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一：

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顺利将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在轨建造阶段首次载人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浩瀚星空再添访客，中国航天再创辉煌。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19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根据任务实施计划，组合体飞行期间，航天员将进驻天和核心舱，完成为期3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展机械臂操作、太空出舱等活动，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再生生保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升腾的火箭，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飞天梦想，镌刻的是一个国家的前行脚步。回顾神舟载人飞船的发展历程，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实现了天地往返的无人验证，神舟五号实现了载人天地往返，神舟六号实现多人多天天地往返活动，神舟七号实现航天员出舱活动，神舟八号到神舟十号突破了无人交会对接和有人交会对接，神舟十一号实现了航天员的中期驻留。向浩瀚宇宙的每一次进发，振奋的是越来越昂扬的精神和气概，夯实的是越来越厚重的自信和底气。

此次神舟十二号的成功发射，可以说集齐了全任务全模式天地往返所需要的全部技能点，开启了逐梦空间站的时代。首次实施载人飞船自主快速交会对接；首次绕飞空间站，并与空间站径向交会；首次实现长期在轨停靠；首次具备从不同高度轨道返回东风着陆场的能力；首次具备天地结合多重保证的应急救援能力……有专家形容，此前的星际探索就像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看一看”“住两天”，这次是要在太空的“家”里“住下来”“走一走”。客观来说，困难更大、风险更高、任务更重。在谈到入选飞行乘组的心情时，航天员汤洪波语气坚定：“有压力更有信心。我是第一次执行任务，压力难免会有，因为神秘的太空充满着许多未知，空间站任务也充满风险和挑战。但我坚信，压力就是动力，信心保证成功。”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从“嫦娥奔月”到“祝融驭火”，从“天和筑穹”到“墨子传信”，从“北斗联网”到“天舟穿梭”……生动形象的名字，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也是从古至今不变的追求。心怀梦想、奋勇拼搏，攀登科技高峰、探索宇宙奥秘，浩瀚太空必将留下更多的中国身影、中国足迹。

（摘自向学笙《为浩瀚太空留下更多中国身影》）

材料二：

2021年7月4日14时57分，经过约7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刘伯明、汤洪波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标志着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出舱活动，又被称作太空行走，是指航天员或宇航员离开载人航天器乘员舱，只身进入太空的活动。这是载人航天的一项关键技术，是载人航天工程在轨道上安装大型设备、进行科学实验、施放卫星、检查和维修航天器的重要手段。美国曾通过太空行走修复了刚发射上天就出现重大故障的“天空实验室”空间站，使它“起死回生”；苏俄航天员则多次出舱活动修理“和平号”空间站，使它转危为安；当前在轨运行的“国际空间站”更是由航天员通过多次太空行走才完成在轨组装的。

随着太空行走技术的发展，太空行走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按出舱活动的目的和任务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验证类出舱活动；第二种是组装类出舱活动；第三种是维修类出舱活动；第四种是有效载荷类出舱活动，即回收、修理和释放卫星或在月面安装实验装置、采集月岩标本等。

2008年航天员翟志刚进行的我国第一次太空行走属于验证类出舱活动，而这次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进行的太空行走时间更长，任务更复杂。他们要进行首次人和机械臂的协同配合，用机械臂把航天员载到舱外作业点去完成复杂的舱外安装任务，难度比当年翟志刚的首次太空行走大许多。

太空行走的难点主要在于：一是舱外环境十分恶劣，必须使用复杂而可靠的出舱活动系统来克服空间环境的影响，以保障舱外行走航天员的安全；二是航天员在失重状态下无法用腿行走，主要是靠手把扶住周围的某些物体来维持行动；三是太空中缺少可辨识的参照物，航天员很容易迷失方向。

处于真空状态的太空，没有大气层的保护，温度变化很大。太阳照射时温度可高于100℃，无阳光时温度可低于-200℃，同时存在各种能伤害人体的辐射。为保障航天员在出舱活动中能安全、有效地完成任务，出舱活动时，航天员需配备航天服、舱外机动装置、完成任务所需的工具、固定身体的设备及安全带等装备。其中舱外航天服是出舱活动中最重要的装备，它将航天员的身体与太空的恶劣环境隔开，并向航天员提供大气压力和氧气等维持生命所需的各种保障。同时，为了解决在太空行走时因缺乏参照物，无法分清物体的远近大小，判断其速度快慢等安全问题，航天员在太空行走时都会用安全带将自己与航天器连接起来，以防自己丢失在茫茫太空中而成为人体卫星。

