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2015年中国北京和张家口联合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为中国冰雪行业带来重大机遇，极大推动冰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1960年加州冬奥会让美国的滑雪人数开始激增，使其成为滑雪大国，1972年的北海道冬奥会也曾在日本全国兴起滑雪狂潮。在“让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国家目标下，北京冬奥会的正式举办将为中国冰雪运动带来前所未有的市场潜力。

（摘编自《2019-2020中国冰雪行业白皮书》）

材料二：

图 1：历届冬奥会拉动就业规模

图 2：中国历年冰雪旅游人数及收入情况

（摘编自中国旅游研究院各年度《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材料三：

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后黑龙庙村，冬奥申办成功前，是一个低收入村。冬奥申办成功后，村里决定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生态环境，发展高端民宿产业，于是建成19座现代民宿院，单日可接待300人。2019年后，黑龙庙村58户低收入户全部“脱低”，202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2.1万元。

一个小村落的变化折射奥运会的影响力。有分析指出，2008年奥运会使北京能够跨越中间发展阶段，实现质的飞跃。对全国而言，举办北京奥运会加速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从申办到即将举办北京冬奥会，我国冰雪运动以此为契机，乘势而上，北冰南展西扩东进，冬夏两季各有特色，冰上雪上全面开花，冰雪产业迸发活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举办奥运会，增进国人对奥林匹克的理解，以及对体育教育和文化价值的认识。举办冬奥会后，北京将成为首座“双奥之城”，也标志着中国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参与到奥林匹克事务中来。

（摘编自中国体育报《评论：北京冬奥会的影响力不可估量》2021年4月27日）

材料四：

冬奥会筹办过程中，融入中国元素的例子屡见不鲜。从会徽“冬梦”“飞跃”，到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再到设计灵感为“如意”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泱泱大国的文化自信借助一个个冬奥符号传播开来。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邱雪看来，利用冬奥会这一传播平台，更有助于世界接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及文化表达。

在奥林匹克议程2020》的改革背景下，国际奥委会一直在寻找未来举办奥运会的样本模式。北京冬奥会的办赛理念与实践，正是助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化表达”。“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随着参与国际体育合作的程度加深，我们在世界体坛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邱雪说。

相较以往，全人类共同参与的冬奥盛会具有更深远影响。“北京冬奥会把长期的、可持续的方案纳入不同项目的做法，体现了人类团结一致对抗危机的精神。”巴赫表示，北京冬奥会将成为世界冰雪运动发展的里程碑。

（摘编自郑轶《冬奥会，读懂中国的一个窗口》，《人民日报》2021年2月1日）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研究村落里的艺术，我们首先要知道村落里有哪些可以称为艺术的东西，人们把村落誉为文化的宝库，也是乡村艺术的宝库。如村落景观，那是由特色民居、村落形态、田园风光、山水林田路等共同构成的诗意乡村。还有生产场景，从牛耕田到联合收割机田间作业，从脱粒打场到晾晒贮存，从对农产品的粗加工到美食制作，再到乡村手艺，都充满着丰富的艺术内涵，给人们美的享受。

理解乡村艺术要注意其中的三个特点：第一，乡村艺术的乡土性。乡土性首先指乡村艺术内容是乡土的，因为它直接来源于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牛耕田景观、花海景观，园艺、农艺、手艺等都是乡村艺术的重要内容。乡土性同时也指艺术的形式也是乡土的，最接近老百姓的劳动和生活习惯，农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本身就具有艺术价值，像年画、剪纸、绿化美化，还有唢呐、快板、评书、对歌等都是来源于生活。第二，乡村艺术制作材料的自然性。自然性是指乡村艺术具有天人合一理念，是天时地利人和在乡村生产与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如就地取材的民居建设，黄土高原的窑洞、夯土墙，太行山区的石头墙、石板房，海南的竹楼，等等。手工艺也是这样，竹编、柳编、草编、荆条编，制茶、酿酒、做粉条，等等，都是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条件，取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第三，乡村艺术资源利用的综合性。一方面乡村艺术体现的是乡村整体，包括乡村所处的自然环境、生态条件、农田、作物、村落建筑、生活方式、节日庆典、习俗与娱乐等，以及农业劳作和生活方式本身都是乡村艺术的重要资源和构成要素，乡村艺术就蕴含在这些要素之中。另一方面，很多乡村艺术品的制作使用农产品的副产品作为材料，如利用麦秆制作出的草帽，用玉米皮编制的生活用品、工艺品等，体现废物利用和综合利用理念。

