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其早期儒家建构了“六经”的经典体系，又开创了“六经以外立说”的子学体系。经过宋儒的经典重建，原始儒家文献的“六经”与儒家诸子演变为“六经”与“四书”两个经典体系。“六经”之礼与“四书”之仁的结构形成了一种联系密切、多重效应的互补关系。“礼”与“仁”之间通过思想文化的多重互补，推动了儒教文明的历史建构，也强化了儒家文化的恒常生命。

“礼”与“仁”的互补体现为国家典章制度与个体思想道德的结合。儒学思想体系庞大，但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政治层面的典章制度，一个是个体存在层面的精神人格。对儒学而言，关于国家政治的典章制度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在这些典章制度的制定、推广、执行过程中，离不开社会各个个体的接受、认同、实践，必然会进入到个体存在与精神人格层面。从理论意义上讲，这种“礼”与“仁”的互补使得儒家的政治学说与道德学说打通并连接为一体，使儒学更充分地发挥其文化功能。从实践意义上讲，“礼”与“仁”的互补使得国家政治层面的典章制度、礼乐文明，能够与个体日用常行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结合起来，从而能够将治国平天下的宏伟事业开拓与正心诚意的个体安身立命结合为一体。这样，儒学可以成为一种既广大又精微的全方位文明体系。

“礼”与“仁”的互补实现了宗教信仰与人文理性的融通。“礼”源于“事神致福”的宗教巫术。西周将崇奉天神上帝的巫术宗教演化为礼乐文化的典章制度之后，仍然具有浓厚的宗教信仰色彩。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神上帝的信仰受到怀疑，与宗教神灵相关的礼乐制度受到严重的冲击。孔子及其早期儒家学者既是三代礼乐文明的继承者，同时是三代礼乐文明的开拓者。孔子及其早期儒家以“仁”释“礼”，故而将礼的宗教信仰与仁的人文理性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整理三代王室文献而成经典，另一方面通过诠释“六经”和自由讲学，倡导仁义道德的人文理性。这样，作为“六经”核心的“礼”对人的各种社会行为的规范要求，均不是来自精神压迫、政治强制，而是依据于孔子所确立的“仁”，依据于人性以及与人性相关的情感、理性、意志。孔子反复追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他显然认为，只有发自人的人文理性、内在情感的礼仪准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合理的。孔子将这种人的人文理性、内在情感称之为“仁”，“仁”就成了“礼”的人本基础，使得“礼”具有了价值的合理性的依据。“礼”与“仁”的互补最终形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

由于儒家“六经”之文与诸子之学存在明显的差别，礼学与仁学也存在明显的紧张，这最终导致后世儒学的思想纷争与学派分歧，并在两千多年儒学演变发展过程中引发儒家学者的内部分化、儒家学派的学术争辩。“礼”与“仁”之间的一系列的紧张和分歧，构成儒学演变发展的内在原因。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然在引起儒学学界的讨论和争辩。

（摘编自朱汉民《“六经”与“四书”的思想互补与内在张力》）

拉丁美洲的孤独^【注】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安东尼奥·皮加费塔，一位曾陪同麦哲伦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在经过我们南美洲时写了一本严谨的编年史。他说他见过一些肚脐儿长在背上的猪，见过一些没有爪子的鸟儿，还有一些鸟儿像鲣鸟那样没有舌头，嘴巴像汤匙。他说他还见过一种怪兽，骡头骡耳，驼身鹿蹄，吼声像马嘶。

