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传统节日是历史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它与过去的文化记忆相关联，又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早已存在于社会历史和民众生活中，并且持续地发挥着作用。对于传统节日，民众并不因循守旧，并非照搬沿袭，而是在传承发展、诠释研究过程中，以当下社会环境、生活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传统生活、文化延续下来，不是为保留而保留，而是将“现在”作为参照体系进行重新建构。端午节期间，各地民众要食粽子、划龙舟、插艾草和菖蒲等，这些传统习俗在现今的端午节里有所变化，比如粽子的食材更适合人们多样化的口味；有些地方还将端午节的节俗丰富扩充，将当代人的生活诉求付诸节日活动，这些建构的内容也会成为端午节的文化记忆。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传统节日进入资本市场，多以文化消费、文化品牌形式出现。传统节日逐渐发展为区域性质的节庆文化，这是传统节日的转向，也是传统节日记忆方式的转向。从传统节日到节庆文化的转变，以市场为先导，以文化品牌建设为先导，其间包含了多种人文因素。节庆文化是传统节日现代性建构的表现，尽管它并非涵盖传统节日的全部。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节日需要赋予新的社会内涵，需要展现与时代相适应的形式和内容。政府、民众要以先进的思想观念、开放的文化价值、现代的管理理念开展传统节日活动，以多种方式，方法使传统节日与地方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努力追求传统节日活动在生活实践、经济发展中效益的最大化、品质的最优化，从而驱动并实现传统节日文化记忆的再建构。

无论何种力量介入传统节日，传统节日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不可避免，传统节日以多样化方式存在合情合理。以传统节日仪式为中心彰显的文化记记是有机的、建构的整体，这些传统仪式不断被唤醒、重建和解释。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重要的是时间上的连续性，它从当下出发，通过回忆方式把储存的仪式记忆唤醒回来，并且在民众生活基础上组织、重建，赋予传统节日文化记忆更多的能动性和解释空间。

（摘编自王丹《传统节日研究的三个维度——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

材料二：

传统节日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发挥着沟通情感、凝聚精神、传播文化的作用。我们要重视发挥传统节日潜藏的软实力，不断对接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精神，在传承、创新与走出去中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要充分发掘传统节日和美向善的内在属性，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团圆是几乎所有传统节日的共同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是沉浸在千百年来中国人心底的美好愿望，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面。比如中秋佳节，主题是拜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圆月也代表了人间团圆美满的祝愿。这里浓浓的亲情、醇醇的乡情，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传统节日对文化传承和社会凝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弘扬节日文化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共识。

要根据时代精神不断丰富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推动节日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节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载体，在被继承、被发扬的同时，也要根据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不断丰富其新的内涵，赋予其新的精神，体现其新的风尚。文化是随着时代不断传承不断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固守的、一成不变的。传统节日包含的各种风俗、礼节、规范、讲究，甚至是节日符号、用品、饮食等几乎所有的元素，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流行风格。唐代的繁华到了宋代就变得简约质补，到了明清两代则变得平易世俗。20世纪以来，现代元素、世界风范结合进来，传统节日的表现形式又有了新的特点。我们要根据时代特点和社会发展要求，建设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彰显鲜明时代特征的节日文化体系，不断拓展节日文化的新格局、新境界。

要重视发挥节日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特殊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实现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传统节日文化走出去要注意国际化，要采取必要的新手段新方式进行传播推介，让外国友人特别是青年人喜欢、参与，进而实现认同。古语云“道不远人”。传统节日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必须想办法融入当地、融入寻常百姓家，其蕴含的价值精神才能立足当地并且不断生根发芽，中华文化走出去也才能走得从容、走得稳健。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们要积极推动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在凝聚中华儿女画出同心圆的同时，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

（摘编自老骥《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创新和走出去》）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是时间的延伸，也是空间的拓展，标注的是世界范围、世界影响、世界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引领着当代中国的发展，为破解“中国问题”提供行动指南，也不断影响着世界的发展，为解决“世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从而成为引领中国与影响世界双向推进的科学理论。

环顾当今世界，当代资本主义出现历史性衰落。政治极化、贫富分化以及各种社会认同危机不断引发混乱与动荡，全球治理面临系统性危机，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风险挑战日益增多。这就依然需要我们向恩格斯请教，像他那样时刻关注这个世界，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以科学的回答。同时，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在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塑造优势，就必须在伟大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更好发挥引领中国发展的强大威力，不断开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天下情怀和坦诚的大国担当，牢牢占据人类文明制高点、人类道义制高点，鲜明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的全新主张，为破解治理、信任、和平、发展“四大赤字”提供了有效思路，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视野新领域，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世界航船指明方向。

