个，地摊经济正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创业——从地摊摆起。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教授表示，“地摊经济”最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是用创业带动就业。“地摊经济”中的创业就是劳动者低成本自我雇佣，是门槛比较低的创业行为，对做好“六保”、“六稳”工作，给拥有一技之长的创业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就业机会。同时，“地摊经济”不意味着落后，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最活跃的环节。

摘编自杨仑李丽云《“地摊经济”不简单》2020年6月4日）

材料三：

有人说“地摊经济”是实体版的“拼多多”，对众多厂家的“去库存”大有裨益。

如果说淘宝当年就是把“地摊货”搬到线上，才有机会革了传统零售的命。“低价”、“便宜”的“地摊经济”可说是电商的“先祖”。而今当“地摊经济”重新走红，阿里巴巴第一时间发布了“地摊经济”的扶持计划，即将在1688网站推出“地摊批发专区”，并提供超过700亿元免息赊购，为超过3000万名“摊主”提供全方位的进货和经营支持。

不止是阿里，京东于6月2日发布了“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从保供货、助经营、促就业三方面入手，组织超过500亿的品质货源，为每个小店提供最高10万元无息赊购，全力支持地摊和小店经济。

各大电商巨头为何纷纷加码“地摊经济”？无可否认的是：对今天的创业者来说，电商的“流量成本”已经高于地摊的创业成本。换句话说，“地摊经济”甚至比电商更具有“市场下沉”的优势。由于地摊商贩们与厂家的联系并不直接，而1688等电商平台因为货源工厂直出、同质更低价等渠道优势，使得电商平台反过来可以成为地摊摊主的供货商。

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摊生意与各大电商平台之间，反而成为合作互补的关系。同时，也成为众多生产厂家市场下沉的通衢大道。

（摘编自徐王婴《地摊经济是一种“有益补充”》2020年6月5日）

材料四：

地摊经济由来已久，经营者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它是城市里的一种边缘经济，一直由于影响市容环境而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地摊经济是一种有独特优势的经济形式，特别是在当前背景下，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就业压力。

截至2020年6月4日，已经有多个省份的20多个城市，先后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

材料一：

“澡雪精神”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命题，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品格追求。《庄子·知北游》中的“疏淪（沐浴）而心，澡雪而精神”，与《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有异曲同工之意，“以雪洗身，清净神志”的澡雪精神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警省与自省的要求。

修炼艺德，学艺先学德，演人先做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明确指出了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对文艺行风，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社会生活生态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娱乐圈中频频出现的“饭圈文化”“娘炮形象”将大众审美一度引向了畸形发展。在自媒体与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即便是其日常行为中的不当示范也将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舆论的轩然大波，更不用说那些有违行业准则、触犯公序良俗、逾越法律底线的行径。拒绝浮躁，去除文艺圈的陋习、幻象与妄念，文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文艺工作者应当认清楚脚下的路，看清前进的方向，甩掉对速成、虚名、捷径的妄想，脚踏实地地锤炼自己的艺术技艺与自身修养，用心专研每一个角色，用情呈现每一部作品，用作品说话。

以文化人，以艺通心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让我们文艺工作者心怀敬畏之心与赤诚之心，澡雪垢滓，三省吾身，走好自己的道，守好自己的业，静心观察、潜心创作、用心表达，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文艺作品。

（摘编自焦阳《澡雪垢淬，以艺通心——文艺工作者三省》）

材料二：

庄子在《知北游》中记录孔子与老子两位圣人的对话：“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老聃曰：‘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窅然难言哉！’”老子认为追求深远精深之“道”虽然玄妙飘无，但只要具有“澡雪精神”，濯垢除污，去其所恶，疏浚心中杂念杂质，使神志、思想保持纯正，就能涤荡浮躁、回归本真。刘勰把“澡雪精神”作为文艺创作想象力的思维原点：“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只有以虚静宁静的心灵去观照现实生活，不浮不躁、专心致志、深研问题，才能激活艺术创作力。“澡雪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加强品行磨炼、保持身心纯洁的座右铭，闪烁着中华文化智慧的光辉。