乡村艺术还表现为融合特征，一是生产与生活的融合。在乡村，生产与生活不可分割，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就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的内容也是生产的内容，作为生产的艺术也就是生活的艺术，如手工艺品的制作既是生产活动也是生活的艺术创作活动。二是形式与内容的融合。乡村艺术或是由形式推及内容，或是由内容寻找形式，在农产品的寓意文化中体现得特别突出，诸如“事事如意（柿子）”“健康长寿（桃子）”“多子多福（石榴）”“平平安安（苹果）”等；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乡村艺术中更多的是反映形式背后的优秀品质和生存智慧。比如我们欣赏水车、水磨、耧犁以及其他传统农具，能引起大家感慨的主要不是农具的外观造型，而是其中所蕴含的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三是抽象与实用的融合。乡村艺术很少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大都是以实用为基础的艺术创作，门窗图案的设计，房屋的样式是为了使用功能而存在的，如徽派建筑的马头墙具有防火功能，编织的筐筐篓篓也是为了生产与生活的实用。那些被认为是纯粹艺术的剪纸、春联、年画，其内容也饱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强烈的教化意义。四是自然与人文的融合。乡村是离大自然最近且与大自然融合程度最深的人类居住空间，在乡村艺术上也体现了这种深度的融合，如梯田艺术、田园牧歌、列入和未列入文化遗产的耕作制度与栽培方式等，都是大自然与人文要素融合的典范。

（摘编自《乡村艺术有乡村艺术的规律》）

材料二：

墙绘，是艺术助力乡村建设中一种常见的方式。通过创作墙绘，美术院校师生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适应不同创作环境的能力得到提升。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墙绘作品，帮助村庄旧貌换新颜，为村庄增添了艺术性与故事性。比如，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师生耗时5年为北京市怀柔区大水峪村打造的上千平方米墙绘作品，以中国传统吉祥题材中的“鱼”为主线，既取村名谐音，又充满美好寓意。配合墙绘，大水峪村还举办了“首届街画艺术节”等多场文化活动，不仅使村子成为京郊一道亮丽的风景，还帮助其实现了特色文化与旅游经济双提升。

校园改造，是艺术助力乡村建设中一种暖心的方式。经过设计师精心改造后的校舍，一方面为孩子们搭建起一个村落式的视觉新世界、一个拥抱自然的精神家园，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与周围环境、地域文化相融。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的金坑小学，年久失修，办学环境简陋。为改变这一现状，广州美术学院师生入驻金坑小学，充分发挥建筑艺术设计、工业设计优势，帮助学校设计搭建运动设施、改造厕所、建设小学艺术长廊等。在整洁舒适的学习环境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艺术素养均得到提升。

艺术课堂，是艺术助力乡村建设中一种长效的方式。玩泥巴、编稻草、染布、剪纸……在传统美术课或田野大课堂上，美术院校师生充分利用当地工艺资源，聚焦留守儿童的心理纾解等难题，引导孩子们关注周边环境和生活，帮助他们发现美、表现美。比如，近年来，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支教团坚持在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的中小学、儿童福利院等地，开展一系列美育公益课堂，帮助孩子们拓展知识视野，丰富课余生活。在乡村艺术课堂上，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借助短视频与直播手段，释放艺术与科技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使孩子们放飞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快乐学习中积累审美经验。

（摘编自《探寻艺术助力乡村建设的新空间》）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未来的医疗可能是这样的：“可穿戴设备”将收集到的人体生理数据传入云端进行分析处理，医生给出诊断或康复建议，甚至为个人定制健康全记录。

未来的教育可能是这样的：个人学习终端融入资源云平台，线上教育机构就会根据学生特点推送相关资讯，特别是培训信息以及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的信息，并贯穿于终身学习的全过程。

