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宏大叙事的模式是最为常见的选择。宏大叙事侧重于对历史事件的总体观察，带有某种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论，“在叙事主体上，叙述者把自己关于世界、历史、人生的理念渗透在文本之中。在题材主题上，往往是反映包括政治、经济、民族等人类和社会重大问题”（马德生：《后现代语境下文学宏大叙事的误读与反思》，载《文艺评论》2011年5月刊）。而个人化叙事（也称小叙事）则侧重于创作者的视角和认识，注重从微观的角度和个人体验来看待历史事件，叙述宏大历史。在个人化叙事中，因不同的创作者有着不同的语言手法、风格取向和创作观念，故而会在图像及形象的选择和建构上形成差异化的状况。

与新中国“十七年”的同类创作相比，新时期之后的宏大叙事模式已经更加注意历史图像的“现实感”和精神性，力求祛除人为制造的崇高感，使图像叙事更贴近于当代人的情感和审美，例如陈坚创作的《共和国的将帅们》（2009年），开国领袖们的身姿神态具有日常化的特征，他们的形象充满了生活化的气质。显然，画家在进行图像叙事的时候，选择了个人化的观看策略，以普通的场景来表现这些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们，在艺术效果上贴近了普通人的视角，赋予这些人物普通人性的魅力。何红舟和黄发祥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2009年）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例子。中共一大会议的召开无疑是中国红色革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页，其历史意义之重大值得大书特书。然而，这一历史事件发生时并无一张图像资料可供利用，因此，只能依靠画家对同时期的人物照片（元图像）进行对照研究，再进行视觉和空间上的重组。在图像叙事上，何红舟和黄发祥选择一大代表登上“红船”的那一刻，将毛泽东、董必武安置在画面偏中心的位置，且通过毛泽东回头眺望的身姿突出他的重要性。

在个人化叙事中，宏大的革命历史被细化为一个个历史的“切口”，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不仅可以从容注入创作者个人的情感、视角和叙事特点，还能在画面结构和风格形态造成丰富多元的格局。如果说，在新时期之前的数十年红色美术创作中，个人化叙事还仅仅是一个个案的话（典型的如靳尚谊1961年创作的《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那么在当代美术创作中，这样的图像叙事方式已经极为普遍了。

21世纪之后，多元化文化语境的形成和新媒体的崛起对传统美术创作造成巨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美术创作在图像叙事上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从图像资源上看，很多新的内容出现，如亚丁湾护航等等；其次从叙事手法上看，影像艺术、装置艺术都已经越来越常见；最后在图式上，新的观察视角打破了传统的固态构图，图式越来越多变。因此，对于当代红色美术创作来说，对现成图像的利用，与形象建构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动而有趣的关系，这是创作者对于历史图像的认识以及认识背后所隐含的历史观、艺术观的混合物，“他们以辩证的方式相互影射，相互生成”。

在新媒体技术影响愈加明显的背景之下，红色美术创作的图像叙事不得不需要面对图式语言乃至观念的更新，以适应多元化语境下图像叙事手段的不断发展。然而，美术创作的图像叙事从来就不依靠图像的复制与再现，而是与精神形象紧密关联在一起。在新媒体时代下的红色美术创作领域，令人担忧的是一成不变的表现方法和面貌，而不是红色美术创作本身。

（摘编自陈明《当代红色美术创作的图像叙事》）

专访刘建波：芯片上“绣花”，铸就中国航天品质

刘梦甜

近日，在中央文明办发布的2021年7月“中国好人榜”中，万峰公司无线电装接工刘建波以“敬业奉献”这一关键词光荣上榜。从1991年进入航天企业到现在，她已经在无线电装接生产线上奋战了30个年头。如今49岁的刘建波，曾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享有“湖北省首席技师”“孝感市产业工匠”等诸多桂冠，被誉为“导弹芯片绣花女”。诸多荣誉加身背后，是她在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奉献。

一个电路板小至如同半个巴掌般大小，要在上面很细的芯片引脚上再接几条线出来，精准、牢固地把各种电子元器件焊至各自的“岗位”上十分不易。然而，就在比A4纸还小、厚度为2mm的双面接插式总线板上，刘建波能够手工焊接电子元器件，焊点间距仅有0.2mm，远远低于手工锡焊0.3mm的极限值，而这正是她的绝活之一。

