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实在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一个时代需要生于其时之“时代名人”，也同样离不开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历史名人。前者好比文化之快餐，后者却类同于人体不可或缺的素养，这当然需要细细品味、咀嚼并积淀。当时代名人被岁月洗尽浮躁与铅华后，一旦显露出其真正的人文精神之底蕴，他往往会被后代记惦并予以诠释，此可谓时代名人之“再生”，由此，时代名人已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历史名人了。

毋庸讳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之需要历史名人，在于其文化与精神的倡导者与追随者怎样发掘这些历史名人之底蕴并巧妙地与时代与社会相吻合，一旦历史名人被赋予了这种时代之文化视角，它便往往具有一种烛照与启人心智的魅力，其所释放的文化素养，便能很好地被吸收与借鉴了。

历史名人也有世态冷热。有些历史名人是“恒温”性的，如圣人，大抵每一时代都需要，并不热得炽人，却能时时在人们的语言与文字中出现。有些历史名人则有点骤冷骤热，某一时代需要，便可能如日中天，热劲一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往往只在其追随者的思想库中有点忿忿而已。这种现象的形成，就历史名人本身来说，与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内质有莫大的关系，在于其文化内质是属于人伦人性等永恒性的还是其他非永恒性的范畴。

历史名人圈的形成，也同样折射出太多值得深思的内容。有些名人在当其世并无甚影响，到了后世则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有些名人在当世十分风光红火，随着时光一轮转，便被历史所淹没；有些名人则在历史的长河中冷冷热热，历经“世态炎凉”。但无论如何，其属归历史，几千年的演绎，已是后世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以正面或反面或中性等词汇来界定历史名人，必然限制了审视历史名人的思维与视角。但似乎每一时代都在有意无意地用本时代的文化视角去审视与诠释历史名人，喜欢对历史名人重新认识与评价，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就历史名人本身的文化内涵上，还其真实，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去评判却是必要的和必须的。由于各时代的对历史名人的解读之差异，对历史名人的扭曲也在所难免，因而对历史名人的误读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千古罪人”至少有其时代选择的理由；“名彪青史”者，则反映的是一种历史文化与精神的沿续与倡导。对于历史名人来说，当其生时，创造了一种文化，其使命似乎都已完结了。其千秋功与过，是与非，便可任人评说了。

在当代名人风光流转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的时候，对历史名人的幽思，又是否能提供一种别样的思维视角？你觉得呢？

（摘自陈家兴《历史名人的幽思》2016年4月版）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沙林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

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

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王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围攻了半年多后,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

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 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巴全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选自2005年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略有删减）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沛公之从雒阳^①南出轩辕。良引兵从沛公。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②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畔，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

汉元年正月，(沛公)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良亡，间行归汉王。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郤；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汉四年，韩信破齐而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张良说汉王，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其秋，汉王追楚至阳夏南，战不利而壁固陵，诸侯期不至。良说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汉六年正月，封功臣。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

高帝崩，后八年卒，谥为文成侯。

(选自《史记·留侯世家二十五》，有删节)

滁州西涧

作者：韦应物(唐)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