尽管很多人还不太熟悉“大数据”这个新兴的术语，但正如一篇专栏文章中所称：“‘大数据’时代已经降临，决策将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做出，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觉，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

大数据被称为“碎片中的智慧”，被视为驱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关键力量，正在显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有消息称，大数据给某搜索引擎公司带来的日均收入高达2300万美元，一年就有80多亿美元；某社交平台并没有多少实物资产，但上市后拥有1000多亿美元的市值，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就是它的数据。

大数据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所认识，并将其置于战略高度加以推动。美国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将其视为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并发布了“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众多行业、企业开始使用并利用大数据作出变革，全球500强企业中90%以上的重要决策都取决于深入的数据挖掘和分析；不少创业者也扎根大数据开创自己的事业，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万亿级别的机会”；数据技术产业包括数据采集、加工和应用，已经成为各路投资者角逐的对象。国内也有不少企业不遗余力地投入这片蓝海，比如很多金融机构利用“数据仓库”在市场上寻求商业效益。

中国有6亿网民，手机设备持有量超12亿台，将成为大数据最重要的市场，这也为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提供了重大机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抢占大数据浪潮的先机，广大企业要敏锐捕捉数据背后的商机，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要主动推进大数据产业化进程，推出相应战略规划，合理布局、建设和改造IT基础设施，推动隐私保护和公共信息公开等方面的立法，明确界定互联网数据商业化应用范围、确定数据滥用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提高数据市场交易的有效性、合法性。此外，还要资助大数据的基础技术研究，尤其是人才培养，以解决产业发展急需数据科学家、数据架构师的人才供给问题。

（摘编自经济日报评论员《抢占“大数据时代”先机》）

材料二：

日前，北京市消协发布“大数据杀熟”榜，不少知名企业榜上有名。该协会的调查数据还显示，超过半数网友有被杀熟的经历。大数据时代，要想真正管住企业大数据杀熟的手，不仅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还需要监管技术手段的升级换代。

俗话说，人熟为宝。在传统商业道德里，熟客应该享受优待。然而，如今人们发现，熟客往往频频挨宰：个人信息被滥用、给老客户的价格高于新手价、专挑会员定向涨价、买得越多价格越贵。一些网络平台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分析消费者偏好、消费能力等信息后，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熟客，以至于有人感叹“最懂你的人伤你最深”。

这种怪现象产生的关键就在于技术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大数据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大都与一款款软件牢牢绑在一起。商家通过算法，对消费者进行量身定制，而消费者对商家的运作方式却一无所知。换句话说，之所以有不少互联网企业有敢于杀熟的底气，正在于大数据垄断、算法不透明等给企业带来的便利。

依靠这种便利，无良企业杀熟“杀”得神不知鬼不觉，消费者不仅难以发现，更不易取证，维护权益变得十分困难。而这恰恰也是监管的难点和痛点。面对大数据的个性化、多样化、隐蔽性强等诸多特点，传统的监管查处机制显然已不适用，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作为保障，很难实施有效监管。

要想管住大数据杀熟的手，相关部门应在监管的体制机制上积极创新，尤其是提升监管的技术能力，依托新技术，建立如大数据价格监测体系，创建消费者网上投诉机制，对杀熟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做到及时、全面地管控。此外，针对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还应尽快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明确大数据杀熟的判断标准，明确界定大数据的法律属性和使用范围，从而做到监管有法可依，提升执法效率。

技术是把“双刃剑”，大数据被用来优化服务我们欢迎，被用来精准“杀熟”我们必须亮剑。把个性化服务变成坑人陷阱，既失信缺德，也涉嫌违法。监管层、法学界、商家必须对这一问题提高警惕，及时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让大肆薅用户羊毛者付出应有代价，让无良商家不敢为、不能为。

（摘编自高健钧《管住大数据“杀熟”的手》）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地摊经济”的“三低”特质让它具有一些独特优势：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城市要有便利的设施、靓丽的外表，更要有寒冬里的庇护、黑夜中的光亮。“琴棋书画诗酒花”固然重要，“柴米油盐酱醋茶”才是最基本的民生考量。特别是在当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各地都在狠抓“六稳”“六保”落实，更不应让一些管理方面的顾虑拖累“保民生”的步伐。

