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动物纹样是商代及西周早期青铜器上最著名的装饰特征。商代安阳时期，动物纹样发展到了巅峰。及至商代晚期（安阳时期）到西周早期，动物纹样则极为复杂多变。这些纹样中的动物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为真实存在的动物，如犀牛、兔、龟、鱼、鸟、象、虎、牛等；其二为现实中不存在，但见于古代文献中的神话动物，最具代表性的如饕餮、夔、龙、虬等。

②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有没有特定的“含义”呢？研究古代中国青铜器的学者大多相信这种意义的存在。不胜枚举的既往研究认为，特定的动物代表特定的图腾或神灵，然而这一点在商周文献中却几乎从未提及。与此相反，少数研究者坚持认为，动物图形由几何图形发展而来，是几何图形的衍生，因此不具有任何意义。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同时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我们可以先确定动物纹样发展的历史顺序，来比较一下几何图案是否确实比动物纹样出现得更早。其二，我们可以根据具有说服力的事实依据来提出一个图形学方面的理论解释。就第一点而言，动物形装饰纹样不仅与古代中国青铜器最早的那些装饰纹样同时出现，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就第二点而言，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学者们认为有理可依的、令人信服的“含义”，以解释理论。这一理论必须源自对古代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脚踏实地的研读，并且应该涵盖上述所有动物纹样的特征。我相信这种理论是存在的。

③事实上，先秦文献中确实保存着古人对青铜器本身及其动物图案含义的解释。《国语》中有关于绝地天通神话的描述，其中提到了“物”（牺牲）和“器”（礼器）。此传说表明，巫觋借此来交通天地或人神，礼器和牺牲就是天地交通仪式必需物品的一部分。

④如果青铜器的诞生是为了协助完成沟通生死的仪式，那么动物纹样是否是青铜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左传·宣公三年》给出了明确的解释。这一年，楚庄王讨伐陆浑。当行进至洛河时，他在周都洛阳附近驻足检阅军队。周定王派王孙满迎接楚王，楚王却肆无忌惮地向王孙满问询象征王室的鼎的尺寸和重量。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全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⑤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夏代铸造铜鼎时在上面铸造了一些“物”的形象，这样人们就能一目了然地认出哪些是能够帮助人类交通天地的动物，哪些是无助甚至有害的动物。因而，王孙满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些动物能帮助巫觋完成其交通天地的使命，它们的形象会被铸造在古代青铜礼器之上。王孙满回答楚王时申明的重要一点就是，周王仍旧同上天保持着密切联系。

⑥在《左传》的这一篇中有一个关键词是“物”，其释义并非“物品”，而是“牺牲”或“助天地交通之动物”。如果说青铜礼器是交通天地之巫术的必需用品，毫无疑问，动物形象也作为该使命的辅助者而被铸刻在礼器上。“物”这个词在《左传》中出现了六七十次，用法各异，但大多时候都是以“神权动物”或“牺牲”的含义出现。这些文献结合《国语》皆表明牺牲就是那些具有协助巫觋完成交通使命的动物，献牲祭祀是达到交通天地、沟通生死的具体方式。鉴于此，我们必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确实具有其图形含义，它们是协助巫觋完成交通天地人神使命的各种动物的形象。

摘编自张光直《艺术、神话与祭祀》）

我们是生存机器，但这里“我们”并不单指人，它包括一切动物、植物、细菌和病毒。

地球上生存机器的总数很难计算，不同种类的生存机器具有千变万化、种类纷繁的外部形状和内脏器官。章鱼同小鼠毫无共同之处，但它们的基本化学结构却相当一致，尤其是它们所拥有的复制基因，同我们——从大象到细菌——体内的分子基本上同属一种类型。我们都是同一种复制基因——即人们称之为DNA的分子——的生存机器，但生存在世上的方式却大不相同，因而复制基因制造了大量各种各样的生存机器供其利用。猴子是保存基因在树上生活的机器，鱼是保存基因在水中生活的机器。DNA的活动方式真是神秘莫测。