航天无小事，导弹的核心芯片，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刘建波再三强调，“手不能抖，一定要非常小心才行，容不得丝毫的失误”，正是怀着这样精益求精的质量观，从刘建波手中出来的不仅是产品，也是精品。

多年的技术累积和沉淀，刘建波的绝活不止一项，针对某继电器板线束制作繁琐、分线布线杂乱、容易出现质量事故及隐患的问题，刘建波通过多次实践总结出“钉子定位法”，大大降低加工时间，确保了产品加工质量，获得航天科工“四个两”质量提升项目奖；某型号产品在SMT生产线加工时，因异形印制板与丝印机设备不匹配，无法对焊膏进行印刷，也不能正常输出印制板，只能靠关机后人工拿取，她通过反复实践，制作出一个外部为矩形、内部为异形的模托，通过将异形印制板嵌入该模托内，使模托带着印制板在滑轨内滑动的方法，成功解决难题。边学、边干、边摸索，刘建波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突破了多项电子产品装配技术瓶颈，成为了万峰公司名副其实的无线电装接技能带头人。

“遇到重要节点，连续多少天加班到十一二点都是常有的事”。因其生产产品的特殊性与严苛性，刘建波的工作任务经常面临技术难度大、严格的时间控制等多重要求。在每一次与任务节点的赛跑中，刘建波一直加班加点奋斗在生产一线，每每都抢在节点前出色完成任务。

2019年的春节，结束了手头的工作刘建波带着家人来到北海过年。此时突然某项目中有一项紧急任务急需一名技术过硬的老师傅带头攻关。刘建波毫不迟疑地接下了任务。不到一个小时，一家人便踏着晨光踏上了一千多公里的归家之路。到家后休息了几个小时的刘建波一大早就赶到公司，准备工作结束后便一头扎在了工作台上，头顶的灯直到深夜才熄灭，最终顺利地解决了攻关任务。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刘建波数十载的工作中时有发生。

被问到如何在这样琐碎繁杂高强度的岗位上一直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时，刘建波表示，“2019年国庆阅兵我参与制作的装备产品第五次接受了党和人民检阅，每次看到我的成果展现在大家面前，我都会有作为航天人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正是这份航天人的追求让我不断坚持了下来。”

一位技术技能人才带出一群技术技能人才，在万峰公司，以刘建波为支点的技术技能人才呈伞状辐射。2013年，刘建波作为带头人成立了“刘建波技能大师工作室”，2018年该工作室获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工作室负责人，刘建波积极发挥“传、帮、带”的作用，通过集中授课、现场指导和示范操作等形式，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传授给同事，使她的“手工焊接”、精密件贴焊等技术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每次备课都难为死我了，既不能讲重复内容，又得要将绝活深入浅出地讲出来。”刘建波表示，每次授课前都得提前一个多月备课，不过，她觉得，正因为每年3次的授课，如今不仅对每次攻克的难关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了。

截至目前，这里汇集了万峰公司无线电装、钳装、调试等方面的人才41名，包括2名全国技术能手、1名湖北省技术能手、6名航天技术能手、1名湖北省青年岗位能手，团队累计完成30项工艺攻关、104项技术创新，获10多个公司级、航天三江级、航天科工级成果奖，拥有21项国家专利。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蔡昭斌这样称赞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综合型高技能人才，个个业务能力强、专业水平高，特别是专业互补性强。”

“中国航天事业还是得靠年轻人。”刘建波对下一代航天人寄语道，“航天事业是很神圣的，我们都要为能从事这份工作而骄傲。希望年轻的航天工作者们具有认认真真做事情的品质，忘我工作，不计个人得失，投身伟大的航天事业！”

（节选自光明网，2021年8月31日）

嘟柿^①的记号

肖复兴

在北大荒，有一度我对嘟柿这种从未见过的野果子充满想象。

嘟柿长在山地和老林子里。我所在的生产队在平原，嘟柿只在遥远的梦中，一直躺在林予的小说和林青的散文^②里睡大觉。

一直到1971年秋天，我所在的兵团师部宣传队被拉到完达山下的一个连队体验生活，嘟柿一下子又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说起嘟柿，队上吹小号的一个北京知青对我说：那玩意儿在完达山里多的是。