本次出舱任务圆满完成，航天员们不仅给14亿国人传输回了太空视角下的地球绝美照片，同时也宣告了我国更为成熟地掌握了太空行走这一核心航天技术。

（摘编自庞之浩《航天员为啥要出舱？太空行走有多难？》）

材料一：

先秦儒家在考量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强调和谐、仁爱。如何实现此种理想？路径就是“尽物之性”，即万物向荣，各尽其性。董仲舒在总结儒家的仁爱思想时所说的“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实质上不过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下处理人与物之关系的态度的延伸表达而已。不过，在先秦儒家看来，对动物的爱与对人的爱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有区别的爱源于儒家的差等之爱理念。这种差等之爱循着“亲亲——仁民——爱物”的路径递减。对人的爱尚且为差等之爱，对动物的爱自然又次之。

那么，在利用乃至食用动物方面，先秦儒家如何做到与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一致的呢？他们的做法是：制天命而用之，杀伐以时。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而动物“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其道德地位自然低人一等，因此动物可以为人所用。不过他并不主张对动物随便利用和过度利用，而是主张遵循自然规律而用，即“杀伐以时”。他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鳢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从实践层面讲，这种做法至少始于禹王时代。

（摘编自王云岭《儒家视野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启示》）

材料二：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其作为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原则，乃是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地球上本无人类，后来才有人类——地球形成已有45亿年，产生生命已有42亿年，出现人类不过短短的300万年，这是科学事实。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可以没有地球，地球是至今为止被发现唯一有生命存在、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这也是科学事实。我们对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讨论应基于上述科学事实，并把握两个所指：

其一，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孕育了人类，馈赠了人类居所与养分。自然是人类的根，是人类的源。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其二，自然界的演化出现了异化，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人类，自从有了人类，地球史便进入“人类纪”，即由人类主导的地质年代。随着文明的发展，今天作为自然界之产物、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已有能力把地球和自己一同毁灭，而且人类的所作所为正在毁灭地球和自己，生态危机已经使地球和人类面临劫难。地球要延续，人类要延续，这是文明的思维。地球能否延续，人类能否延续，这是文明的忧患。总之，人类搭乘着地球之舟漂浮在无垠的星际海洋，与地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类与地球命运与共，何去何从，全靠人类自己。

其实，从更宏阔的视野上看，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于地球上的自然万物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即生命共同体。山和水是有生命的，山和水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命共同体。地球是生命的摇篮，反过来又是生命的产物。地球正是因为有了生命才成其为地球——一颗绿色的星球，一颗向太阳开放、从太阳获得源源不断能量补充的星球，否则就会像太阳系其他星球一样是毫无生息的死球。善待地球就要善待生命，善待生物圈的生命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一旦丧失，生物圈这一生命共同体就会崩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会瓦解。地球自然万物作为生命共同体或生物共生体系的良性运转，是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摘编自刘湘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点阐释》）

材料三：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曾经“怨天尤人”，把环境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自然界本身。但是，近年来，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非科学活动，人类无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自我调节机制而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人类出于自己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一方面，将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资库，任意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则错误地把自然界当作“垃圾桶”，肆意弃置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品。到头来，人类意欲征服自然，却反遭自然界的惩罚。究其根源，就在于未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已经发挥到了顶点，而是意味着人类并没有解决好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其实，真正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应当以对受动性的认识为约束条件，能动性本身也应表现为两个方面：在认识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在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如果后者不以前者为基础，能动性就可能超越受动性而变成一种盲目性的意向活动。要调整好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人类就得不断推进自己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了解。长期以来，急功近利的片面性观念，把人们引向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无节制的耗费上。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脱离人的受动性而盲目膨胀，这种“能动性”无疑会祸及自身。恩格斯在总结了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经验与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的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们不能只注重改造、征服和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长，而忽视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摘编自卫美云《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之辨析》）

材料一：

“课程思政”即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知识、经验或活动过程中，这一过程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教师在传授课程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将知识转化为内在德性，转化为精神系统的有机构成，转化为一种素质或能力，成为个体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基本能力和方法。这一理念注重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在知识传播中强调价值引领。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具体的显性教育课程，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体现育人方向和宗旨。其他课程作为隐性课程，在“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基础上，要潜移默化地渗透育人价值，必须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因此，“课程思政”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其他课程的发展，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课程思政”的指导作用。

