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注文中。当然，文中所谓的“春节”并非如今作为年之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个节气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故古人对其尤为重视，而后逐渐延展开来，就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春节的礼俗，经典文献或地方志书都有记载。如《吕氏春秋》就载有必做的三件事：第一，在立春节气，天子亲率朝廷要员，到京畿东郊行“迎春”祭典。典毕，赏赐参祭官员，发布蕴含阳德与柔和精神的指令，且布施惠及百姓。第二，诏命太史官保管好文献经籍，制定历法。要求太史官仰观天象，明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使历法制定准确无误，让星象位置与运行周期记录成为往后的遵循。第三，在正月元日，天子举行开春的“籍田”典礼，以祈求上天赐予五谷丰登，而后率众回太寝祖庙，赐酒于众官，开怀畅饮。从其叙述的语境来看，立春可能是前一年的十二月，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正月元日，朝廷举行了一系列的典礼活动。

《吕氏春秋》上述所载为先秦以前的情况，足见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之发展变迁，“籍田”仪式逐渐淡化，而“岁旦”之日的礼仪则不断增加新内容。尤其是从汉代开始，岁旦节庆逐渐体现出道教的文化色彩。南北朝时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提到了正月一日，要有“爆竹”“桃板”“门神”等。唐代的韩鄂撰《四时纂要》也有类似记载，其中所谓“爆竹”，首见于《神异经》，该书旧题东方朔撰，此人被道教列入仙谱，《列仙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均有东方朔之传，故其书所言“爆竹”当出自道教。道教的桃符也逐渐演变为书写祝语的楹联，成为先民们过年时避凶迎祥的象征。在桃符、爆竹流行的过程中，道教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以及体现“天地水”崇拜的“三官信仰”也在民间社会扎根。过年前的“送灶神”、过年后的“迎灶神”“接财神”、正月初九的“天公节”，以及正月十五的“元宵节”都有着道教文化烙印。汉代以来的“灶神”，被道教奉为“司命灶君”，主管每户命籍，攸关生死存亡；道教的玉皇大帝成为正月初九“天公节”仪典中的主要祭拜对象；作为春节仪典尾声的“元宵节”同时也是道教祭拜“三官大帝”的上元节。

如何看待春节礼俗？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认知。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古老的春节礼俗不仅经过了漫长历程，而且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国家治理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感恩。远古时代，天子为什么要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因为天地生养万物，万物就是衣食父母，人通过汲取万物滋养而生存，这是根本所在。《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意思是讲：天子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全天生的各种存在物，包括动物、植物。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时期的岁旦郊祭，即是天子为天下做出表率，像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那样报答天地的恩情，实际上也是保护生态的一种宣示，更是一种符号象征。

祈福。从生存角度讲，平安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们的先民对此不仅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付诸行动。《吕氏春秋》所讲的“无失经纪，以初为常”，就是要通过观察，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四季变化的节奏，以便有所遵循，从而平安而健康地生活。燃爆竹、置桃符、画门神、贴春联等习俗，也是人们对平安健康、幸福生活渴望的继续。

反省。自上古所形成的祭祀礼俗，伴随着先民们的自我反省。古人在祭祀的时候，要检讨以往的行为，若有过失，就得纠正，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是如此。例如《太上灵宝补谢灶王经》说，司命灶君“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意思是说：灶王时刻监察一家命口的善恶举动，故而祭灶就是要懂得忏悔，明白是非功过，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在当代仍然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