我知道，他常到完达山伐木、打猎、采蘑菇，便对他说：哪天你带我去找找嘟柿怎样？

他一扬手说：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看他胸有成竹的样子，我问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把握，他告诉我：这里的每一棵树其实都跟咱们人一样，都有它们各自不同的记号。每条被人踩出来的小路，也有自己不同的记号。

这些记号，在他的眼睛里司空见惯，像是熟悉的接头密语，呼应着、带着他走向这一片嘟柿地。

这是一片灌木丛，旁边是一片有些干涸的沼泽。湿润的泥土，让四周杂草丛生得格外茂密，椴树、柞树、白桦多种树木，高大参天，遮住烈日。蓊郁的林色笼罩，有些幽暗，有从树叶间投射进来的阳光，显得特别明亮，像舞台上的追光一样，照在花草上，小精灵般跳跃。

扒拉开密密的草叶，终于看见了嘟柿——北大荒的嘟柿，我想象、向往多年的嘟柿！一颗颗、密匝匝地，长在叶子的上面，而不像葡萄缀在叶下。叶子烘托着嘟柿个个昂头向上，很有些芙蓉出水的劲头儿。嘟柿的个头儿不大，比葡萄珠儿还小，比黄豆粒大一点儿，这样的不起眼，让我有些失望。不过，它的颜色多少给我一点儿安慰，不是黑紫色，而是发蓝，不少是天蓝色，很明亮，甚至有些透明；皮薄薄的，一碰就会汁水四溢。没有成熟的，还有橙黄色甚至是微微发红的，摇曳在绿色的叶间，星星般闪烁。

小号手告诉我：这玩意儿越到秋深，颜色越深，现在看颜色好看，但不好吃；经霜后，颜色不那么明亮了，味道才酸甜可口。挂霜的嘟柿，像咱们老北京吃的红果蘸，样子和味儿都不一样呢！我摘下几颗尝尝，果然不大好吃，有些发涩，还很酸。

凭着林中的记号，那些树木，那些小路，那些花花草草，甚至那些野兽的蹄印，他轻车熟路带我走下山，走出老林子。只是，我始终不知道那些记号具体是些什么，仿佛那是对我屏蔽而唯独对他门户大开的秘境神域，是我不可见而唯独他可见可闻的魔咒或神谕。

我离开北大荒已经近五十年了，一切恍然如梦，但那次进完达山去寻找嘟柿的情景，记忆犹新。

去年秋天，我在天坛，坐在双环亭的走廊里，画对面山坡上的小亭子，一个戴鸭舌帽的老头儿站在我身后看。一直到我画完，合上画本，起身准备走了，他还站在那里，盯着我看，看得我有些发毛。

他发话：怎么，不认识我了？

我望着这位显得比我岁数还要大的老爷子，问道：您是……？

忘了？那年，我带你进完达山找嘟柿……

原来是小号手，我一把握住他的手。他是怎么一下子就认出我来的呢？

他呵呵笑道：是人是事是物，都有个自己的记号，你忘了在完达山，咱们是怎么进山找到嘟柿的，又是怎么出山回来的了？

我一拍脑门，连声说：没错，记号！记号！然后，我问他：那你说我的记号是什么？

他一指我的右眼角：你忘了，你这儿有一道疤？

没错，那是到北大荒第二年春天播种的时候，播种机的划印器连接的铁链突然断裂，一下子打在我的右眼角上，缝了两针。这么个小小的记号，居然被他发现，一直记到五十年后。

年初，读福柯的老书《词与物》，他写道：“必须要有某个标记，使我们注意这些事物；否则，秘密就会无限期地搁置……相似性的世界，只能是有符号的世界……相似性知识建立在对这些记号的记录和辨认上。”福柯还引用了学者克罗列斯的话：“产生于大地深处的所有花草、树木和其他东西，都是些魔术般的书籍和符号……拥有上帝的影子和形象或者它们的内在效能。这个效能是由天空作为自然嫁妆送给它们的。”魔术般的符号！自然的嫁妆！说得真是精彩！

读完这几段话，我想起了小号手，想起五十年前他带领我进完达山寻找嘟柿的情景。

（节选自《文汇报》2020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