“课程思政”理念下，各类课程都有其亟待挖掘的价值元素。学生学习多学科知识，旨在通过达到对人类之知的整体认识，形成素质底蕴。这就要求教授的学科知识应是内在整合的、完整的，这样才能实现育人的整体效应。基于此，“课程思政”中教师不仅要系统而科学地传授知识，还要重视建立知识与人、与生活多向度的交融关系。

价值问题是推动“课程思政”绕不开的本源问题。实现“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要选择正确的价值维度。首先，“课程思政”应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导向与价值引领的关系。知识导向不能没有价值作支撑，失去了价值导向就会失去人才培养的方向。其次，“课程思政”应正确认识和处理专业技能训练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是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其中以德为统领，重视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塑造，对文化知识，体育精神、审美情操和健全人格等的培养，为学生成长成才打下扎实的价值底色。全面发展要注重个性培养，在全面的基础上有所专长。再次，“课程思政”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意识形态主导性和课程丰富多样性的关系。既要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又要根据不同类型的课程、知识结构的特点有所侧重，使主导性与多样性紧密结合。

“课程思政”以课程为平台，旨在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实现学科间育人价值的勾连，实现课堂内外的联动，实现多学科教师的相互配合，达到“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在知识传播中实现价值引领”的育人价值的聚焦，育德才兼备的当代青年学生，只有“课程思政”成为塑造学生心灵的一门学问，课程才能真正体现出育人本质。

（摘编自邱伟光《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与生成路径》，有删改）

材料二：

“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关键看重视不重视、适应不适应、做得好不好。”日前，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善用社会大课堂、搭建大资源平台、构建大师资体系、拓展工作格局等举措，为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开好“大思政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遵循。

“蒙以养正，圣功也。”思政课的价值在于培根铸魂，开好“大思政课”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当前迫切需要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抓手，持续推动思政课和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从思政课到“大思政课”，表面上只有一字之差，实质上是办好思政课的理念再更新、视野再开阔和格局再拓展。

从实践看，一些地方和学校对思政课建设的重视程度还不够，课程思政存在“硬融入”“表面化”等现象。“大思政课”是破解当前思政课建设突出问题的有效路径，我们必须善用之、常用之，不断增强铸魂育人实效。从建设线上线下联动的全国高校思政课教研系统，到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再到建构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和教育教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工作方案》着手整合思政课资源、推动综合改革、完善教学内容，为的就是以全方位系统化部署激活社会“大课堂”、汇聚全社会育人“大能量”。

中国航天员为“天宫课堂”担任“太空教师”，北京冬奥会运动员、建设者、科研工作者、志愿者等群体代表在弘扬北京冬奥精神“大思政课”上共同讲述冬奥故事……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必须聚焦“课程”属性，坚持用好思政课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组织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实行思政课特聘教授、兼职教师制度，积极开发现场教学课程和资源。只有方式更加灵活，内容更加多样，师资更加庞大，“大思政课”才能取得大效果，收获大反响。

讲好用好“大思政课”，必须站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战略高度抓好落实执行，确保“大思政课”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全面推动“大思政课”改革创新，一定能让“大思政课”发挥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功效，激励广大学子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摘编自鲁阳《以全社会之力开好“大思政课”》，有删改）

材料一：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简称“通语”，是一个国家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在当代中国就是普通话和简体汉宇。通语是相对于少数族群使用的语言文字而言的，在现实社会中，通语使用范围和程度往往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总体上来看，通语普及程度高的地方，往往市场经济发达。

通语普及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这种线性相关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社会根源。早在1966年，有语言学家就观察到：“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有学者在基于统计数据作实证分析后发现，劳动者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程度在11.62%至15.60%之间，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语言能力的提升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语言文字不只是语言文字，更是一种文化资本，是一种身体化的资本形式，它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劳动者语言文字能力的提升，也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促进经济繁荣发展与社会进步。

通语普及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相关关系，也与人们的日常经验深度契合。在城市中从事着环卫、保洁、保安等收入相对较低的职业的人们，许多都操着较为浓重的乡音。在收入越高的职业中掌握通语的劳动者比例通常也更高，总体上呈现通语掌握程度与职业薪酬回报之间的正比例关系。