成都前段时间就因有序放开“地摊经济”收获点赞。3月15日，成都市城管委发布新规，允许商户摆地摊、临时占道经营。成都总府路每到晚上10点，各种美食开始“接管”街道，开启“夜宵”模式。饮食男女们一拨接一拨，试图在餐桌上将2020年被疫情占据的春天“吃回来”。两个月来，不仅保障了近8万人就业，更让餐饮业复工率达到98%。

事实上，国际范儿与烟火气本来就是并行不悖的。放眼全球，从泰国清迈的周末集市，到美国百老汇跳蚤市场，再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世界各地都有“地摊经济”。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不仅让本地居民直接受益，也让外地游客流连忘返，有些集市还成了世界著名的打卡“地标”。

当然，放开“地摊经济”不意味着一放了之，城市管理也不可缺位。成都去年就开始实行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允许占道经营；同时也明确了安全前提，如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工作等，并规定了占道时间。这些细化的举措都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让每个人的小期盼与城市的大情怀交融，让微观的民愿汇入宏观的民生，才能让每个人在城市中体会到更多的归属感，在人间烟火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摘编自《“地摊经济”让城市更有活力》）

材料二

地摊经济指通过摆地摊获得生活收入来源的一种经济形势。以前，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一直受城市有关行政部门严格监管，因其常存在影响城市市容等问题。2020年，为适应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形势，中央文明办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示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据有关新动态，目前全国各地区针对地摊经济已经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与规范。随着地摊经济有序发展，同时零售巨头纷纷加入，共同促进地摊经济的转型升级。电商巨头纷纷加入，先后推出了地摊经济扶持计划。

6月2日京东发布了“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组织超500亿的货源，并提供数亿元进货补贴。新路通还联合京东数科为每个小店提供最高10万元的无息赊购，预计该计划将服务百万个便利店和百万家地摊。5月26日美团宣布启动“春风行动”百万小店计划，与地方政府联合推出消费券通过引流为小店增收，美团到店综合业务联合本地生活服务商家开展“安心消费月”计划，为复工复产小店提供流量扶持，美团联合金融机构提供了累计209个额度的优惠利率扶持贷款，外卖新开的用户还可获得一个月免息贷款。5月29日，阿里巴巴发布地摊经济扶持计划，将在1688网站推出“地摊批发专区”，并提供超过700亿元免息赊购。阿里1688将全部通过工程直供的“新批发”模式触达“摊主”。

（摘编自《京东苏宁美团等企业助力地摊经济扶持计划》）

材料三

当前“地摊经济”在一些地方热闹起来，这固然有其生存发展的价值，但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定位，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旦脱离实际，一哄而起、盲目跟风，就会适得其反，“蚕食”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

城市治理也如烹小鲜，必须精准施策，用心用情。特别是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而言，精细化管理方是正道。目前，各大一线城市均未盲目跟风，也没有发布所谓“地摊地图”，一些城市更明确对乱摆摊说不。这是清醒的。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无论摆摊设点还是社区环境，都关乎市民生活品质，关乎市民良好体验。无论扰民现象还是交通拥堵……看似不是大事，却都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因此，城市治理须下足绣花针般的功夫。当城市治理像绣花一样精细，让城市的“主动脉”通畅、“毛细血管”发达，各个“器官组织”都能听“脑”指挥，这样的城市显然更宜居，更有舒适度。

“地摊经济”如果一哄而起，各个城市多年积累的精细化管理成效就会功亏一篑。其利弊得失，须细加研判。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如何保民生保就业，最根本的恐怕还是要在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等方面加大力度。近日，北京市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消费季”，将一直延续到年底，且每个月都有各类消费节，这是值得各地借鉴的。

梁思成先生说过，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对待它，它会生病的。显然，唯有构建科学高效的治理之道，城市才能更健康。简单的一哄而起，必然导致一哄而散，这是需要避免的。