那本书很薄，但很迷人。然而它还远非那个时代我们的现实的最令人惊奇的见证。我们那个如此令人向往的虚幻之国“黄金国”，在漫长的年代里曾在许多地图上出现。为了寻找“青春永驻泉”，神话般的人物阿尔瓦·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竟然在墨西哥北部考察了八年。后来，在殖民地时期，人们在卡塔赫纳出售若干在洪水淹没过的土地上饲养的母鸡，其鸡肫里居然包裹着金砂粒。我们的先辈们这种关于黄金的连篇呓语直到不久前还缠绕着我们。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获得独立并没有使我们摆脱疲痛无知状态。曾三次对墨西哥实行独裁统治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为了埋葬他那条在所谓的糕点战争中失掉的右腿，下令举行了极为豪华的葬礼。加西亚·莫雷诺将军作为专制君主统治厄瓜多尔长达16年。萨尔瓦多通神的暴君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在一次野蛮的屠杀中竟然剿灭了30000农民。我们不曾有过片刻安宁。在这段时间里，发生过五次战争、17次政变，有2000万拉美儿童不满2岁便不幸死去，这个数目比西欧自1970年以来出生的人数还要多。由于暴力镇压而死去的人几乎有12万之多。

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文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我这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机运指定的又一个数码。朋友们，我就是我们的孤独之症结所在。

既然这些困难把属于它的精华的我们变得头脑迟钝了，那也就不难理解世界这一边的理性主义的、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的天才们为什么找不到解释我们的有效方法了。用他人的图表来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使得我们愈来愈不为人知，愈来愈不自由，愈来愈孤独。令人尊敬的欧洲如果站在自己过去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它会更能为世人理解。不妨回忆一下：伦敦为了建造它的第一道城墙，花费了300个年头，又用了300年才得到了一名主教；罗马在混沌不清的黑暗中争斗了20个世纪才由一位埃特卢里亚国王在历史上建立了该城。我认为，头脑清楚、也曾在此为缔造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伟大祖国而奋斗的欧洲人倘若仅仅是同情我们的梦想不会使我们对孤独的感觉有所减少。

拉丁美洲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棋盘上的一个没有独立意志的“相”，也毫不幻想将自己的独立与独特发展的计划变成西方的渴望。然而，尽管航海的成就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的距离，但似乎扩大了彼此间的文化差距。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没有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所做的艰难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试图在他们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正义不可以成为拉丁美洲在另一种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奋斗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遭受过的无休无止的暴力和悲剧是延续数百年的不公正和难以计数的痛苦的结果。但是许多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像忘记了年轻时代建立的疯狂业绩的祖辈那样幼稚地相信这一点，好像除了依靠世界上的两位霸主生活外便走投无路。朋友们，这便是我们的孤独的大小。

然而，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这个优势还在增长，还在加速：每年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7400万。这个新生的人口的数量，相当于使纽约的人数每年增长七倍。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财富不多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丁美洲。与此相反，那些经济繁荣的国家却成功地积累了足够的破坏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能够将生存至今的全人类，而且能够把经过这个不幸的星球的一切生灵消灭100次。

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100年孤独的世家终将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有删改）

民以食为天。如今的中国是美食大国，无数菜式令人 ① 。但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只有烧、煮、蒸等有限几种烹饪方式。鼎最早是炊煮食材用的，有点像现在的火锅。事实上，类似的三足器皿最早都有在下面放炭火加热的功能，如鬲、爵等，我们常能在它们腹底发现烟炱的痕迹。

鼎的历史悠久。河南博物院有一件裴李岗文化的“乳钉纹红陶鼎”，距今有7000～9000年的历史，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鼎。所谓【A】“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先民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后，鼎就逐渐变成了礼器。传说禹曾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为九鼎，并在上面铸刻名山大川、奇异之物，于是“九鼎”就有了王权 ② 和国家繁荣统一的意味。这个故事未必为真，但后来的周礼确实对鼎等青铜器的使用做了严格规定。【B】《公羊传》何休注云：“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而百姓自然就不能用鼎了。当然，随着周王室日渐衰微，这些规定慢慢成了 ③ 。如曾国在战国初期是一个小国，但在其国君曾侯乙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竟然也发掘出了周天子才能使用的九鼎八簋。类似情况在“礼崩乐坏”的东周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