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在脱贫攻坚战中，语言扶贫被当作是“一项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的扶贫措施”。早在2016年，国务院就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了“加强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特困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等语言扶贫举措。当前，我们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同时也迎来了乡村全面振兴的艰巨任务，更需要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素质，修筑乡村振兴的“‘通语’大道”，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当然，在做好通语推广普及的同时，还应处理好通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关系，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形成通语推广普及与少数民族和地方方言保护的有机统一，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这本身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编自《修筑乡村振兴的“‘通语’大道”》）

材料二：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普通话得以更广泛地应用，而方言的使用人群和使用范围则不断缩减。对许多“90后”“00后”而言，方言早已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概念。

方言，本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方言已逐渐形成完整的语音结构系统、词汇结构系统和语法结构系统，并已成为区域内民众进行社会交际的一种联结纽带。方言富有特色的表达，往往与一个地方的风俗、文化等相互融合，是乡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句句方言，连缀着很多人有关故乡的记忆。方言在长期的使用中，早已衍化为一种身份识别的“符号”，成为拉近人们情感、凝聚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在急遽变化的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如果方言与故乡的过往一并凋零，乡愁也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无论是出于情感传承，还是从文化传承等角度考虑，方言都应当受到保护。

保护、传承好方言应当成为一种共识，但保护方言不能只停留于理念层面。要实现“记得住乡愁”的目标，必须落脚于切实可行的举措之中。作为一种口口相传的语言文化资源，方言文化一旦消失就很难恢复。因而，保护工作必须重视起来。

更好地保护方言，民间层面的传承与保护必不可少，相关职能部门的主动作为同样不可或缺。湖北省早已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湖北片区项目，依托一批高校，湖北建立了10支调查团队，计划在3年内完成对省内50个汉语方言点的调查和记录。政府部门的积极介入，为系统、全面、深入地开展相关的调研和保护工作，创造了优渥的外部条件。

保护好方言，还离不开新科技、新手段。以湖北为例，调查团队分赴不同的汉语方言点实地调查，并进行音、像摄录和语料整理。每个调查点，寻找4名“方言发音人”。这些“发音人”，需在当地生活时间较长、到外地较少，能说纯正地道的方言，调查团队将对他们进行语音采集。而在上海、江苏、山东等地，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等相关依托新媒体渠道的保护举措，也正在推进之中。

（摘编自梁建强《留下乡音留下方言，或许不能再迟》）

材料一：

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汉服逐渐成为一种流行元素，穿汉服也从一种行为艺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时尚潮流。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汉服爱好者达500多万人。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商品成为消费时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国潮”。

国潮作为现代时尚景观中的独特呈现，其创意来源于优秀传统文化，外在形式则吸纳并融汇了当代大众审美。这种先锋与复古碰撞的创意，在追求个性化表达的青少年群体之中颇具吸引力，因此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搭上国潮的列车。除了已经流行起来的汉服、破圈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成为各大景区标配的特制文创雪糕，白酒、口红、家具、家电、电子产品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消费品也都推出了各自的“国潮款”。

随着工业化的完成，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我国也在朝这一方向加速推进。在后现代社会，商品不再是仅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而更具有符号价值，人们消费某种商品，更多是为了获得商品所承载的符号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购买和消费国潮产品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在使用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国潮产品之所以受到追捧，关键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被唤醒，希望通过时尚的形式走进并了解传统文化。国潮产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可是，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国潮产品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仍然是浅层次的，往往重其表而轻其里。比如，一些品牌对于国潮的理解还停留在龙凤、图腾、繁体字上，甚至从古代随意挑选一个物件并将其化作具体“符号”印在服饰上，再染上年画风格的配色，就为自己打出国潮的噱头。这些附庸风雅的产品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国潮产品，不过是把传统文化当作装点门店的“包装纸”。还有一些国潮产品在设计中跟风猎奇，把诗文字词、典籍图画、车马舟船等古风元素进行生硬嫁接或胡乱杂糅，通过所谓后现代艺术化处理装饰门脸以示复古。更有甚者，张冠李戴，把日韩风当成国潮范。如此的国潮产品，降低自身文化品位事小，阻碍文脉传承事大。

国潮不是一种简单的包装，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深度融合，是一种精神哲学和文化信仰。国潮产品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在对传统文化认知、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进行深度提炼萃取，同时还需要在产品设计之初就解决好文化内涵与文化运用的关系，即传统文化到底是产品应该具有的内在品质，还是品牌营销的策略手段。如果把传统文化当作创造经济价值的手段，把国潮产品生产等同于一般的工业化制造，那就矮化了国潮的社会价值与精神意义。

