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末,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基层政权体制的变动以及农村发展的滞后,促使农村人际关系从“乡土中国”开始向“新乡土中国”变迁。基层社会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的变迁,从以“熟人”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往来,到人际关系的“理性化”抉择,农村人际交往逐渐变得合理化与多样化。费孝通在《乡土本色》中提到乡土社会是从熟悉到信任,乡人们从小依附在土地上,代代相传,“熟人”交往成为乡土社会的主要人际关系。“熟人社会”所构建的“熟人”下的“亲密社群”是建立在亲属的基础上。传统“乡土中国”宗族势力强盛,亲戚实际成为农村人际交往的主要对象,亲戚之间互帮互助,实际构成了以“亲属”为中心的人脉圈子。费孝通认为:“亲属是一种社会关系,家庭和氏族是两种根据亲属而组成的团体。亲属在婚姻与生育的双重限定下,人际交往更具有信任属性。随着传统乡土社会中宗族势力的退却,小农经济的瓦解,以“血缘”为中心的人际交往逐渐被取代,“理性化”的人际交往圈似乎成为当代人的主要抉择。21世纪以来,农村人际关系已经朝着理性化的趋势愈发明显,以朋友圈、同学圈、同事圈为中心的日常人际交往小圈子正取代“亲属圈”的地位。“理性化”的人际交往圈是基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而抉择,是为适应时代发展而做出的调整。“熟人”信任是建立在“乡土中国”中以血缘、地缘为人际交往的限制中,“理性化”抉择则是建立在“新乡土中国”中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中,二者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不同,导致人际交往圈不同。但“新乡土中国”的人际交往圈的范围更为广阔,在乡土中有以“熟人”信任、亲密为主的“熟人”亲属图,在工作、学习中则以同事、同学为中心的同事圈、朋友圈。
“乡土中国”是传统乡土社会的典型模式,农村人际关系主要以道德准则为标准,在“礼”的约束下,形成了乡土特色的人际交往关系。费孝通在《礼治秩序》一文中说道:“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陈规罢了”“礼治”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用来维系社会、宗族秩序稳定的手段。法治思维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从党的十五大确定将“依法治国”纳入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就开始加强法治建设。新时代以来,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因此,法治成为全社会所共同建设的行为准则,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石。“新乡土中国”就是基于“法治”建设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所形成,农村“法治”建设也迎来发展。当前,“法治”已融入到“三农”工作内,成为农村人际交往的准则之一,农民的法治思维显著提高。乡土社会随着时代变迁,农村人际交往从以“礼治”秩序为标准,到以法治思维为准绳。但“礼治”秩序并没有完全消退,而成为治理农村的重要手段之一,即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三治融合”体系,成为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模式。
“礼治”秩序作为一种道德约束力,对于乡村社会存在的“人情”关系,具有很强的约束效果“法治”是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法律至上,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因此,在“乡土中国”与“新乡土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两者皆具有时代特性,符合时代诉求。
(选自《枣庄学院学报》,有改动)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人情往来往往都是基于特定的血缘、姻缘和地缘关系而建立起来,并在具体的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展开的。“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而这种规矩的来源是基于人们长期的关系维系和人情往来。
乡土社会是建立在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差序格局”基础上的,亲缘(从最初的家庭内部父子、夫妇和兄弟姊妹之至亲关系,到家族之中长幼之间、平辈血亲之间和远房的姑表亲联姻之间)和地缘(一种基于“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关系类型)关系,构成了乡村社会农民基本的社会关系形态,也成为乡间具体的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最为基础的社会团结与秩序维系之基础。
随着国家、市场和社会因素等的介入,乡村社会呈现多元发展,农民的阶层分化和利益诉求也呈现多样化的形态,进而影响到乡村人际关系的多样态发展;一是同辈或同龄角色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即基于同一身份和角色安排,乡民们在闲暇之余闲聊嬉戏、分享话题或寻求认可,以获取支持和慰藉之群体的形成;二是基于趣缘和业缘关系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即乡间社会的人们因一定的兴趣喜好,结成固定的趣缘交往圈层,或一些日常生产作业相同或相似的人经常性的往来聚集,以分享心得、技术和互助需求,由此结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业缘群体:三是基于共同的需求和利益而建立起来,并达成一个稳定团体的功利实用性社会关系形态,因为农民个体的力量微小,乡间的公共性事务,只有通过利益捆绑或需求许诺的方式结合成一个战略同盟,以对抗另一个来自村庄内部或村庄外部的力量,才能部分实现共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现实需要。
基于传统的人际关系类型和新的关系形态的现时代叠加,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间社会的人情往来也呈现出传统与现在的杂糅、情感与功利的共存之基本景象。在乡间村落里,村民之间的人情往来,既有生产劳作当中的合作互助,也有日常生活当中的礼物赠送,既有个体村民之间的人情往来,更多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人情走动。首先是生产劳作中的合作互助,从家族亲属关系到邻里之间,再到当前人情往来的工具性表达和理性计算;其次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人情往来,村民之间因循着“礼尚往来”之传统,在一种长期的有来有往的互相走动和逢年过节礼物互赠中实现人情的增值和再生产;最后是村落社会里红白喜事等重大活动中的人情往来。在乡间社会,对一个农民及其家庭而言,一生中最为紧要的“婚丧嫁娶”几件大事构成了其及家庭人情往来的基点和归结。
(选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有改动)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乡间村落中,逢年过节互赠礼品遵循“礼尚往来”的传统,而生产劳作中的合作互助则不然。 |
B.随着传统乡土社会中宗族势力的退却,“理性化”的人际交往圈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的主要抉择。 |
C.亲戚之间的互帮互助,形成了强盛的传统宗族势力,实际构成了以“亲属”为中心的人脉圈子。 |
D.农村人际关系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的变迁,农村人际交往正变得合理化与多样化。 |
2.根据材料二的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积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形态,部分实现共同群体的利益和现实需要。 |
B.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多数建立在血缘、婚姻、地缘的关系之上,其他情况相对少。 |
C.“远亲不如近邻”,在乡村社会中,这体现地缘关系是乡村建立人际交往关系的重要条件之一。 |
D.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社会逐渐呈现多元化发展,农民阶层分化,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 |
3.下列对材料一和材料二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两则材料都引用了费孝通在论述乡土中国时的相关观点,这使得自己的论证更具有说服力。 |
B.材料一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的变迁来论证“礼治”与“法治”结合的重要性。 |
C.两则材料在论证方面用词比较严谨,没有武断下结论,这体现学问研究的严肃性和严谨性。 |
D.材料二摆事实、讲道理,论证了传统乡村人际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多样和复杂。 |
4.根据材料一简要概括农村人际关系变化的主要特点。
5.根据材料并结合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内容给“乡土社会的礼治”下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