（摘编自詹石窗《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

材料一：

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们的出行方式日趋多样化，节能减排、绿色生活理念不断融入城市发展和百姓生活中，也让“绿色出行”理念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顾名思义，绿色出行指的是所有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少污染的出行方式。其中，步行或骑自行车等出行方式都是绿色出行的代表。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共同努力下，我国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城市交通发展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城市交通仍然存在许多突出矛盾，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交通压力巨大；二是机动车数量持续增长，但缺乏完善和足够的停车空间，导致机动车在路边停放，侵占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造成步行、骑行通勤不便；三是近年来共享单车成为热门出行方式，共享单车数量增加，但缺乏规范管理，存在随意停放、侵占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现象；四是部分城市路段没有划定非机动车道，导致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共用行驶空间，有时会出现非机动车占用人行道行驶的情况，造成安全隐患；五是步行、自行车是人均占有交通资源最小、污染最小的交通方式，由于交通空间分配的不合理，这些绿色出行方式日益萎缩。这些问题不仅让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互相影响，通行不畅，还带来安全隐患，制约了绿色出行模式的推广。除此之外，路面破损、林荫道不足等基础设施短板，也给市民步行或骑行带来不适。

绿色出行理念的普及之路漫漫而修远，也并非一日之功。目前中国城市的慢行系统相较于国外城市仍处于发展阶段，还需以“应该做”为出发点，聚焦市民出行刚需。根据城市发展及交通现状，从“可以做”的领域入手，对安全性、舒适性、便捷性及人性化等方面进行完善。基于不同人群的行为习惯与需求特点，不断优化慢行交通系统，追求实实在在的效果，提高市民的出行体验，以政策为引导、以完善的基础设施为保障，让绿色出行理念深入人心。

（摘编自澎湃新闻《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材料二：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在2020年世界无车日前夕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03人参加），80.0%的受访者日常出行会尽量选择骑行、步行等慢行方式。75.6%的受访者认为道路被停车占用等问题影响了慢行体验。对于提升慢行体验，62.8%的受访者建议严格停车位设置规则，60.8%的受访者希望拓宽非机动车道。53.0%的受访者提出机动车应该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辆，44.1%的受访者建议打通非机动车道“断头路”，42.8%的受访者认为要保障好非机动车路权。

“有些自行车道本来挺宽的，但都让机动车占了，骑行的人反而没处骑。司机在礼让行人方面做得也不好，有一次我在绿灯时过马路，居然差点被右拐的车辆撞倒，司机一点都没有减速让人的意思。”金凌认为，相应的处罚、管理要跟上，这些问题不解决，单纯拓宽自行车道是没用的，绿色出行还是不安全不放心。

“太原近年来在公园绿道等慢行系统的建设方面进步很大，汾河周边都是绿道，可以跑步，礼让行人方面做得也很好，但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大家要去绿道跑步，需要走很远，期待以后的生活更加方便，能随时随地实现绿色出行。”杨洋说。

（摘编自2020年9月24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三：

2020年9月21日傍晚，太原人民始终不见管理部门对社会车辆的禁行通告，这让许多人感到纳闷，为什么今年的“世界无车日”前夕没动静了？和往年大张旗鼓宣传不让开汽车上路，开汽车上路要罚款截然不同，难道“世界无车日”取消了？经过核实，“世界无车日”其实并没有取消。“世界无车日”从前些年轰轰烈烈到如今无人提起，该不该被淡化？大家对此有了更加理智的思考。无车日倡导绿色出行，但每年这一天几乎是在市民抱怨声中度过的。每年365天，就这么一天有意义吗？过去之后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道路拥堵依旧，车辆排起长龙，更像走形式装样子，果真这样不如扔掉不要。

每年的“世界无车日”，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城市，上演市民挤公交车的场面，公交车全部投入运营难解近渴，而出租车甩客拒载率也会上升，给城市运行人为制造了更多麻烦。除了出租车司机赚得钱包鼓鼓，就是公交司机全员上岗喊累，市民怨声载道有车不让开，出行难。这样的无车日，还是没有的好。没有“世界无车日”是直面现实关切民生的社会进步表现，让无车日成为一个普通日子，别成为一场闹剧给社会添堵了。

（摘编自2020年9月24日网易新闻）

冬夜重读史铁生

肖复兴

史铁生是前年年底离开我们的。去年年底，弟弟离开了我。这种时候，别的书都看不下去，只忍不住要翻看铁生的书。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十指连心的疼痛，弥漫在纸页间。