国潮代表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它应该是人们潜意识对自己文化产生的一种虔诚信仰，对自己历史的自觉传承。中国品牌的潮流之势兴起于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理应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筑牢品牌自信、反哺当代文化，拉紧彼此共生共荣的纽带。因此，国潮产品不能投机取巧，其发展的动力及意义应该落脚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更新，用现代商品的新颖形式实现文脉的自觉传承。

（摘编自唐尚书《国潮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包装》）

材料二：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为中国自主品牌汇聚了葳蕤蓬勃的发展动力。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和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恢复一枝独秀，充分展现出大国实力，人们的民族自豪感空前提升，为“国潮”势如破竹奠定了坚实基础。当今的中国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国货品牌开始替代日韩、欧美品牌，成为市场主力。中国品牌的强势崛起，体现了国家实力壮大后民族自信的巨大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双创”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性“双创”复兴，为中国品牌的强势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无论是承载着华夏千年文化与审美的汉服出圈，还是今夏各大旅游景区文创雪糕的刷屏大战，抑或是走红的黄鹤楼诗词瓶，近年来备受大众追捧的国潮热点，几乎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子。国货品牌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既实现了品牌自身的革新重生，也助力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碰撞融合。备受关注的“国潮”文化，体现了经济转型升级与文化自信提高的同向同行，本质上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成果与反映。

《2020中国消费品牌发展报告》显示，国货消费中，“后浪”积极性明显高于“前浪”，90后年均支出5307元购买国货。身穿“中国李宁”LOGO的卫衣、脚踩回力鞋，成为当下青年人彰显时尚与个性的一种方式。新消费背景下，“网生一代”年轻人成为消费主力。他们的消费认知和理念不同于从前，不再盲目追随国外品牌，开始选择“潮流时尚”与“品质、性能、价值”并重的中国品牌。他们以此来表达自我主张和生活态度，获取价值归属和身份认同，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品牌星火燎原的发展空间。

（摘编自光明网《“国潮”澎湃如何更好彰显文化自信》）

材料一：

知识付费目前主要指知识的接收者为所阅览的知识付出资金的现象，即知识拥有者将知识进行筛选和系统整理之后，通过平台向受众传播，而知识接收者则通过支付资金获得知识。作为适应文化市场需要而出现的文化现象，知识付费更符合移动生产和消费的模式，是媒介技术的发展、用户的知识焦虑、资本对新领域的寻找等“多方合力”的结果。知识付费在当前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中营造了全民学习的氛围，一个知识共同体正在形成。知识传授可转化为市场行为并按市场逻辑进行交易，很显然，这种功利色彩的运作有悖于传统知识生产、传播、接受的逻辑。就碎片化的知识传授、分享模式来说，也很难与传统模式相媲美。从本质上说，知识付费就是消费社会中资本操弄的一种商业现象。它成功地吸引了传统出版机构、新媒体、各大网络平台纷纷涌入这片红海，激烈厮杀。

（摘编自陈龙《作为文化奇观的知识付费》）

材料二：

大数据分析报告指出，超过五成的网民有过不同形式的知识付费行为。一些人在报刊上撰文疾呼，“不管你是否接受，知识付费时代已经到来”。

实际上，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是一个伪命题。将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视为一种新的现象，显然是经不起考量的。人们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论语·述而》曾这样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如果有主动送上十条干肉的，孔子就愿意收他做学生。这里的干肉就可以视为弟子为获得知识而向孔子支付的费用。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获得知识而上学，参加培训、课程、讲座，以及购买图书、报刊资料、音像制品等等，无不属于知识付费的范畴。因此，付费下载论文、付费参加线下和线上培训，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知识消费的网络延续而已。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将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知识付费实践当作新媒体兴起之后的新事物，显然有悖于历史真相与现实经验。

在新媒体崭露头角的时代，它们为了在眼球经济时代分一杯羹，往往不惜为了获得关注而制造噱头、迎合受众，甚至不惜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制造新闻。新媒体新闻的报道者、信息的提供者如只为付费受众提供正确的资讯，显然是违背新闻专业主义^①这一媒体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规范，是对新闻媒体所承担的报道与传播信息责任的背弃。一旦这样，那么媒体的职业伦理与公众的知情权将轰然崩塌。在这股对于知识付费现象讨论中，最为卖力、最有热情的是新媒体这一群体，它们对于话题的炒作与持续推动有着更为内在的利益诉求。