（摘编自何毅亭《纪念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材料二：

202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恩格斯的名字是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面对全球化时代更为复杂的困境和难题，我们是多么需要向这位毕生致力于资本批判和对人的解放之路进行探究的“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马克思语）请教，他是一位多么值得我们深刻铭记和隆重纪念的伟人！

资本批判的复杂性在于，不仅要厘清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现实机制，更需要从理论上勾画和建构起资本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布展”的逻辑及其“抽象——具体”体系。这是最为艰难的思想创造，也正因如此，《资本论》的写作成为马克思毕生最重要的工作。遗憾的是，尽管完成了《资本论》大部分初稿，并于1867年出版了第一卷，但直到1883年去世，马克思也没有完成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这也就意味着他对资本逻辑和体系结构的揭示并未完整地呈现出来，而这一工作是由恩格斯来完成的。恩格斯以毕生无私的付出，资助马克思的生活，配合和协助马克思的工作，晚年又以近乎双目失明的代价整理亡友的手稿。诚如列宁所说：“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资本批判并不是纯粹的理论建构，更需要将其转化为变革资本社会的实践。但变革资本社会并非轻而易举，相反，它充满艰难和坎坷。为此，恩格斯特别重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方式和途径问题。他与马克思超越一般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深刻之处在于，基于对无产阶级改变自身命运、变革资本社会历史经验的总结，认为这种人的解放不是生命个体的短期行为，而是一场漫长的社会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目标与手段之间、总体与局部之间、长远与短期之间并不是直接对应的，而是犬牙交错，充满了矛盾，致使革命之路远不平坦。为此，恩格斯晚年特别注意到，“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理论，如果直接引入实践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因而他强调无产阶级自身素质的提高和革命策略的调整。

恩格斯去世后，资本主义在20世纪发生了很多变化。诸如过去单纯的私人占有出现了社会化趋势，分配方式上普遍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中下层收入者的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怎么看待这些“积极”的变化与恩格斯所进行的资本批判之间的关系呢？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状况可以看作是恩格斯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深远的后续效应。假如没有他对资本历史发展轨迹或运行逻辑的揭示、对资本社会化扩大的趋势的预见，人类的发展就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自发状态，通过多方面的举措和手段对资本进行调控和规范。而20世纪后期以来“消费社会”“数字资本主义”的来临，不过是资本所带动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趋势的最新体现。在此意义上，恩格斯的资本批判在当代依然是不可超越的。

而在实践层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20世纪的发展和波折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异军突起，展示了勃勃生机和长远的发展前景，不仅解决了中华民族长期贫困和落后的问题，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更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和意旨，显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对世界文明产生的巨大影响。

（摘编自聂锦芳《恩格斯诞辰200年：致敬不朽》）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已经从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型社会转变成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社会，从依靠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业缘化的生人社会，从低流动、被动流动的乡土中国转变成高流动、全方位、多元化、主动流动的迁徙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较2010年增长了69.73%。其中，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较2010年增加了1.16亿人，增长了85.70%；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较2010年增加了3896万人，增长了45.37%。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出，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常态化的迁移流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位置，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方式、内在文化乃至社会治理理念。在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是确定无疑的。

迁徙转变必然导致人际交往的异质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随着部分追求经济动机的农村人口离开熟悉的亲属网络、职业网络以及乡土网络流动到城市中，农民之间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进行共同的生活或劳动，农民内部之间出现了分化。外出的农民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削弱，村庄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衰退。接受城市文明的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逐渐向城市人口靠近，且随着流动人口的代际传递，传统的农耕文明、“乡愁本色”逐渐褪去，而留守农村的人口仍然遵循着传统的乡土交往习俗。其次，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也同样经历着从同质化到异质化的过程。社区人口的户籍化转变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混居，同一社区内部人群的社会地位差异较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以情感联系为主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与此同时，在社区居民的逐渐陌生人化过程中，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行为方式等也存在差别，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

几千年来，农民被土地束缚，世代定居于乡村，形成了天然的稳定性以及自我延续的静文化。“安土重迁”的习俗不仅支配着个体的生活与社会交往，同时也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在吸引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的静文化发生转型。迁徙中国的大规模、高水平、主动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伴随着静文化的退化以及动文化的建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冲破土地的限制，告别了过密化的农业，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不断松散，由此瓦解了传统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乡村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基础，导致根植于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的静文化逐渐退场；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规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较多到巨大，流动原因趋于多元化，社会主体、社会空间、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关系不再受限，自由流动的文化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静文化观念。

