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糖史上的蔗浆时代》，讨论唐代以及唐以前的时期，蔗糖的主要形式是“蔗浆”，但是，当时我误以为进入宋代以后，固体的砂糖便成为主流。直到读到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里的一则材料，我才意识到，以为宋人消费以固体蔗糖为主，这是一个普遍流传的误会。这里有必要提及《糖霜谱》。宋人王灼的《糖霜谱》是一部严谨惊人的科学史著作，由之后人知道，在北宋时代，固体的糖已经出现了。但是，很多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进而望文生义，对这一著作有很多误解，包括以为“糖霜”指的是我们今天生活中看到的砂糖，即细粒状的糖粉。其实，王灼讲解得非常清楚：糖霜之称，是指这种产品经历结晶的过程，近似自然界中的结霜现象。至于糖霜的形态，则是大大小小的不规则团块，所以宋人亦称之为“糖冰”或“冰糖”。

当时甘蔗种植在宋朝的境内非常普遍，质量也很好，然而掌握了糖霜技术的地方却不多，仅仅局限在福唐（位于福建）、四明（浙江）、番禺（广东）以及广汉、遂宁（二者皆在四川），可是前四个地方都产量小，质量也逊色，因此实际上只有遂宁一处为主力。即使在遂宁，也只是集中在伞山周围，这里制糖霜的家庭作坊称为“糖霜户”，其中大致有三百家的出品为优等货，大户每年能动用三百多只缸制糖，而小户不过只有一两缸。另外还有将近百家制糖作坊，但是只能生产中下等的产品。附近虽然也有很多甘蔗田，那里的农户们却没有掌握做糖霜的技术，只能把甘蔗汁加工成糖水，作为原料卖给伞山前的制糖坊。

这些糖霜户所掌握的技术相当简单，无法完全控制生产过程，导致每年的产量不稳定。从耕田到晒霜，历时长达一年半，最终可能一缸出几十斤乃至上百斤糖霜，也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糖霜形成。

宣和初年，北宋朝廷要求遂宁每年进贡数千斤糖霜，结果当地将近半数产家破产，到王灼写《糖霜谱》时还没有恢复元气。在最大的生产地遂宁，尚且无法承受一年多出几千斤固体糖的负担，那么其他四个地方只会更弱。另外，《糖霜谱》介绍，当时边境以外的很多地区都出产好甘蔗，但却没听说有糖霜的生产，连王灼都觉得奇怪。

《糖霜谱》记录了当时糖霜与沙糖的制作工艺。前者的生产过程辛苦漫长，而且出品率很低，大致是把甘蔗榨出的汁在火上熬，熬到类似麦芽饭的黏稠度，然后把若干竹条插在大缸里，再将熬好的蔗浆倒入，以竹藤编的盖子罩合。接下来，便是等着蔗浆析出结晶，附着在竹条以及缸壁上。到农历五月，把这些结晶取出，这个程序称为“沥缸”。“沥”出的糖晶再经阳光下暴晒，才得到最终的糖霜。不过，一缸糖浆不会全部结晶成霜，会留下相当比例的“糖水”，也就是余浆。这些糖水有两种去处，直接卖掉，“或自熬沙糖”。很清楚，在王灼时代的制糖体系里，沙糖与糖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商品。

实际上，王灼非常了不起，在卷二清楚地勾勒了中国古人在蔗糖消费上的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蔗浆，乃是甘蔗压榨成的汁。第二个阶段为“蔗饷”，即经过初步简单加工的甘蔗饴浆，很可能是把甘蔗榨汁在阳光下晒，蒸发掉水分，由此形成浓缩稠浆。第三个阶段，则是加入了把蔗浆汁在火上熬炼的程序。文献记载，唐太宗派人从印度的摩接陀国学会了“熬糖法”，很多后代学者误以为，这次引入的新技术是直接制作固体糖，但事实绝非如此。王灼推测，熬糖法是“熬糖渖作剂，似是今之沙糖也”，接下来他明确道：“蔗之技尽于此，不言作霜，然则糖霜非古也。”他指出，三个阶段里都没有提到固体糖的制作工艺，所以糖霜的历史并不长。同时，他认为，唐初从印度引入的熬糖法，制成的产品就是沙糖。所以，在王灼那里，沙糖不是固体糖，尤其不是今天的砂糖。

《糖霜谱》指出，沙糖是用甘蔗浆就，元代官修的《农桑辑要》收编了详细的“煎熬法”，其工艺说来相当简单：

把甘蔗汁于大锅内温火熬煮，熬到变为黑枣合（疑通“褐”）色；在一只大盆的底部凿一个小眼，然后把大盆架在一只罐子上，将煮好的稠浆倒入盆内，任其从小孔内一点点滴落，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澄清，分离糖蜜。最终，落入罐底的糖蜜在品质上比较差，只能用于制作“渴水”这类饮料。留在盆内的部分才是质量好的沙糖，贮存起来，供随时食用。

