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屏幕中的剧情跌宕起伏，屏幕上一行又一行的字符络绎不绝地驰过，如同密集射击的炮弹， 令人眼花缭乱，它们就是“弹幕”。

弹幕尽管被纳入“评论”范畴，却与传统的文艺批评有巨大的鸿沟。传统的文艺批评来自阅读之后的深思熟虑，作品的整体观照与解读、分析、阐释构成了基本的工作方式。尽管金圣叹、毛宗岗等擅长的评点式文学批评与弹幕存在某种相似的形式，但是，文本的细读以及品鉴、沉吟、揣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操作程序。

相对地说，弹幕的首要特征是“即时”，评论对象往往是作品的一个短暂碎片，譬如一个角色的相貌，出场那一刻的步态等等。弹幕评论带有明显的即兴意味，令人瞩目的是现场、此刻与交互性的狂欢气氛，而不是严肃的反思与真知灼见。

弹幕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只有神奇的互联网才能支持如此之多的声音即时互动，让各种貌似无法交集的社会关系迅速地在虚拟空间联结起来。这是印刷文化不可比拟的。印刷文化的节奏相对缓慢，思想的交换不得不接受印刷速度与配送体系的限制。印刷文化的中心是文字符号。

文字符号的阅读、理解、阐释形成一种深度文化。至少在目前，速度与深度的恰当比例仍然以印刷文化作为范本。

尽管弹幕的即时评论也诉诸文字符号，但这些字符被加工为另一种奇特的屏幕形象，开启了另一种性质的空间，譬如视觉经验。它与即时性、交互性构成弹幕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传统的文学批评无法企及这种吸引力，“深度”也无法替代生气勃勃的喧哗产生的号召。一旦“深度”置换为“速度”，零碎化、平面化、喜剧精神与反讽、拒斥精英趣味也就成了弹幕的另一些表征。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互联网以及电子传媒的传播方式正在隐蔽地重塑他们的感官、躯体和意识。

（摘编自南帆《弹幕：一个奇特的屏幕现象》）

材料二：

2020年6月，B站隆重上线四大名著，无数年轻观众都是奔着弹幕，或是弹幕与四大名著的“化学反应”去的。但对于年纪更长，文化取向也更为传统的网友来说，弹幕污染了剧作，庸俗了原著，宛若妖雾遮天蔽日，毫无理性可言。

表面看，这是代际差异。但实际上，弹幕的两极评价，昭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机制与主体状态，彰显了当下信息读写的双轨制。厌恶者所代表的，乃是印刷文明培育的读写习惯，推崇经典，讲究逻辑与秩序；喜爱者所代表的是互联网文化中跨媒介、多感官、娱乐化的接受方式，注重趣味性与参与感。

弹幕空间中，正确、完整、规范、和谐都变得无足轻重，代之而起的，是无政府主义式的 “搅和”。原属不同范畴的信息被一锅乱炖，不同类型的语言形式被杂糅拼贴，如同重回蒙昧时代。经过理性文明的长期洗礼后，短暂地“蒙昧”一下，自编自导“人间喜剧”，反倒成为暂时摆脱文明重负的一种人生选择。

另外，与当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计算”相比，这一场场文字游戏是如此地毫无功利。以共同兴趣为纽带，网友们互称“兄弟”，在蓦然而至的弹幕中寻获同好知音。“居然与我想得 一样”，这样会心一击的感受，令孤独的当代人倍感满足。

不同于社会场域中被反复思量过的表达，凭借直觉敲下的弹幕，出于真心、近乎自白，乃是电子时空里的“我手写我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弹幕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便是直抒胸臆，依赖口语词，形成众声喧哗的交谈氛围。唯有无限趋近言文一致，那个最本真的自我，才能跃然而出，袒露人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弹幕的终点并非呈现完整的自我形象，而是要探入“有趣的灵魂”的某个侧面。

弹幕的游戏性与趣味性，真的可以带来更美好的人生状态吗？

首先必须承认，弹幕文字游戏的创造门槛与理解成本都极低。鉴于运动速度飞快，且面向最广大的受众，所以必须令人“秒懂”。秒懂的前提，是对庸常的臣服，这不仅是指对于媒体流行语的追随，更指向一种“自诩快乐的末人心态”。自嘲或嘲讽，均跳不出金箍棒画下的“安全圈”，保持在尚不触及本质的限度内。

与口头表演一样，弹幕业已创造出了许多“套话”与流行语。比如，2019年B站的年度弹幕是“awsl”（即“啊我死了”）。这是一句再直白不过的赞美语，形容视频内容令自己无比折服。这种缩略语以极其经济的拼音缩写，提高了沟通的效率，召唤出固定的、集体性的反应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语言的“失焦”。格套无可厚非，但其中令人上瘾的传染力，以及凌驾于差异性表达之上的霸权地位，恐怕与解放创造力的初衷恰好相反。