乡土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具有浓厚的乡土伦理，以乡村为基，历代相习、积久而成。首先，乡土伦理具有内生性，乡村秩序在村落中自然形成并依靠礼俗规则加以维持和延续；其次，乡土伦理具有习得性，无须专门学习，村民便可以在日常交往中学习并遵守。乡土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习惯、礼仪等变化缓慢，世代积累的经验足以维持和保障社会秩序，因此乡土中国是一种礼治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松绑，人口的空间位置变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异质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文化观念的动态化，这种转变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传统礼治的约束力日趋弱化，走向式微，法治成为迁徙中国的秩序主导。契约关系代替伦理关系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理性化、法治化、公共性是迁徙中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文明的支撑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以法治为基础。

（摘编自段成荣《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材料二：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转型日益凸显，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从乡土性进入后乡土性。这意味着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观念都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渗透，中国的乡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村落依然还是相对于城市而存在的，但是聚居在村落的人们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乡土性本质特征的变化，新农村的建设必须加快步伐。

费孝通先生在对农村社会乡土特征的分析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理论，这充分体现了“志在富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只有以农民需求为导向进行新农村建设才为真正的建设。后乡土社会里，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频繁地四处流动，更换职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因为主体需求的问题。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其次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结构性问题；最后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事业的投入，尤其重视教育的投资。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建设新农村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后乡土社会农村的建设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国家问题，也并非单纯的农民问题，更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问题，所以只依靠任何一方单纯的努力都是不够的，只有各方形成合力，建设新结构、新主体和新功能的新农村这一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摘编自朱珠《浅析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惘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称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摘编自魏家俊《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材料二

在高歌民族复兴的今天，怎样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是我们的重大课题。因为体大，自然思纷；为求其真，仁智之见，我们都应该研究。历览前贤著述，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

和而不同，厚德载物。重视人与自然之间，族群、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所谓“天人合一”是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自然。在观念上形成了“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善于化解对立，主张仁爱、和为贵。

刚健自强，生生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指人要向天地学习，以“刚毅”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中国人因此而创造了世界上独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

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我们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守正不阿，气节凛然，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主义肯定人民是主体；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戴；保民、养民是人君的最大职责。

整体把握，辩证思维。中国思维有两大特征，一是整体观，二是阴阳观。前者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对象的全体及内在诸因素的联系性、系统性，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者重视事物内在矛盾中阴阳等关系的对立与平衡。

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我国有现世与实务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经国济民，兼重文事武备，明理致用，反对空谈高调。尊重劳动，倡导勤俭节约，力戒骄奢淫逸，鄙视不劳而获。

中国文化精神的这些特质可以成为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可以作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例如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或者说中国梦，代表话语应是《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这是儒家所设想的远古时期“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梦想，这就是“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

两千多年来，平民子弟通过宗族祠堂与家庭教育世代传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价值仍然是仁爱、孝慈、正直、忠信。百姓接受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忠臣义士的故事和蒙学读物、族谱家训、民谚民谣中的廉洁勤俭、与人为善等观念，如《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四书”中的一些内容。这些价值通过唱戏的、说书的，通过家人乡亲口耳相传，逐渐在民间扎根。

（摘编自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材料三

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材料一：

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走上小康之路的“乡土中国”如何丰富自身的价值内涵？回溯并展望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需要以当代中国社会进程与文化建设为坐标解读。

自197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三家亲》拉开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的帷幕以来，大量讲述改革开放的乡村故事涌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的《今夜有暴风雪》等激情讲述农村建设初期的风云变幻与山乡巨变，《外来妹》等捕捉新旧文化冲突以及人物内心的激荡，《篱笆·女人和狗》等“农村三部曲”系列用心灵史般的笔触透视农村文化的跃迁……不少优秀之作既延续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又注入了改革开放的现代视角，形成了兼具乡土气息和内省意识的乡村叙事风格。

20世纪90年代，农村剧在社会转型和娱乐大潮的冲击下一度被边缘化，但仍然有《庄稼汉》等作品继续审视改革大潮中农民意识和精神结构的变化。进入2l世纪，《插树岭》等记录并表现多业态开发下新农村的新气象。同时期还有悲情式的《民工》，轻喜剧式的《刘老根》《乡村爱情》等，这些作品一度成为农村剧的新标识，使乡村叙事的面貌更加丰富多元。