《农桑辑要》中很明确地展示了“熬沙糖”的技术过程，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简单分离过糖蜜的稠浆就是沙糖的最终形态，并没有进一步晒干等更多步骤，因此成品是流质的胶饴。贺威、刘伟荣在《宋元时代福建制糖技术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宋代限于技术条件，主要生产“液态糖”，而福建的液态糖产量极大，“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浙淮者，不知其几万坛”，这一繁荣一直持续到元代。从《糖霜谱》可知，不仅福建，同时期的其他蔗糖产地也是如此，这就显示了宋人消费蔗糖的情况。如此重要的历史情况，却在糖史研究中常受忽略。同样受到忽略的是，有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作为糖制品主力的液态糖，拥有一个指定专用名称——沙糖。

季羡林先生《蔗糖史》中关于唐代的一章让我们明白，宋代并非沙糖的起点，唐人对这种形式的蔗糖颇为了解，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各种应用。真正惊人的是，如《演繁录》指出，早在东汉时，张衡《七辩》里已然提到：“沙场石蜜，远国储珍。”原来，至晚在公元一世纪时，就出现了沙糖（饬）这个专称，它来自远方，稀少而昂贵，很显然只有上层社会才有机会接触到。赋中与沙糖并列的尚有“石蜜”，这是汉唐时代对异国所产固体糖的叫法。

（摘编自孟晖《宋人的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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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

①“写小说真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的生活，一头挑的技巧。”说这话时，柳青已是名满文坛的青年作家，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报》，并主持文艺副刊工作。1951年9月，柳青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赴苏联访晤，为眷慕已久的托尔斯泰的顽强毅力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所打动，被“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的创作理念折服，暗自做出了新的人生选择。

②作为从延安走出来的作家，柳青在每次大战结束后都发奋写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派往大连工作，写下《种谷记》，作品一完成，他立即回到艰苦的陕甘宁边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许多人想见世面，到各地游山玩水，他却埋头写《铜墙铁壁》，作品一出，他又开始计划着新的创作了。

③当时，农村合作化运动是个千年不遇的新事物。“作家要进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搞写作，就先到基层群众中去。”这位能讲英语、俄语，心怀文学理想的青年作家讲出石破天惊的话语，惹得同行们一阵侧目。那时文艺队伍不少人爱“做姿态”，下去以前大张旗鼓表决心，喊口号，下去三五天，找个堂皇理由陆续都回来了。然而，勘破红尘般决绝，柳青放弃舒适的条件，干脆把工作关系转到终南山下的长安县。那时，巨大的政治变化，必然带来经济和各种社会心理的变化，柳青认为长安县离城不太远，最能迅速、明显地反映这种变化，最能找到独具代表性的乡村“典型”，心目中的“英雄”。

④“要想塑造英雄，首先要塑造自己，要写英雄，首先要学习英雄。我绝不能说一套，做一套。”1952年9月，秋风乍起。柳青带着简单行李坐着汽车出了西安城大南门，下了最大一道坡，进入稍微宽展的土街道，就到韦曲镇。他住进县委大院一间平房，暂时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农村互助合作。不久，又拔锅起灶，落户皇甫村。“在生活里，学徒可能变成大师；离开了生活，大师也可能变成匠人。”

⑤刚来皇甫村，柳青穿着熨帖的白衬衣、西装裤，戴着金色边框的眼镜，提着公文包，坐在牛车上，俯身看着老人和孩子争抢牛粪。遇见的村民嘟囔他：洋活得很嘛。柳青心头一震，第二天就在集市上买了农民的服装，换掉四个兜的干部服，头发剃光，抽着旱烟，挽起了袖口。要写好农民，首先得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民。此刻，柳青想着在皇甫村尽量生活时间长些，真正进入到他的书写对象之中，“永远不失去一个普通人的感觉”。

⑥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古今几千年，农民过惯了一家一户的日子，穷了一家去乞讨，富了自家享用，没有互助的意识，谁能接受互助合作呢？农民常常是看着别人的样子走路，跟着发财，不跟着跳崖。柳青就先给党员、团员、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讲互助合作课本，让他们带头示范。大伙都说，大道理都会说，可柳青讲得不让人烦，反而叫人爱听。有时没听到柳青的讲话，就有人念叨：柳书记今儿怎没来？光想听他说个啥，几天不听心里还蛮慌的。