“澡雪精神”注重创作主体的自我调适与修为。面对纷繁复杂、信息狂潮的大千世界和网络时代，人的本朴心性难免受到各种名利的影响和刺激，在这些人那里文艺成为纵欲逐利的工具，艺术的崇高和精神的标高被矮化和消解。针对这股歪风，迫切需要作家艺术家在洁白无瑕的“雪”里涤垢净化、坚守艺术追求，不断提高学养、涵养，把自己的理想人格与道德文章融为一体，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澡雪精神”秉持创作过程的精巧构思与打磨。考察中外文学艺术史，那些流传至今的经典名著，都经过“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创作过程，用更费时的意志推敲、更精细的态度打磨、更深刻的思想呈现，成为人类艺术想象力、生命表现力和思想穿透力的瑰丽篇章和精神宝藏。曹雪芹写《红楼梦》用了10余年；当代作家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从1982年构思写作到1988年完稿，用了6年；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从搜集资料到完成用了25年，从中可发现一条艺术精品创作规律：大凡叙事性、巨制型经典的产生都是与创作者耗费的时间成正比例的。即使那些瞬间迸发的诗絮词羽，虽耗时不多，但也与作者的才智才情和长期的生活积累是分不开的。写作是一种冥思苦想、反复打磨的过程，是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深入观察、深邃思考，来不得草率而为、随意铺就，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沉潜沉稳地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澡雪精神”追求创作效应的审美把握与价值。文艺作品一旦离开创作主体就具有独立自主的内涵力和影响力。因此，为人民提供什么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就事关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净化文艺发展空间，也必然关系着净化群众文化生活场景。大凡知道美学目标所在的艺术家，都能志向坚定而镇静不躁、思虑周详，不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都能祛除浮躁，守正创新，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展现齐家治国、至善盛德的中华审美风范。

（摘编自李明泉《以澡雪精神荡涤浮躁之风》）

材料一：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强调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对我们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我们要牢记嘱托，牢固树立“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大力践行“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本，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要坚持农田就是农田、农田必须是良田的发展共识。我们要用“长牙齿”的硬措施进一步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打好种业“翻身仗”，解决好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对标国内外最高水平，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重视发挥种业集团的行业引领龙头作用，要重视推进品种审定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时俱进，形成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引导企业致力于种业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早日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我们还要坚决抵制“舌尖上的浪费”，通过引导餐饮行业提供小份菜、开展形式多样的爱粮节粮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等方式，让“光盘”理念存之于心、践之于行，努力建设节约型社会。

（摘编自《南方日报》2022年3月8日《聚焦“国之大者”守护粮食安全》)

材料二：

近日，国务院宣布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就是要回答农用地土壤质量家底问题。

我国分别在新中国成立初和改革开放后进行过两次土壤普查。时隔多年重启这项普查，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粮食安全。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我国粮食产量高，同时也是世界第一粮食进口国，国际粮食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中央反复强调，“越是有粮食吃，越要想到没粮食的时候。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我们还需要掌握土壤现状和变化趋势。在人们印象中，江南是鱼米之乡，但目前的真实状况是，耕地持续北移、南方自然条件更佳，雨水充足，粮食作物可以一年二熟甚至三熟，但北方光照和雨水则差了不少，粮食作物多为一年一热，这对耕地产能有很大影响。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我国现有19. 18亿亩耕地，但位于6度以上坡度的耕地占近23%。

此外，土壤质量、健康安全是各方关心的大事。我国耕地利用强度比较高，化肥用量相当核人。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显示，40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增加了2.2倍，但化肥用量增加了6.2倍。同时，耕地盐碱化、强酸化都比较严重。因此，土壤污染状况、是否重金属超标等，都就要先盘点清楚。掌握了这些基本情况，如何修复和利用耕地就有了方向。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22年3月2日《做好土壤普查护航粮食安全》）

材料三：

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训，把种粮大户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要认识到，农业现代化是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基础，是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保障，其关键就在科技进步，核心是通过科技的力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绿色发展水平，使农业产业包含更多的科技含量、更大的就业容量、更好的生态质量。

在实际行动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健全稳定的农业科技支撑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使其更多投向农业数字技术创新等领域；鼓励和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农业数字技术、农业数字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抵押物的信贷活动，提升农业数字技术创新活动的融资能力；积极探索适合农业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税收管理制度，通过设立农业科技金融资助专项经费、对农业科技型企业实施投资补助等，拓宽农业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要保障农业科技行动顺利开展，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持续夯实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要看到，智能终端等设备是农业数据采集、整合、共享、利用的窗口，是查询、了解、掌握农业生产信息、产品供求信息、农业交易信息的载体，要切实加快智能终端设备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应用普及。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22年8月9日《把握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