近年来，一些优秀作品对国家的乡村振兴政策及农村治理经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特别是对农村未来的发展之路进行了思考和讨论，这些成为新时代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主题。其中，《山海情》聚焦城乡互助、东西部协作；《经山历海》反映基层党员干部的成长；《江山如此多娇》更触碰到乡村建设的深广层面，提出“敬畏土地、永续农耕”是农民的根与魂……这些影视创作对农村发展理念的全新阐释，彰显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验的独特性。

不识真农村，何以识中国？在新时代的发展逻辑下，新型乡村治理的良性结构应该什么样？我们从历史经验中应该获得哪些启示？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影视创作需要在新的艺术转化中，呈现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发现。

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现实性”，需要与大地、心灵紧密结合。除了扎实的生活积累和田野素材，更重要的是有思辨性、洞察力和介入能力，以解决如何呈现全新的城乡关系，并以此描绘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前景等问题。

其二，站在新的起点上，对于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关系的表现需要进入新境界。我们应该反思、修正关于农村的种种惯性定见。美丽乡村不是“度假村”，除了环境、自然生态，还应该呈现其经过现代化洗礼的精神文化内涵。

其三，在叙事核心上，应着重思考如何解决经济富裕与精神贫困之间的矛盾。广大创作者必须意识到，对农民精神关怀向度的宽窄，以及对新村、新人的丰富性呈现，最终决定创作的品质。携带着乡村社会经山历海的历史记忆和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强烈诉求，乡土故事在今天再度成为影视创作的焦点。

期待迈入新发展阶段的乡村叙事，能够通过更丰富的作品充分发掘题材内涵，以此形成一种文化推动，促进中国故事的传播和中国理念的推广。

（摘编自卢蓉《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乡村题材剧用影像呈现新“乡土中国”》）

材料二

乡村振兴，关键是人才。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本身能力强的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敬业爱乡、造福一方，带动了本地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因此，要振兴乡村就要将全面激活乡村本土人才资源活力置于乡村人才振兴工作的重要位置，充分发挥本土人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识”上宽视野，挖掘本土人才。田间地头是乡村本土人才的“练兵场”，在农业农村广阔天地里，埋藏着无数可塑性“老把式”人才，只要农民“身上有本事、手里有绝活”，都可以纳入人才范围。

“育”上下功夫，提升本土人才资源。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结合乡村特色产业和市场需求，因材施教“育才”，促进乡土人才“提档升级”，增强乡村本地内生发展动力。

“励”上强创新，建立健全本土人才激励机制。乡村要贯彻落实好减税降费、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用地等政策；落实落细乡村人才关爱激励政策，重点对在基层一线真抓实干、苦干能干的乡村人才给予奖补；建立符合农业农村职业特点的职称制度，让“土专家”也能拿到职称证和聘任书，让干得好的乡土人才有奔头，激励其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加强对本土人才的人文关怀，完善住房、就医、社保、子女入学等政策，切实解决人才后顾之忧，激励本土人才安心、用心干事创业；强化荣誉激励提升乡村人才社会地位，加大对乡村人才先进典型的选拔宣传力度，对乡村振兴中表现突出的创新创业就业本土人才给予表彰奖励并重点宣传，形成社会示范效应，带动和激励更多人才服务乡村振兴。

（摘编自游霭琼《激发乡村本土人才活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A．以当代中国社会进程与文化建设为坐标解读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有助于丰富“乡土中国”自身的价值内涵。

B．为了彰显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验独特性影视创作要总结经验、思考未来，对农村发展理念进行全新阐释。

C．要表现新的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关系，不能只注重环境、自然生态，还应该呈现其经过现代化洗礼的精神文化内涵。

D．乡土故事再度成为影视创作焦点的两个因素是：乡村社会有着经山历海的历史记忆和农民对美好生活有着强烈诉求。

材料一：

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其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

当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唐诗宋词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的教育作用。且以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的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体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的作品，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给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增添了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

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提升读者人格境界的作用。阅读唐诗宋词中的典范作品，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诗人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学创造了一个审美的世界，古代的优秀作家们不仅拥有高超的审美鉴赏力，更有高超的审美创造力，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智慧。