更重要的是，弹幕带给人的趣味性、解放感与反讽意味，也日渐固化为一种模式与立场。

在进入弹幕空间之前，观者已做好了发笑准备。我们虽不必重弹“娱乐至死”的老调，但在开放态度之外，更需警惕潜伏着的负面因子：弹幕用户被设定为一群单纯追逐快乐的人，而平台迎合（甚至监控、计算）用户需求来生产内容，从而形成了一个“快乐”的闭环。这一闭环将带来“人的再生产”：它召唤快速、固定、永不停歇的人类反应模式，从每一个神经元做起， 在每一次欢笑中起步。

（摘编自李静《弹幕版四大名著：“趣味”的治理术》）

井冈山，唯有敬畏我才能心安

帕男

《菜根谭》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无所畏惧而不亡者也。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时，畏史官于后世。”浅显地说敬就是敬重，畏就是恐惧和害怕。有谁敢说来井冈山是为了旅游的，至少我不敢。

在我的意念里，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到井冈山一游。此次学习，可谓是“命”，我当然不信命，可冥冥之中却在暗示自己。

但“井冈山”三个字一直萦绕在了我的心里，30年挥之不去。

首先读的是袁鹰的《井冈山的翠竹》，开篇第一句至今仍记得：“井冈山五百里林海里，最使人难忘的是毛竹。”接着又有这样的一段描写：“从远处看，郁郁苍苍，重重叠叠，望不到头。到近处看，有的修直挺拔，好似当年山头的岗哨；有的密密麻麻，好似埋伏在深坳里的奇兵；有的看不久，却也亭亭玉立，别有一番神采。”

家乡云南楚雄多毛竹，和井冈山的并无二致，对竹子的交情可谓深远，甚至可以说惺惺相惜，和生活的旅伴一样。

但井冈山的竹子不再是竹子，是铁骨铮铮的伟大战士，是屹立不倒的一种精神。

亦如袁鹰所写：“井冈山的竹子，是革命的竹子!”

到井冈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竹子。

漫山遍野且密密匝匝，一眼望不到尽头。

其形高挺，接天摩日，叶叶交叠，尾尾相衔，连阳光都难泼进来一点，小涧清流，雾气氤氲，这气场，突然令我肃然起敬。在竹林中穿行，我居然未敢触碰一棵竹子，脑海里老装着袁鹰的那段文字：“用它搭过帐篷；用它做过梭镖；用它当罐盛过水，当碗蒸过饭；用它做过扁担和吹火筒；在黄洋界和八面山上，还用它摆过三十里竹钉阵，使多少白匪魂飞魄散，鬼哭狼嚎。”

我不忍更不敢触碰他们，不忍的是怕这些竹子就是当年红军战士的化身，就该让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不染尘埃；不敢是怕惊扰了他们早已安静的灵魂。

竹子是“节”与“洁”的象征。

谁不知道竹子亭亭玉立，婆娑有致，不畏霜雪，四季常绿，而且“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这种君子之风，不正是我们景仰的。故而郑板桥大为赞赏：“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此刻，我还想起了宋人苏轼的诗：“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可见竹子的高洁备受文人青睐。

在参观完小井红军医院，我们来到了离医院不远的烈士墓凭吊。就在绕纪念碑行告别礼时，我看到路旁的树林里有一块伏卧在地的小石碑，上刻有“魂归井冈﹣﹣老红军战士曾志”以及生卒年，不了解曾志的人定以为这与小井烈士墓相邻，和巍巍青山作伴的树葬墓是乡下过世的某位老人。

实际上她也真的把自己当成井冈山普普通通的老战士，这与乡下普通的老人何异？可曾志毕竟是大名鼎鼎名副其实的中国革命老人。

据说有“潇湘美女”之称的曾志，1911年4月4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23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8月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上井冈山，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红四军组织科干事，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妇女组组长。她参加过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建国后，任广州市委书记、中组部副部长等职。

曾志是从枪林弹雨、炮火硝烟、敌特追捕、白色恐怖中走过来的人，不可不谓是九死一生，她的意志却坚如磐石。

在培训班互动课时，我又听了曾志在井冈山的孙子石金龙讲他奶奶曾志和全家人的事情，更让我高山仰止。原来我所不知道的，在1928年年底，曾志产下了一名男婴，但迫于战争形势，她不得不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托给了当时留守井冈山王佐部队一个叫石礼保的副连长代为抚养，这名男婴也就是石金龙的父亲石来发。丢下孩子，曾志就随着部队，告别了井冈山。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多次托人到井冈山寻找孩子。直到1952年，身居广州市委书记的曾志才终于得以母子相见。别以为儿子找到当市委书记的母亲，就再也不用当农民了。可是曾志把石来发留在身边住了一段时间后，就让他重新回到井冈山当农民，直到老死井冈山。

我在房间里，面对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匾牌，尝试朗读袁鹰《井冈山的翠竹》中的一小段：“毛竹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不向残暴低头，不向敌人弯腰；竹叶烧了，还有竹枝，竹枝断了，还有竹鞭，还有深埋地下的竹根。一到春天，漫山遍野，向大地显露着无限生机的，依然是那一望无际的翠竹。”顿时，我的心里豁然明亮，此次来井冈山，不是宿命，而是必须。

记得哲学家萨特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个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个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

来井冈山，除了敬畏你还敢生什么奢想？

（文章有删改）

阁夜^①

杜甫〔唐代〕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②跃马^③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