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诗歌语言的成熟与时代的精神面貌是分不开的。诗歌语言的成熟有其自身的内部规律，这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过程；唐诗的归真返璞，自然并不等于一味的素朴；所谓深入浅出更不就只是浅近而已。没有建安以来四百年诗坛的发展，唐诗的语言也不会一下子就立地成熟。但是时代的条件又决定着诗歌语言成熟得是否充分以及快慢如何。没有唐代那种生气蓬勃的时代精神面貌，五七言诗究竟能取得多高的成就，绝句是否就那么风靡诗坛等，就都难免会打个问号。所谓“盛唐之音”一下子就爆发出满园春色，展现出那么绚丽的奇花异果，这乃是诗歌语言自身的成熟与唐代社会发展成熟的共同产物。这两个发展成熟的汇合，产生了唐诗的高潮与高峰，那波澜的壮阔，气象的高远，在古典诗坛上是空前绝后的。在这空前绝后的诗坛上出现的一个引人瞩目的歌唱，那就是边塞诗。

唐诗的题材是非常广泛的，边塞题材也不过是其中之一。其所以特别引人瞩目，就因为它仿佛是只属于盛唐的一个题材；盛唐之前既颇少见，盛唐之后乃几成为绝响；李益几乎就是边塞诗的最后一个诗人。而盛唐时代却恰恰是边塞上最为平静的时刻。边塞诗因此主要并不在于写战争，而是一种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充满着豪迈精神的边防歌。唐代自唐太宗贞观四年击溃东突厥，收编其残部，贞观九年又大破吐谷浑之后，边塞上的形势基本上就稳定了下来，到开元年间就更为缓和；而一百年间唐代社会的蓬勃发展，国势不断走向鼎盛的高峰，边防上的威望这时也就与日俱增，实际上完全掌握了和平的主动权，边塞诗就正是在这样条件下的产物。安史之乱后，边防的和平已如明日黄花，边塞诗也就随着唐王朝的鼎盛之成为过去而同时成为过去。边塞诗由于只属于盛唐时代，它因此也就更具有时代的特征与诗歌高峰上最鲜明的标志。

王维的山水诗绝不只是“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那些远离人世间的作品所能代表的。王维早年的精神状态乃是“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少年行》之一）那种生气蓬勃的少年精神。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没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的山水诗，也就不会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样的边塞诗。边塞风光其实正是时代豪情的考验。高适的《别董大》（其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没有这种坚强的生活信心，黄云蔽天、北风刺骨之下，还有什么风光之可言呢？为什么盛唐高峰一过去，这些风光的歌唱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边塞诗的涌现，因此乃正是时代精神的产物。那辽阔的视野，奔放的豪情，反映着整个时代高视阔步的足音，这也就是历代称誉的盛唐之音的特色。而边塞诗又是以七绝、七言古诗的作品最为出色。从王昌龄的七绝到李益的七绝，边塞诗的歌唱又一次证明了绝句的广阔天地。而七言诗在整个唐诗高潮中的作用，在这里也就特别容易看得清楚。五七言古诗作为一个整体的完全成熟其实乃正是以七言古诗的成熟为标志的。这些既是诗歌语言自身的发展，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边塞诗就恰好可以说明这之间的血肉关系。

（摘编自林庚《唐代这一诗歌高潮得来不易》）

材料二：

初唐时期的四杰是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发展起来的新时代知识分子，各个才华洋溢、胸怀大志、高高在上，创作的边塞诗作中充满了强烈的功名和欲望，希望以此来获取君主的重用，从而平步青云直达卿相，他们创作的许多边塞诗中都蕴含着这样的情绪表达，例如杨炯的《从军行》中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骆宾王在《从军中行路难》中叙述到“长驱万里詟祁连，分麾三命武功宣”等。

盛唐时期的边塞诗中不仅涵盖了强烈的功名和欲望，同时还表达着高尚的社会愿望，体现出了和平民百姓同甘共苦的意愿，反映出了浓烈的社会责任心，这样的诗作情感在盛唐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代表作品，例如王昌龄在《出塞》中写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盛唐时期的诗作相比较初唐时期，更加地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凸显出了对人们和国家命运的关心。

初唐时期的边塞诗主要书写了战乱时的艰辛和无奈，营造出了一种悲壮的情境，例如卢照邻在《结客少年场行》中写到“烽火夜似月，兵气晓成虹。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表达出了战乱时期人们生命的卑微，在进入盛唐时期，边塞诗中情感的叙述逐渐向乐观、浪漫的方向发展，虽然盛唐时期边塞的战事频繁，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更多的是传达出一种正能量，去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树立唐代军队的强大和勇往直前的气势，让人们能够通过诗句联想到战争胜利的欢快感，巩固百姓和将士对于战争的自信心。例如，高适在边塞诗《塞下曲》中写到“日轮驻霜戈，月魄悬雕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

初唐时期由于其处于唐朝建立的开始阶段，使得诗人在边塞诗中进行丰功伟业的情感表达时流露较为透彻，降低了旧社会生活对诗人创作的影响，让诗人能够随着自己的心境进行自由的创作，无所畏惧地诉说着对社会的不满，引导着唐朝诗歌逐渐走向激扬、豪迈的创作风格。在进入盛唐时期以后，也出现了许多放荡不羁的诗歌风格，但是相比较于初唐时期的边塞诗，语句中蕴含了更多的浑厚感和优美感，在整体意境构造上较初唐时期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同时在文字的运用上也更加地精练、准确。

（摘编自周文慧《初唐与盛唐时期边塞诗意境表达的区别分析》）

上（唐太宗李世民）厉精求治，数引魏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上适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征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

冬十二月，或告右丞魏征私其亲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彦博言于上曰：“征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上令彦博让征，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征入见，言于上曰：“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但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反不敢奉诏。”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征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逢、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悦，赐绢五百匹。

贞观二年春正月，上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合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黄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谓黄门待郎王圭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今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庆，卒亡天下。但使仓庾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

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征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

晚次乐乡县^①

陈子昂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

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

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

如何此时恨，噭噭^②夜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