在古代文学家们看来，审美创造的最高境界是得意而忘言，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他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具体的语言文字，究竟如何才能创造出最高的审美境界？他们认为，言是文学手段，意是文学目的，文学手段固然重要，但不能因为手段重要而忽略了目的重要。一方面要通过手段到达目的，一方面又要通过否定手段来强化目的。对创作者而言，文学创作最终呈现的美，不是“言”这个手段之美，而是“意”这个作品之美。对接受者而言，要领悟到这个美、这个意，就要披文入情，唯意是求，不能拘泥于语言文字之美而忘记了“意”这个根本之美。

因此，当作家创造出文学作品之后，当读者开始全身心地关注作品之美而完全忽略了文学手段之美时，文学作品的审美创造才真正全部实现，这样的文学审美创造才是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手段只有充分否定了自己，才能实现文学作品之美，对手段否定的越彻底，对作品的创造就越成功。这是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智慧与审美创造观，其思想渊源依然要追溯到儒道两家的文辞观与言意观中，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显然，言与意的审美智慧反映的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辩证思维方式。

滋味与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审美范畴，它是从文学品鉴与接受的角度，对文学文本审美感受的高度概括，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智慧。与西方美学不同，“味”这个词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并不专指感官的味觉或嗅觉，而是指在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基础上，感官愉悦与审美、精神愉悦的共同感受。在古代文学家们看来，五官的感觉是相通的，感官的享受与精神的享受也是彼此相融的。“滋味”说反映了中华民族注重体验，注重经验，注重整体宏观感受的审美思维方式。说到底，就是心与物，情与景，境与意不分彼此的完全交融，即“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王夫之《唐诗评选》），这与西方文学创作推崇的典型论大相径庭，是有着中华民族思维特色的审美智慧。

（摘编自康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担当与时代使命》）

相传苏东坡与苏小妹一起论诗，苏东坡吟一句“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不料苏小妹却评之为“下品”，说不如改为“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苏东坡吟诵玩味片刻，不禁击节称妙。

财经三人谈：“羊了个羊”爆火，是巧合还是必然？

《环球时报》2022.9.24

编者的话：近日，一款名为“羊了个羊”的消消乐类游戏爆火朋友圈，其游戏特色是简单易上手的操作和“永远都过不了”的第二关。用户被逼看广告获得道具的盈利模式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本文旨在探讨“羊了个羊”为什么会爆火，国外如何看待这一类型的小游戏，以及“羊了个羊”可能会对我国游戏产业产生哪些影响。

材料一：

“羊了个羊”为什么会火？主要因为以下几点：第一，“羊了个羊”利用反向营销。游戏玩法并不新颖，是模仿而非创新。但其并非以通关来激发玩家热情，而是通过卡关难题甚至“死局”激发玩家胜负欲。

第二，“羊了个羊”上线门槛低。大型网游需要申请版号，而小游戏不需要版号，当然小游戏也不能有充值接口，故而利用广告变现是小游戏的常规操作。“羊了个羊”由此把运营重点都投放在社交媒体传播上。所以，“羊了个羊”并非游戏内容上的创新，而是营销上的成功。

第三，“羊了个羊”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有效传播。当前，微信对于小程序流量略有倾斜，小程序也的确更加容易诞生爆款。

综上所述，“羊了个羊”的确为小游戏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路，利用用户群体心理和社交媒体传播力来吸引流量，并以广告实现流量变现。但“羊了个羊”这个小游戏的火爆注定是短暂的。一方面，“卡关”和广告让游戏玩家体验很差；另一方面，没完没了的社交媒体营销和各类广告，可能会让游戏面临违规风险。首先，卡关有诱导营销的嫌疑。游戏制作者一般会留下一条不用看广告就能通关的路径，如果看广告是游戏通关的必选项，那么游戏本身就不是游戏，而是诱导用户看广告，是诱导性营销行为。

其次，广告内容的合规性问题。嵌入广告的内容本身需要严格审核。对于广告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及时发现游戏广告中的违规内容，防止违规广告、虚假广告嵌入其中；另一方面，要明确广告内容审核责任，当游戏广告出现问题的时候要能够及时找到相关责任人。

第三，防止小游戏利用社交媒体恶意营销。社交圈传播可以很快导入用户流量，但要避免恶意营销和骚扰用户，要赋予用户选择权，广告推送要获得用户的授权。

“羊了个羊”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游戏作品，但它的确是一轮成功的营销。在国外，类似的小游戏也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次数多了，用户审美疲劳很快产生，相似做法的小游戏“卷”成一片。而对于社交平台来说，其也担心小游戏不佳的口碑带来负面影响，故而国外很多社交平台正在不断降低这些小游戏的流量扶持权重。