⑦柳青坐在灯下写作。他计划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在那盏油灯下，身后的影子，像一位黑色的巨人一样守护着他，也守护着那一片光明。隔壁的邻居已经睡下，鼾声穿过土墙，听上去像地震。他出门投进黑夜，院子里的树影像泼了墨似的。那时枣子刚刚熟透，香香甜甜满树，他抹黑随手抓下一把，脆脆地嚼上。一股甘甜穿透全身，再听那鼾声，也不那么刺耳了。

⑧互助组的初起、整顿、发展、成熟，其中的曲曲折折、是是非非，柳青全都经历过。身居破庙，心向草棚，白天跑农村，晚上写笔记，他精力全都用在了农村农业上，体察各种人的思想和心理，让不同人物素材在他头脑中积累起丰富的记忆。写了不少，也丢了不少，剩下的反复研磨过滤，历经五年，四易其稿，小说才正式定稿。

⑨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问世，引起极大社会反响。柳青随即着手第二部的写作，他是想把梁生^［1］等农民创业的历程“印”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亲自参与创建陕西王莽村“七一联合农业社”、皇甫村“胜利农业社”，使长安县农业互助合作工作得以健康发展，成为陕西和西北的先进典型。当代作家路遥曾评价柳青的创作：“一只手拿着显微镜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

⑩柳青有心让自己的作品像从黄土塬上长出来的一样，浸满地气。他留心观察农村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状况，用心揣摩“小说对象”的心理、精神状态和行为习惯，将每个人物使用的性格化语言都烂熟于心。《梁生宝买稻种》一段，把农民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艰苦奋斗刻画得逼真传神，使庄稼人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员的特有气质和谐统一在一起。作家“深入生活”的效果是用“生活深入作家”的程度来反映的。柳青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去做的。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说，柳青对普通农民从来不发脾气，也不说重话，要求脱产干部像和尚的木鱼子，“人家敲时嘴里还经常骂你，嘟囔你，那你也不能发脾气”。做农民工作，一次就讲一两个问题，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和实例，把道理说深说透，让人们真正理解党的政策。

⑪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是在泥土里扒拉一辈子的农民，善良、勤劳、倔强、保守，他由衷地感谢带来土地、带来创业希望的共产党，但又不理解、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思想和性格上充满着种种矛盾。写梁三老汉的时候，柳青不由自主地流泪，他是把梁三老汉当作自己的父亲来写的。这个形象，承载了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奋斗与辛酸。

⑫低于生活不是现实主义，脱离生活也不是现实主义。柳青深谙此理，他对贫苦农民倾尽笔墨，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他们身上，当然也包括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常常以托尔斯泰为标尺自省，不敢失去一个作家的良心，竭力在作品中体现出历史价值和作家的责任担当。

（取材于熊启文的同名散文）

注释：【1】梁生宝与后文的梁三老汉均为《创业史》中的人物。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传统文化创新节目具有的与众多新兴媒体及其文化产物不同的厚重历史感和独特“包浆”韵味使它在文化节目存在形式同质化、制作浅表化等问题的当下依然具有先天的吸引力。而如何从              的历史典籍中攫取“文化亮点”并提炼出新奇创意，是制作文化创新类节目的       。

河南卫视在这方面可谓              ，表现不俗。端午节目开场舞《祈》以洛神、飞天为原型，采用真人水中起舞的形式再现曹子建笔下“雳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的曼妙，舞出文化的“回归”；《丽人行》借老杜诗名，给每位演员画上花钿、斜红、面靥齐全的唐朝妆容，以重现“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大唐盛世……显然，在深入挖掘传统题材的基础上，能否采取最能触发受众民族自豪感、最能唤起受众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的文化元素，是这类文化创新节目频频“出圈”的关键所在。

材料一：

数据显示，2023年理科报名人数明显下降，有媒体分析，新高考后，数学不分文理，物理就显得难度上升，文科科目相对来说遇到绝对不会的题的概率比较低，遇到难题答总能得一定分数，这就导致选理科的人数下降。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指出，可以通过高校招生专业限定性要求，提高高中生选学物理和化学的比例；同时，建议组建科学家志愿者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争取让每个孩子身边都有科学家。

（摘编自《意林》2023年5月刊）

材料二：

羊城晚报：当面临就业这道难关时，该学的理科还是要学。高考的选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决定未来的职业选择。但是，对科学素养的培养，我们依旧有许多工作可以开展。

中国教育学刊：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ndMathematics，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是社会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STEM专业相比其他专业，在人力资本积累上具有更高的正外部性，对促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比其他专业的毕业生更为显著的作用。

北京教育：许多学生早早就放弃了对物理知识的学习，一方面，削弱了国民的科学素养；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高校理工科专业选择生源时选择面变窄，不利于优中择优。

新高考改革的本意是促进学生的多元化发展，然而如今又出现了诸如“限制报考专业”、“推动学生选择理科”等呼声。对此你如何看待？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