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一战国时期，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也主张统治者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论断。
——摘编自《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③》
材料二 后世君主“以君为主，以天下为客。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在驳康有为等人的文章中反复说明了：第一，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第二，尊孔，定“孔教”为“国教”，违反思想自由的原则；第三，定“孔教”为“国教”，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
——摘编自《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历史必修③》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孟子和荀子的主要思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黄宗羲的政治主张。
（3）根据材料三，指出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待“孔教”的态度。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文化运动的积极作用。
（4）综合所述，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中国传统文化？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中国的慈善文化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儒家的“仁爱”价值观。孔子从人性本善的基本前提出发，倡导“仁爱”，这是个人基本的善念和品质。……中国的慈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要求政府在灾难时期承担起对于民众的生存救济，将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完全归为政府的职责范围。
西方国家具有较深的宗教信仰，因此慈善活动必然同宗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原罪论”的宗教思想很是值得我们分析。这种思想意识要求每一个信徒要行善从而减轻自己的罪行而获得上帝的原谅从而得以升入天堂。此外，相对于我国的官本位的慈善理念，西方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公众的参与，以美国为例更多地是表现为基金会或者是救助团体，然而这
些大部分都是非政府性质的机构。
——摘编自李新鑫《中国慈善文化的源起与西方社会慈善业态的比较》
材料二近代中国灾荒的特点是烈度强、范围广、灾类多、破坏重。天灾人祸交织叠加，使得民众生活于水火之中，传统慈善救助模式辐射面窄，无法让慈善业的社会功能发挥应有作用。……在中国，一些西方传教士在救灾过程中忘我地工作，强调人道主义，这让国人看到了全新的慈善救助模式，促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了解、学习、效仿那些新的慈善救助方法。期间，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每当某个地方有大的灾患出现，他们就利用同乡会、同业组织这样的平台，积极捐助和募款，有的还亲自前往灾区一线参与救灾……慈善作为涉及人的尊严和社会正常运行的公共行为，势必成为社会各界感兴趣的话题，所以媒体也乐于报道。
——捕编自周秋光主编《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上）》
（1）根据材料一，概括分析中国和西方慈善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近代慈善思想转型的主要原因。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西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材料一 有子（孔子弟子）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
材料二 约之二：吾族务要恪遵祖训，以伦理为纪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一家雍睦（和睦），端由于此。即同宗相处，须要安分守己，尊莫凌卑，强莫欺弱；卑幼者不许冒犯长上，富贵者宜怜穷困。循规蹈矩，宗族称孝，乡党称弟（悌）。
——何兹全《中国文化六讲·训约十四条》
材料三 宣圣谕。圣谕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此六事乃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曲尽做人的道理，件件当遵守。能遵守的便是好人。有一件不曾遵守便是恶人。愿我一族长幼会集祠（堂）中，敬听宣读，悉心向善，皆作好人，有过即改，共为盛世良民，贻子孙无穷福泽。
——明《虎墩崔氏族谱·族约》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仁的根本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有关仁的政治主张。
（2）历代许多家训体现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据材料二，归纳儒家伦理的主要内容。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存在的问题，说明这一时期儒学的新发展。
材料一 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得益于此时丰厚的文化积累，在沉积和发酵了两千多年后，内部的压力已经足够大，加上适当的外部条件，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大喷发、思想大爆炸。
——摘编自王磊《一个黄金时代的形成与终结——对战国百家争鸣现象的一种解读》
材料二 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过，他坚持统治者拥有统治权力的同时，还坚持统治者应在合理的道德原则基础上进行统治。……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并成为国家的正统信条。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文化大喷发、思想大爆炸的“内部压力”、“外部条件”和根本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孔子的政治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原因。
材料 到公元前6世纪，在中国和希腊都开始出现了哲学家。在此以前，中国已有《尚书》《诗经》，希腊已有《伊里亚特》《奥德赛》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古代哲人们提供了思考的资料。在古代希腊，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但哲学家出现以后，他们开始思考世界“始基”是什么的问题、并且试图以某种物质作为“始基”来解释世界。在古代中国，也长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可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有了对天将信将疑的思想倾向。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重人事而不重天，这都反映了一种人在自然关系上的某种精神觉醒。在古代希腊，许多哲学家都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都是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在古代中国，也有孔子主张爱有等差的“仁”，墨子主张爱无区别的“兼爱”等等，不同的学派都为自己的主张作了论证，处于争鸣的状态中。古代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不可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上的认识问题，他们能对此有所反省，提出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古代史·上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和希腊哲学思想的共同点并分析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举例说明中国和希腊先哲精神觉醒的表现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是谓小康。”
张载认为：“虽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君王），犹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谨于礼，唯谨于礼则所以致大道之行。……六君子所以急于礼者，欲至乎大同也。……礼本于天，天无形，固有无体之礼。”
