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黄晦闻

张中行

一九三五年初，我还没离开北京大学的时候，忽然听说黄晦闻先生去世了，才六十四岁，超过花甲一点点。当时觉得很遗憾，他看来一直很康强，精神充沛，忽而作古，难免有老成容易凋谢的悲伤。还有个较小的原因，黄先生在学校以善书名，本系同学差不多都求他写点什么，作为纪念。他态度严正，对学生却和气，总是有求必应。本来早想也求他写点什么，因为觉得早点晚点没关系，不想这一拖延就错过机会。

黄先生名节，字晦闻，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教授。他早年在南方活动，有不少可传的事迹，如与章太炎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参加南社，用诗歌鼓吹革命，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任广东省教育厅长，等等。他旧学很精，在北京大学任课，主要讲诗，编有多种讲义，如《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等，都可以算是名山之作。诗写得很好，时时寓有感时伤世之痛，所以张尔田把他比作元遗山和顾亭林。

黄先生的课，我听过两年，先是讲顾亭林诗，后是讲《诗经》。他虽然比较年高，却总是站得笔直地讲。讲顾亭林诗是刚刚“九·一八”之后，他讲完字面意思，后用一些话阐明顾亭林的感愤和用心，也就是亡国之痛和忧民之心。记得讲《海上》四首七律的第二首，其中第二联“名王白马江东去，故国降幡海上来”，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我们自然都领会，他口中是说明朝，心中是想现在，都为他的悲愤而深深感动。这中间还出现一次小误会，有一次上课，黄先生正说得很感慨的时候，有个同学站起来，走出去了。黄先生立刻停住，不说话了。同学们都望着他，他面色沉郁，沉默了一会，他说，同学会这样，使他很痛心。接着问同学：“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顾亭林诗吗？”没人答话。他接着说，是看到国家危在旦夕，借讲顾亭林，激发同学们的忧国忧民之心，“不想竟有人不理解！”他大概还想往下说，一个同学站起来说：“黄先生，您误会了。那个同学是患痢疾，本来应该休息，因为不愿意耽误您的课，挣扎着来了。”说到这里，黄先生像是很感伤，我亲眼看见他眼有些湿润，点点头，又讲下去。

就这样，他满怀悲愤，没看到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情况，也没看到敌人投降，下世了。听说家里人不少，但多不能自立，很多遗物被卖了。三十年代末，有人在文物摊上看到黄先生的图章，索价五元，他没买，我觉得可惜。翻翻书橱中的旧物，几本讲义还在，又有国学保存会刊行的《国粹丛书》数种，出版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这些书都与黄先生有关，只是上面没有他的手迹，虽然慰情聊胜无，总不免有些遗憾。

四十年代后期，有个朋友张君处理存书，说是北京大学老教授的藏书，问我要不要。我问是哪位先生的，他说是黄晦闻的。我非常高兴，赶紧取来。是覆南宋汤汉注本《陶靖节先生诗集》，四卷，线装二册，刻印很精。翻开看，封内衬页上居然有黄先生的题词，计两则。其中一则是：

近得吴氏拜经楼刊本，后附有吴正传诗话、黄晋卿笔记，字画结体与此本不同，而行数字数则全依此本。意者此或即阮氏影宋进呈本欤？庚申十二月十八日。

字为楷体，刚劲工整，可谓书如其人，想保存一点先师手泽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说也凑巧，此后不久，游小市，在地摊上看到黄先生写的赠友人的条幅，装裱齐整，因为不是“成铁翁刘”，没有人要，只用一角钱就买回来。写的是自作七言绝句，题为《官廨梅花》，推测是在广东时所作。字为行楷，笔姿瘦劲飘洒，学米，只是显得单薄，这件字条幸而未失。有一天，大学同班李君来，说黄先生给他写的一件却没能留存，言下有惋惜之意。我只好举以赠之，因为我还有陶集并题词，即古人“与朋友共”之义也。

（节选自《负暄琐话》，有删改）

文本二：

所谓记忆都是零零星星的，既不齐备，又不清晰，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影子中有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境”。

影子的内涵很杂，数量不少，这里抄存的是与“境”有关的一点点。选这一点点，是考虑到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可感，就是昔日曾经使我感动或至少是感兴趣，今天想到仍然有些怀念的。二是可传，就是让来者知道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逝者如斯，长生、驻景都是幻想，永垂不朽只能存于来者的感知里。遗憾的是存于来者感知里的数量太少了，尤其是不曾腾达之士。《史记·伯夷列传》末尾有这样的话：“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由太史公到现在，又两千年过去了，“名堙灭而不称”的真是不可数计了。我，笔拙言轻，但希望是奢的，就是很愿意由于篱下的闲谈，有点点的人和事还能存于有些人的感知里。

这样，当作玩笑话说，我这些琐话，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琐屑，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自然，就读者诸君说就未必是这样，因为时间空间都隔得远，他们会感到，作为诗，味道太薄，作为史，分量太轻。那么，古人云：“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设想有的人有时也许一人枯坐萧斋，求博弈不得，那就以此代替博弈，或者不是毫无用处的吧。

一九八四年四月

（节选自《负暄琐话》之《小引》，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