（摘编自《央视热评：“地摊经济”不能哄而起》）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红色经典之所以在当下受到追捧，是因为它提供了另外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挫折面前的顽强不屈，是追求真理的视死如归，是集体主义的责任担当。以此为精神内涵，红色经典建立起了一种进取、阳刚、开阔的美学风格。而这种精神力量和美学风格，正是今天这个时代所需要和稀缺的。

红色经典是“工农兵文艺”，作为共和国前期，以描写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为主，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艺作品，它们以几千年来一直被忽略、被蔑视的底层普通平民为主人公，把他们塑造成英雄。我们可以认为，它们传导的也是一种地道的平民精神。它们的平民精神不同于“五四”时的俯视平民、怜悯平民，而是平视加仰视。近距离的平视，使得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只有像柳青、梁斌、浩然这样真正熟悉农民、热爱乡村生活的作家，才能以那样的深情描绘出蛤蟆滩、千里堤、白洋淀、东山坞的自然景色，在渲染时代风云之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农民朴实的精神追求和世俗的喜怒哀乐。梁生宝、朱老忠、萧长春这些人物确实比实际生活中的农民更高大。但这些人物形象不乏可信性，因为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仍然让人感觉是活的人，而非提线木偶。

红色经典突出集体主义精神。“五四”对“个人”的发现，其积极意义巨大，个体生命和个人权利被尊重是现代性建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关注个人、尊重个人并不等于个人利益至上、不讲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在如今的语境中也可转译为团队精神。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个体价值被重视是前提，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则是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超越。

红色经典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它传导出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红岩》里的英雄超越普通人的地方，不是其非凡的武功或智谋，而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超强意志力。红色经典符合毛泽东关于文艺“高于生活”的美学思想，它的超越精神不仅体现于主人公精神气质的方面，也表现在作品营造的艺术氛围、美学境界的超越性上：读者即便知道了林道静不等于杨沫，或江华不同于马建民，知道了真实的威虎山并不像小说里写得那样险峻、琼海的“南府”有别于电影或舞剧里的境况，也还是喜欢陶醉于作品的艺术氛围之中，因为作品将大家导入了一种更美好的彼岸世界。

（摘编自《红色经典是精神的传导》）

材料二：

海涅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觉醒年代》的叙事线索，而其内在核心则在于思想的力量、觉醒的过程。这也是该剧能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这种觉醒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的觉醒。主要体现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引领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探寻救亡之道，到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道路其实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艰辛探索、严肃思考之后的必然选择。思想启蒙犹如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新生的希望。今天，对国家命运的严肃性思考、对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思想性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思考题和必答题。

二是新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主要目的在于启发民智，这一目的的实现首先体现在青年学生的觉醒与成长上。赵世炎、毛泽东、周恩来等青年学生在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启蒙、感召下，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感受到民族救亡的危机，并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这种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反复的思考、比较，甚至是实验实践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因信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联合13人成立北京工读互助社实验小组，最终失败。毛泽东也曾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温和改良，后来发现终是走不通，最终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选择。因为一代新人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成了中国的道路。

三是普罗大众的觉醒。五四运动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意识到，“必须要让民众直接出来解决问题，光靠学生不行，必须要发动群众”“让全国各行各业都要行动起来，让他们参与到改造整个社会的斗争中来，唯此，中国才有希望”。后来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才没有强硬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约上签宇。由于李大钊等人的宣传启发，以长辛店工人为代表的普通民众正在觉醒，这个觉醒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必将在未来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产生惊天动地的影响。

《觉醒年代》还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不仅正面呈现了陈独秀的革命先锋形象，更还原了他作为“父亲”“同事”的立体性与丰富性。这样的“人设”拉近了领袖型、名流型人物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也更为可信可亲。

（摘编自曹巧兰《火出圈的<觉醒年代>，为什么这么好看》）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毒害”了全球关系并加剧了紧张。这是我们思考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一点。那么原因何在呢？

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之间日趋恶化的双边关系。从一开始，中国就遭到西方媒体以及一些西方政客恶意并且令人惊讶的攻击。尤其在一些西方国家，它对那些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现在谩骂的海啸已经逐渐退却，但全球抗疫合作的前景却因此遭到了严重损害。