材料二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若去民私业，此事甚易，自去人之家始也，……但使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皆归之于公，即可至大同之世也”。同一时期，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认为，“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以往的理想社会追求，“其学说都建立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而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社会不安的原因，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因而是客观的，现实的。
(1)分别概括材料一中孔子与张载关于“大同”的主张。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对“大同”思想在20世纪初期的变化进行评析。（要求：提取信息充分，观点正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孔子很早就认识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他还强调：“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提出“时养”即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和不可逆性，人们必须“不违农时”、“勿夺其时”。荀子继承了孔孟尊天重道的思想，把“受时”与“治世”相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荀子将孔孟儒学的“知天命-畏天命”的社会伦理思想发展为“知天命-畏天命-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思想，凸显了人类保护自然资源、使之用之不竭和永探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责任。
——摘编自任俊华《荀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审视》
材料二 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问题引起民众广泛的关注和忧虑，生态伦理学应时而生。施韦兹认为：“我们越是观察自然，我们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自然中充满了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个秘密，我们与自然中的生命密切相关。”利奥波德主张：“如果对待自然的态度全部以经济动机为出发点，那么在土地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就会因为缺乏经济价值而被消灭。因此必须修订伦理标准，使之从经济学向生态学过渡，这既是土地伦理的全部内涵，更是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标准。”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作为扩展的伦理学的一个方面，是现代生物中心论的或整体主义的伦理学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
——摘编自曾建平《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生态伦理思想的异同，并简析导致不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西伦理思想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中国古代儒商和儒商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儒商初步形成，儒商文化随之出现；宋代儒商得到新生，儒商文化开始复兴；明清时期儒商发展走向兴盛，儒商文化成为主流商业文化。传统儒商文化是中国古代儒商把儒家思想与商品经济法则相整合所形成的经营理念、管理思想、行业准则和行为规范。传统儒商文化为当代儒商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材料二 传统儒商奉行儒家仁学思想，根据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对其加以阐发，以仁道和仁爱作为商业或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儒商特别重视义利之辨，主张在以义为先和为本的基础上取利和求利，强调公利优先，反对唯利是图。宋代以后诚信作为儒者的德行要求开始被商人吸收内化，对其加以发展并付诸实践，成为规范商业经营的伦理准则。儒家经典《大学》所说的“苟日斯，日日斯，又日新”，充分体现出儒家勇于追求和锐意创新的精神，这种思想为传统儒商所吸收和秉持，形成儒商本于天道的创新进取和永不言败的职业精神。儒商“好儒重文，倜傥有儒者风范；其人孝友礼让，仁义慈善，重族谊、乡里、故旧，恤孤弱，厚人伦，好善乐施，急公好义，热心社会公益活动”。
——以上材料摘编自徐国利《中国古代儒商发展历程和传统儒商文化新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儒商文化复兴的历史背景。(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商群体的共同特征并说明儒商文化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体育运动，首先讲究的就是礼仪。《论语》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体育运动在当时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并不刻意追求超乎自然常态和令别人叹为观止的体格与体能，强调的是自家的切身体会，不需要别人去评判，无论老的少的、强的弱的，都可以身体力行。
——摘编自杨向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
材料二 在我国近代体育史上，梁启超曾不断介绍和传播西方体育理念，其体育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体育思想以“新民”为终极目标；主张人的“全面发展”，提出德育、智育、体育缺一不可；推崇“尚武”精神；注重女子教育和平等体育。梁启超的体育思想，不仅是当时救济积贫积弱之中国的“良药”，对今天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仍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摘编自律海涛《梁启超的体育思想》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体育运动的特点及其意义。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体育思想的时代特色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自古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以至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掌管教化。士人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爱惜民力，为民请命成为优秀士人的重要任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批判不少是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概言之，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维护者，中国古代优秀士人从未放弃社会批判的责任。
——摘编自张踢勤《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材料二 康有为在《论语注》中提出了“德贵曰新”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变革要适应时代潮流。梁启超在《释“革”》等文中又提出了“新道德”、“道德革命”的主张，批评“今世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新民德”的立意即在进行道德重建、道统重构。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号召冲决“三纲五常”的网罗，成为近代史上首位激烈挑战传统道德的思想家，又致力于重建新仁学体系，重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革命派也提出了“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等口号。
——摘编自命祖华《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材料三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 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街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
(3)材料三、四对待“上书”焦点问题的阐述有何不同？
(4)从史料类型（即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官方正史、私人日记，或者一手材料、二手材料）角度评析材料三、四论点依据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