新媒体技术背后的媒介公司有着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它们善于利用自身的辐射力影响民众的感知与思考方式，并通过发现或打造各类现象、话题引导公众接受媒介代表的观念。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媒介的裹挟力与诱导力也逐渐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媒介通过制造“社会需要什么”“公众在想什么”的幻觉，引导公众在这一假设的背景下步入其设置后的营销景观。一旦人们缺乏辨析地一味相信媒介充当我们的大脑，实质上公众就将自己的思考、理性与政治、经济权利无偿交付给媒介，而这一点正是值得社会深刻警惕与反思的。

【①编者按：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的新闻从业理念。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挖掘事情的真相，把事实的原生态展现在读者面前。】

（摘编自《光明日报》《“知识付费”命题背后的营销焦虑》，有删改）

材料三：

获得知识，从不付费到付费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从知识付费到知识产品免费，又代表着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两个历史阶段在时间上叠合在一起，造成了收费与不收费的两难。

首先，知识付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知识收费兴起，反映了人们收入结构改变的现实。这个过程刚刚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付费的空间还会不断增加。

其次，免费经济兴起，知识服务化正成为潮流。知识免费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不收费，而是知识不按产品来收费，而按服务使用来收费。本质上，是将知识的业态从产品业态升级到服务业态。这说明，知识产品收费只是初级业态，相当于知识制造业；知识产品不收费而知识服务收费是更高级的业态，相当于知识服务业。在我国，知识的产品业态还没发育好，又迎来了服务升级。这就是当前知识付费面临的实际情况。更特殊之处在于，知识产品不收费是初级业态之前的不发达状态形成的习惯。因落后而不收费与因先进而不收费，叠合在一起。

在两次浪潮合成一股的特殊国情条件下，知识付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一方面，知识产品业还要大发展。知识的“制造”业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要更有针对性地提供用户所需的知识。

另一方面，知识服务业后浪推前浪，不断以创新业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举例来说，下载商业研究报告，不付费是不对的。但只靠版权收费，收的是小钱。如果通过服务附加价值，比如以用户要解决的问题为主线，根据用户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持续地提供每一步的研究线索和信息，甚至与咨询服务结合起来，可以收到比版权费更多的服务费。从续订产品升级为续订服务，要做的事情很多。完善知识服务平台功能，让在线支付手段更便捷，通过自媒体与社交网络增加交互，开发针对效果付费的打赏制度等，都可以使知识服务发展得更好。

（摘编自《光明日报》《知识该付费还是免费》，有改动）

材料一：

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人们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它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哪些思想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呢？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周易集解》引干宝云：“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几，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后世的有志之士，致力于事业学问，亦莫不尽心竭力，昼夜不懈。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发展的思想源泉。

“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辩”有一定联系。西周末年的史伯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和”，就是包容不同的事物而保持一定的平衡。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对于文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在历史上，中国能接受外来文化。佛教东来，被中国人民接纳；明末西学东传，亦曾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清末顽固派拒绝西学，事实上违背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基本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材料二：

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中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成为无比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于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的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礼记》有云：“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的“无惧”与“有惧”。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大事有静气”。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着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进取锐气与沉着静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己”的辩证关系。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遭难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急之下，其他人都惊慌失措，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次的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次坎坷遭遇呢？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服消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恼的同时，积极砥砺自我、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的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的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

（摘编自沈壮海、刘水静《也说“勇者不惧”》）

材料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孕育而成的意识，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以及民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精神支柱。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而取得这次大考的胜利离不开民族精神的强大助力。可以说，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磨难、发展进步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精神又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这体现在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之中。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主权。但这不仅没能打垮中国人民，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热忱，呼唤人们挺身而出，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正是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从历史的一次次磨难中拼搏奋起。

民族精神也是当代中国奋发图强的不竭动力。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今天，从耄耋之年的钟南山、古稀之年的李兰娟院士到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医护人员，从湖北当地医院工作人员的迎难而上到外省市医疗队的紧急驰援，从广大党员干部的守土尽责到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心中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长城。民族精神是战胜风险和挑战的硬核力量，还是中国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上下以伟大梦想精神为航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创新工作方式，发扬奋斗精神。疫情期间，脱贫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正书写着中华民族精神新的篇章。

（摘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