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造成负面影响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带来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引发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担忧和恐惧。这场危机远没有使各个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加紧密，相反却倾向于将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它被一些国家视为一场国家性而非国际性危机，结果大家就在抗疫中各自为战。

有关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二点思考是，抗疫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治理能力的一场巨大测试。面对疫情，世界各国的应对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中国、韩国、越南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抗疫方式当然存在重要差异，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相似之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抗疫的目标都是遏制和根除病毒，而非简单地控制。这被视为经济复苏的前提。它们在抗击疫情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它的表现尤其突出。第二种应对方式是西欧国家，它们一直在试图控制而非彻底消灭病毒，这些国家做得远没有东亚地区成功。第三种应对方式就是美国和巴西，那简直是场灾难，因为抗击病毒一直被认为是次要甚至被嫌弃的工作事项，而非根本要务。这些不同类型抗疫方式带来的后果将会影响深远。

对于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三点思考，涉及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情况很难让人乐观。当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比年初时进一步割裂了。这会削弱全球治理的可能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和缩减资金支持。因为美国的态度，世贸组织的未来也遭遇威胁，短期内不大可能正常运转。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治理的进展更可能会出现在地区层面。长远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也可能会带来更广泛形式的合作。东亚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好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有应对“非典”的经验。假以时日，世卫组织将会得到加强，希望也是如此。

（摘编自马丁·雅克《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治理》）

材料二：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及其国际化，对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产生巨大挑战，也蕴藏着重要机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谣言四起，恐慌加剧。中国政府及时发声，庄严承诺有能力、有把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了国内疫情防控大局，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是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重大信号。

文明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精神。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困难和挑战越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强。中华民族拥有战胜疫情的强大文化基因、丰富经验、强大心理承受能力和战胜疫情的勇气决心。中国政府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疫情防控分享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东方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气魄。中国充分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应对“非典”疫情和重大灾情的丰富经验、先进的防疫和治疗手段，展现出打赢疫情防控全民战争的信心、能力和把握。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反应，举全国之力开展疫情防控。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开启全民隔离模式；中国政府聚焦联防联控，科学、有序推进以武汉市及湖北省为重点、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全国的全方位、多层次防控体系建设，“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确保疫情可防、可控、可治，有效维护经济社会稳定。

负责任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风范。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开展疫情防控。全力抢救受到病毒侵害的所有生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世界疫情防控贡献力量，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在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风险加剧之时，中国表达了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保持紧密合作的意愿。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定位，彰显疫情防控的中国前景。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全民众志成城战疫，依法开展疫情防控，充分保证治理效能最大化，彰显了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和旺盛活力。同时，中国拥有自我完善的勇气和决心，及时纠错、补齐制度短板和不足，将有效的政策和做法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和机制化，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彰显了中国制度强大的自我更新完善能力。

（摘编自肖晞、宋国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中国大国形象塑造》）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由于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以及科学发展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科学家群体在责任、使命以及精神、价值观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独特性，中国科学家精神必然会吸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形成科技界独有的气质和传统特征。中国科学家精神集中体现了科技界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底色，特别是在科技创新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伦理主张中，科技界秉持科技向善这一基本立场，既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凝练，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科技治理的责任和担当。

科学家精神的传播是文化的传播，不应停留在科学信息的传达和科学知识的分发，而应该是全方位的文化渗透。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是以科学家精神为核心内容的科技界的自身文化传承；在全社会是以科学家精神涵养社会大众文化，让科学家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

科学共同体可以归为精神层面的价值共同体。中国科技界长久以来形成的共同价值观、思想和行为习惯，经历了代际传承和内部交流扬弃，这是科技界自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国科协2020年科技界作风学风调查显示，中国科技工作者对科学家精神的认知和践行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在倡导弘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等科学家精神的同时，也要明确科技工作者的科研行为和道德底线，并对两者进行区分。传播科学家精神要以底线为原则和基石，也要以榜样为引领和目标，双管齐下弥合知行差距，让科学家精神真正成为科技界可践行的理想和可追随的旗帜。