《我与地坛》的开篇，铁生这样写地坛：“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然后，他紧接着说：“这时候想必是我该来了。”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格外心动。总觉得像电影一样，在地坛颓败而静谧的空镜头之后，他摇着轮椅出场了。或者，恰如定音鼓响彻在寂静的地坛古园里一样，将悠扬的回音荡漾在我的心里，注定了他与地坛命中契合难舍的关系，从而使得一个普通的场景具有了文学和人生超拔的意义，而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意象。史铁生的地坛，就像陆放翁的沈园、鲁迅的百草园，就像约翰·列侬的草莓园、梵高的阿尔镇。

我想起我的弟弟，17岁独自去了青海油田，他临终前嘱咐家人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回柴达木。我庆幸，他和铁生一样都能魂归其所，而不像我们很多人神不守舍，魂无所依。

在史铁生的作品里，母亲是最动人的形象，她49岁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与地坛》中有这样的描写：“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照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儿明白：母亲已经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这样重复的喟然长叹中，地坛中的老柏树、草地的颓墙、虫鸣的午后、鸟儿归巢的傍晚……才一一都有了意义，因为这一切都附着母亲的身影。可以说，地坛是史铁生的，也是母亲的，因有这样的一位母亲而让地坛具有伤感无奈却又坚韧伟大的别样情怀。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想起他《一个人形空白》里的一段：“我双腿瘫痪后悄悄地学写作，母亲知道了，跟我说：她年轻时的理想也是写作。这样说时，我见她脸上的笑……那样惭愧地张望四周，看窗上的夕阳，看院中的老海棠树。但老海棠树已经枯死，枝干上爬满豆蔓，开着单薄的豆花。”

窗上的夕阳，枯死的老海棠树，老海棠树枝干上爬满的豆蔓，单薄的豆花，便一下子都成为了母亲那一刻百感交集又无法诉说的情感的对应物，好像它们就是为了衬托母亲的心情与感情，故意立在院子里，帮助铁生点石成金。可以这样说，是母亲的悲惨命运和与生俱来的气质与情怀，造就了作家的史铁生。我坚定地认为，没有母亲，便没有史铁生的地坛。

由生活具象而思考为带有哲理性的抽象，是铁生愿意做的，也是铁生作品的魅力，更是和我们一般写作者的区别，如同真正的大海一步迈过了貌似精致却雕琢的蘑菇泳池。他从一己的命运扩大为更为轩豁的世界，使得他的作品融有了思想的含量。

他想念地坛里的老柏树，他从它们“历无数春秋寒暑依旧镇定自若，不为流光掠影所迷”中，将其品质出人意料地抽象为“柔弱”。他说：“柔弱是爱者的独信。”“柔弱，是信者仰慕神恩的心情，静聆神命的姿态。”

由老柏树的“柔弱”，他写到世风的喧嚣，他说：“惟柔弱是爱愿的识别，正如放弃是喧嚣的解剂。”之所以由“柔弱”写到“喧嚣”，还是要写地坛，因为地坛曾经是销蚀喧嚣回归宁静的一块宝地，一个解剂——“我说的是当年的地坛。”他特意补充道。

我不知道弟弟执着地梦回的柴达木，是否还是他17岁时的柴达木。我只知道他和铁生所说的“柔弱”一样，敏感而坚信惟有那里是“爱愿的识别”，是“喧嚣的解剂”。

在《想念地坛》最后，铁生写道：“靠想念去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这最后的“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如一支沉稳的铁锚，将地坛如一艘古船牢牢地停泊在新时期文学的岸边，也将思念深深埋在我的心里。

（有删改）

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夏四月，公北救刘延。荀攸说公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公从之。绍果分兵西应之。公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围。绍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绍骑将文丑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大破之，斩丑。良、丑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公还军官渡。绍进保阳武。冬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送之。绍谋臣许攸来奔，说公击琼等。公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琼等望公兵少，出陈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郃等闻琼破遂来降。绍众大溃。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公收绍书中，得许都及军中人书，皆焚之。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至是公破绍，天下莫敌矣。

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

东汉无名氏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

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

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