笔者认为，游戏产业可以从中学到游戏营销的思路，利用群体心理和社交媒体扩大游戏影响力，但游戏产业不能在游戏制作上走“羊了个羊”的老路。相信随着我国游戏版号发放正常化，更有新鲜感、制作更加精良的游戏“正规军”将重新占据用户终端。

（摘编自盘和林《营销“成功”难掩违规风险》，作者是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材料二：

对游戏行业而言，这种被定义为“超休闲游戏”的品类，往往都会伴随着社交网络上的病毒式传播。无论是现在的“羊了个羊”，还是之前的“合成大西瓜”，浪潮永远翻腾不休，只是浪头大小有别。

作为一款以“三消”（三个相同的图案连接即可消除的游戏——编者注）为基础玩法的游戏，“羊了个羊”深谙“超休闲游戏”的底层设计逻辑。无数玩家成了“羊了个羊”社交裂变链条上的一环，循环往复着“玩游戏——遇到困难——分享广告——继续玩游戏”的动作，让其在短短数天的时间内，覆盖了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与个人朋友圈。

当然，这不是“羊了个羊”的问题，而是“超休闲游戏”在设计之初就天然存在的问题：这类游戏所有设计的最终导向，都只是为了让你点开广告或分享链接，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于社交网络进行更广泛的传播。

而“超休闲游戏”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与移动端游戏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愤怒的小鸟”作为此类游戏的鼻祖，证实了其商业模式的可行性。由于制作成本低、周期短、回报收益高等特点，“超休闲游戏”在国内游戏市场上出现也愈发频繁。

但对游戏行业来说，笔者认为这并不值得鼓励。“超休闲游戏”的投入与产出比是畸形的，而无论是传统的主机游戏、独立游戏，还是常规的移动端游戏，从制作到发行层面，每一个环节都是充满风险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它们，游戏行业才能拥有如今的盛况。可惜的是，时至今日，我们早已对这些夹杂在信息流与视频广告中的“超休闲游戏”习以为常。和国外成熟产业链下制作的游戏相比，国内游戏产业生产能力与经验相对羸弱，类似“羊了个羊”这样低成本、以营销见长、以“圈钱”为目的的游戏依然大行其道。因此，我国的游戏产业要向上发展，还需要监管的革新、游戏从业者和舆论共同努力。

（摘编自王瞾《“超休闲游戏”长盛不衰是怎么回事？》，作者是游戏门户网站3DMGAME主编）

材料三：

一款大概率无法通关的游戏，居然能够引发巨大的话题度，这背后的社会心理现象值得探讨。笔者认为，从“羊了个羊”游戏本身的游戏规则来看，其吸引人的一点是“低门槛”，只需要玩家点点屏幕，没有复杂规则，一眼就能看懂的游戏设置，是让游戏具备全社会广泛传播的基础。同时，游戏出现的“无规律性”也是激发玩家好奇心和持续探索的动力。可以看到，游戏第二关出现了大量无规律的元素排布，一方面骤然提升了难度，但在另一方面也让游戏就如同刮彩票一般，全凭运气，这满足了玩家猎奇和撞大运的心理，能让他们持续不断地投入和开始下一局。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完全随机也满足了当下社会公众期待的“公平需求”。不少游戏大作，充值付费玩家或者愿意花时间和精力的玩家的实力肯定要远远强于新手，但是“羊了个羊”这类以随机性为爆点的游戏则不然，没有充值渠道也没有太多技巧，所有人在一局游戏开始时都在一条起跑线上，一视同仁，因此也正是这样的设计，具备了让人们乐于分享的基础。

类似于这样的爆款小游戏，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例，其满足了上述的需求之外，或许也因为满足了心理学上的“首因效应”，即指“先入为主”印象带来的效果。游戏内简单的三消和色彩搭配起到了对人们第一印象的美化作用，进而强化了其传播效果。

当然，随着游戏的广泛传播，自然也有不少人动起了歪脑筋，不少媒体报道有人利用玩家迫切想过关的心理设置了一些诈骗手段，这些行为应当被及时制止和处罚。但需要指出的是，因游戏而产生的违法犯罪并不一定是游戏创作者主观设置的结果，舆论切不可将罪责完全归咎于游戏创作者，对于负面的情况，如何正向引导才是关键。

（摘编自施钢《小游戏火了当心有人动歪脑筋》作者是心理学家、中国农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