现代科学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因科学绝对的特殊性，其文化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独立和内在的规律，对于普通公众的影响和作用力远没有其他现代文化显在。科学家精神被公众接受的过程需要依靠各类传播活动实现，只有依靠传播才能让静态的、抽象的科学家精神真正流动起来，产生实际的效用。

公众对于科学家精神的理解存在距离感。科学家群体形象缺乏立体丰满的塑造，传统的事迹展览和专题宣讲，形式化的广播电视和图书杂志宣传，使得公众对接受科学家精神传播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所以，科学家精神要实现体系化的科学文化传播，让公众能够最大限度被科学家精神感染并产生极大的共鸣，从而达成推动科学文化建设的目标，首先要讲好科学家故事。

当前，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期，同时也处在媒介生态被新技术重构的时代，科学家精神的传播需要顺应时代需求，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固化的单线传播方式。对话对于科学家精神的传播而言是综合载体，因而需要搭建系统性的对话平台，形成有效互动的对话机制。

（摘编自刘萱、张旸《科学家精神传播促进科学文化建设的机理与策略》）

材料二：

中国天眼是世界上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FAST），开创了建造巨型射电望远镜的新模式，将在未来10-20年保持设备的世界领先地位。1993年，在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面对全球电波环境不断恶化的形势，各国科学家都祈盼着能尽早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时任国家天文台副台长的南仁东从来就不缺乏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强烈的使命感。从提出想法到项目落成的23年时间里，南仁东带领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实现了由跟踪模仿到集成创新的跨越。2016年9月25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正式启用。

设计建造自己的天文望远镜，是中国天文工作者多少年的梦想。凭借当时新中国科技工业水平，要实现这一梦想是十分艰难的。但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敢想敢做，1958年高标准地提出自主建造一架2.16米口径望远镜的宏伟计划。他们大胆探索，先建造出60厘米的小型望远镜，通过使用取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至今，60厘米的望远镜仍在国内外广泛使用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前夕，中国科学家终于自主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2.16米口径的光学望远镜。2.16米口径望远镜产生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成果，特别是超新星光谱的观测使它声名大振。

为了提高观测效率和质量，中国天文学家在2.16米口径望远镜的基础上，开始设计建造一个专门用于拍摄光谱的光学望远镜。2008年建成，中国国家天文台以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名字为其命名。郭守敬望远镜至今仍是世界上光谱获取效率最高的望远镜。

我国天文学事业的发展积蓄了几代人的艰辛奋斗！新中国首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开创了中国人命名小行星的先河。1980年，年近八旬的张钰哲登上海拔4800米的昆仑山口，为中国首座毫米波射电望远镜观测台选址。普及大众天文知识的第一人陈遵妫，一心想要打造一个超越西方的天象馆，为此，他极力主张用天文馆这个名字，有人问：“‘天文馆’怎么译成英语呢？”他坚定地说∶“咱们先干起来，干好了，让他们作为中国的外来语再翻译过去吧！"国家天文台的奠基者程茂兰促成了2.16米望远镜的研制工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骨干人才……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它叫做扎根。新中国的天文学在“沉默的时光”里，就有这样一大批仰望星空而又脚踏实地“扎根”的人。

（摘编自齐千里《中国天眼：巡天遥看一千河》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内卷”，一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如此理直气壮地进入大众媒介的视野，还能成为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肯定是因为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东西触碰了人们的切肤之痛。

“内卷”的第一种含义：是指特定社会族群或文化内部陷入封闭循环的情形。清中叶以来，中国社会人口增加，依赖手工技术的支柱产业，如茶叶、瓷器、蚕丝等，都可以依靠人力的增减解决诸多问题。于是，人的劳动不值钱，也就不会开动脑筋创造工业化技术。最后，人的技能要求渐高，人力投入渐多，人们也愈加努力，却没有带来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反而令生活更加辛苦。

这也就引来了“内卷”的第二种含义：在无法控制竞争结果并难以建立新的发展模式的时刻，人们会陷入“囚徒困境”，做出种种充满力量的无效行动。目前，内卷与其说来自封闭循环，毋宁说体现为爬升焦虑。恰如学生拼命努力，考试分数普遍高了，但考入理想学校的机会没有增多，反倒增加了竞争的难度。