一个DNA分子是一条由构件组成的长链，这些构件即核苷酸小分子。同蛋白质分子是氨基酸链一样，DNA分子是核苷酸链。DNA分子大小不能为肉眼所见：但它的确切形状已用间接的方法巧妙地揭示了出来。它由一对核苷酸链组成，两条链相互交织，呈雅致的螺旋形，这就是“双螺旋”或“不朽的螺旋圈”。核苷酸构件仅有甲种，可以把它们简称为A、T、C和G。在所有动物和植物中这四种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它们缠绕交织在=起的顺序不一样。人类的G构件同蜗牛的G构件完全相同。但人类构件的序列不仅同蜗牛的不同，而且人类不同个体之间的序列也不相同。

我们的DNA寄居在我们体内。它不是集中在体内的某一特定的部分，而是分布在所有细胞之中。人体平均大约由1000万亿个细胞组成。除某些特殊情况我们可以不予以考虑外，每个细胞都含有该人体的DNA的一套完整的拷贝。这一DNA可以认为是一组有关如何制造一个人体的指令。以核苷酸的A、T、C和G字母表来表示。这种情况就象在一幢巨大的建筑物中，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只“书橱”，而“书橱”里存放着建筑师建造整幢建筑物的设计图。每个细胞中的这种“书橱”称为细胞核。建筑师的这种设计图人类共有弱卷，我们称它们为染色体。在不同的物种中，其数量也不同。染色体在显微镜下是可见的，形状象一条一条长线。基因就沿着这些染色体有次序地排列着。但要判断基因之间首尾相接的地方却是困难的，而且事实上甚至可能是无意义的。

DNA分子要做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它们进行自身复制。自有生命以来，这样的复制活动就从未中断过。现在DNA分子对于自身复制已技巧精湛，驾轻就熟了。一个成年人，全身有1000万亿个细胞，但在胚胎时，最初只是一个单细胞，拥有建筑师蓝图的一个原版拷贝。这个单细胞一分为二，两个细胞各自把自己的那卷蓝图拷贝接受了过来。细胞依次再按4、8、16、32等倍数分裂，直到几十亿。每次分裂，DNA的蓝图都毫不走样地被拷贝了下来，极少发生差错。

但如果DNA真的是建造一个人体的一套蓝图的话，又如何按蓝图开展工作呢？它们将如何转变成人体的组织呢？这就是DNA要做的第二件重要事情。它间接地监督制造了不同种类的分子——蛋白质。以四个字母构成的核苷酸字母表所表示的DNA密码信息，通过机械的简单形式翻译成另一种字母表。这就是拼写出的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字母表。

制造蛋白质似乎同制造人体还有一大段距离，但它却是向制造人体这一方向前进的最初一小步。蛋白质不仅是构成人体组织的主要成分，它们还对细胞内一切化学过程进行灵敏的控制，在准确的时间和地点，有选择地使这种化学过程继续或停止。这一过程最后到底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婴儿说来话长，胚胎学家要花费几十年，也许几世纪的时间才能研究出来。但这一过程发展的最后结果是个婴儿，却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基因确实间接地控制着人体的制造，其影响全然是单向的：后天获得的特性是不能遗传的。不论你一生获得的聪明才智有多少，绝不会有点滴经由遗传途径传给你的子女。新的一代都是从零开始。人体只不过是基因保持自己不变的一种手段。

（摘编自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司马光闻先帝丧，入临。时光罢官居洛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有君实。至是入临，卫士见光皆以手加额，民遮道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聚观之，光惧，亟还。太后遣梁惟简劳光，问为政所当先。光疏曰：“臣闻周易，天地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访问臣竭诚以献替则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恶逆耳之言臣营便身之计则下情壅蔽众心离叛自生民以来治乱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犹歧路，近差跬步，远失千里。今陛下新临大宝，太皇太后同断万几，初发号令，斯乃治乱之歧涂，安危之所由分也。当以要切为先，以琐细为后。臣窃见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皆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论有官无官之人，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诏从之。夏四月甲戌，诏曰：“先皇帝临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泽天下；而有司奉行失当，几于烦扰，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实惠。其申谕中外，协心奉令，以称先帝惠安元元之意”。

（节选自《宋史纪事本末·元祐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