今天内卷之出现，并非晚清经济和社会困境的再现，而是人生欲望与想象困境使然。它不是为了解决困顿，而是为了掩盖焦虑；它不是要解决囚徒困境的出路，却成为阻碍出路出现的最大障碍。于是“内卷”或“内卷化”都指向了这样一种情景：疯狂地做没有意义的努力，才能掩盖这种没有意义的努力所带来的焦虑和困顿。

之所以出现疯狂的内卷，我认为还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他证社会”的体系中。每个人的能力和价值都不允许被自己证明，而需要他者印证。墙上要挂满各类金光闪闪的奖牌，嘴里要说起伟大人物的会见……学术要向行政证明，官员要向上级证明。错位的管理方式，让人的自我评价完全没有了意义，人的价值、卓立意识被破坏，无时无刻不在努力获得他证的材料。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学会自证自治。如果说“他证社会”看重的是“符合”，那么自证社会首先看重的是“独创”，但目前我们社会中的特立独行甚至卓然不群的精神太少了，与社会同、与群体同的欲望又太强烈了。于是，人们会很容易陷入只有超越别人才能获得自我的情绪陷阱。

我想，内卷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文化政治层面上的循环困境，也是每个人的自我困境。在内卷化流行的时刻，如何在他证体系中，坚定不移地相信自我肯定和自得自洽，乃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做一件事或者说一句话，不仅仅是向他人负责，也是向自己负责。不做囚徒，不把自己作为社会成功的符号进行装裱，回到坦荡自洽的境地，尽管很难很难，但未尝不是化解焦虑的最好方式。

（摘编自周志强《当“内卷”遇到“奥利给”》，有删改）

材料二

内卷（involution）与之对应的是evolution，即演化。直观地说，内卷就是“向内演化”。更宽泛一点说，所有无实质意义的消耗都可称为内卷。生活中许许多多低水平的重复的工作，大家都按部就斑埋头苦干，貌似精益求精，但只在有限的内部范围施展，工作方向是向内收敛的，而不是向外发散的，这就叫内卷。

比如会议厅桌面上摆的几百只茶杯，横看竖看侧看皆成行，那是很多工作人员花很长时间用绳子逐一定位折腾出来的。相对于会议的内容及其意义而言，这种严格和精准的摆设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就叫内卷。

人们为什么会身处内卷困境而无法自拔呢？

囚徒困境理论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按照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在制度的压力下，人如同囚徒在困境中，为了自身的利益，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配合”的方案，并乐此不疲地与小范围内的相关人员进行零和甚至负和的博弈。大家争来争去，累死累活，不管你再努力，付出再多，利益总量不会增加，还是这么一点点。

再从文化基因上看，两千多年的帝王文化驯化出无数的“顺民”。所以，中国人从小就要求听话，要求坐言起行都规规矩矩。大家习惯于内部竞争，习惯于在狭隘的人际关系里寻求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而缺乏向外开拓创新的勇气。从文化的另一个角度看，传统文化到了某个阶段而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后，就容易走偏，走进死胡同，既然无法适应外来文化的挑战，只好在内部不断深挖，寻找寄托。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诸多规矩、讲究、禁忌就是内卷，封建迷信更是将内卷发挥到了极点。

人性是闲不住的，若是没有新的思想产生、没有新鲜事物可以期待，就必然会琢磨出一些东西来折腾，如微雕、微刻和书法等，增加一点生活的花样，这也是内卷的成因之一。

内卷是一种无声的悲哀。它慢慢消耗了我们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磨平了个人的锐气；对社会或机构而言，大量的人默默地做无用功，白白浪费了资源，降低了整体效率，削弱了对外的竞争力。只有跳出圈圈，站在更高层次上不断向外突破、创新和创造，才能不让那种精致的、繁复的、看起来特别敬业的内卷化状态困扰我们，才能回归到向上勃发的新常态上来。

（摘编自丘小海《社会内卷化的根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